专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贾德先生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田芸）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特别联大的规模、重要性及对全球范围内保护儿童事业的意义？
贾德：联大特别会议反映的是联合国大会所有成员国的最高意愿，大家应该记得过去关于环境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的特别联大都产生了全球性的长远影响。此次大会是联合国首次召开讨论儿童问题的特别会议，最让人兴奋的是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儿童代表第一次走上联合国大会，甚至安理会会议的讲台，倾诉他们的愿望和理想。此外私人机构代表和大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如比尔·盖茨先生，他在大会上捐助了7000万美元。儿童特别会议最后通过了名为“一个适宜儿童的世界”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具有相当高的严肃性，表达了世界各国对在今后10年中改善儿童成长环境做出的承诺和决心，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加以执行。
越南未成年少女(一个10岁，另一个8岁)被强迫卖淫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知道这个最终决议的通过并不容易……
贾德：涉及20亿儿童的问题怎么可能容易呢？在1990年儿童问题高峰会议和去年横滨会议的基础上，本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例如各国都要建立儿童的社会培育计划，我们不仅应当关心儿童的身体健康，也要让他们具备健康的思维和良好社会适应能力。基本教育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由于种种原因辍学的学生，未来10年里，全世界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应当降低50%，同时要让90%的儿童享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这点也十分重要，因为基本教育的质量在很多地区都被忽视了。
孟加拉国遭受洪水后露宿街头的女孩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联大似乎对保护儿童不受战争、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问题投以了更大的关注？
贾德：因为在过去10年中，侵害儿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侵害事件被暴露出来，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因为各种侵害而丧生。今后10年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的目标包括：让儿童免受战争危害、免受性侵犯、性剥削、免受奴役、免受大规模人为灾难的侵害。
三联生活周刊：大会如何讨论艾滋病问题？
贾德：在对抗艾滋病问题上，国际社会的立场是空前统一的，这方面的决议几乎没有遭遇任何争论就得以通过。艾滋病对儿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在博茨瓦纳，40%的教师感染了艾滋病，想想有多可怕！再过10年，那里将没有人对儿童进行教育。到明年底，所有国家都应制定防治艾滋病的明确计划，重点监护15～24岁的人群，因为他们最易受艾滋病威胁。联合国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这一年龄段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降低25%。第二个目标是2010年将1岁以下婴儿感染率降低50%，主要是要阻断父亲—母亲—孩子的垂直传染链。第三是今后两年所有国家都应制定执行艾滋病儿童和艾滋病家庭的社区保护计划，对于那些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或是父母感染艾滋病的孩子，在保证他们得到有效治疗的同时，帮助他们在社区和学校不受歧视。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所知，在如何保护和教育儿童方面，会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尤其是美欧代表在儿童堕胎、避孕和性教育问题上分歧很大。有媒体称最后的决议其实是个妥协的结果。您觉得这种分歧会不会影响决议的可执行性？
贾德：诸如此类的争执没什么可奇怪的，许多分歧涉及文化、宗教、历史的差异，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为儿童建立一个更加适宜成长的世界。最后决议体现出的共同精神之一是国际社会应当为所有儿童建立完善的学习渠道，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周围存在的问题，并能主动参与解决成长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这里面包括对性的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儿童代表，这是不是联合国第一次邀请儿童代表参加如此高级别的会议？
贾德：这是儿童第一次以正式身份进入联合国大楼。我亲自参加了其中一个儿童论坛——“儿童友好城市”，全世界四个大城市的市长被邀请来与儿童代表对话，讨论城市化与儿童的成长环境。在很多论坛上，孩子们向本国政府代表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一些问题甚至很难加以回答。我相信孩子说话的时候，所有与会的领导人都在认真聆听。在很多场合，儿童关注的话题甚至超越了他们自身，总体上看，孩子们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即教育如何帮助儿童度过最关键的成长阶段。儿童对环境问题也非常关注，他们认为各种各样的污染已经严重损害了儿童的身体健康。许多儿童对本地区的武装冲突有切身的体会，他们说战争让当地的儿童彻底失去了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儿童代表的意见对各国政府代表团官员们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贾德：儿童代表的所有发言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说出了他们真正想说的话。我不敢说所有政府代表都对孩子们的话投入了同样大的关注，但我认为，儿童代表第一次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为国际社会解决儿童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实际上，世界范围内选拔儿童代表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大多数儿童代表都是经过孩子们自己自由讨论以及严肃认真的选举后产生的，而且这次大会上发言的儿童大都超过15岁，本身已经具备一定成熟的思想。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会发现，所有的儿童都有自己的思想，即使和一年级的小学生交谈，他也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会喜欢或者讨厌自己的学校。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中国的儿童保护事业如何评价，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哪些不足？
贾德：我在中国已经工作了4年，中国人表现出的开放性和创新精神是发展中国家儿童事业的榜样。去年5月，中国成功主办了亚太地区战争与儿童论坛，这次会议同样有亚太各国的儿童代表参加，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中国还举行过好几次国内儿童论坛，中国孩子们拥有越来越大的空间来表达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关注。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儿童工作能有更大进展，首先，中国的儿童事业是和整个国家的扶贫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能够做到坚持不懈，因为虽然贫困失学儿童的数量每天都在减少，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第二，中国政府承诺到2010年为每一个中国儿童提供完善的9年制义务教育，那些拥有充分资源的省市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但那些贫穷省份则面临许多困难。中国政府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怎样调动资源，帮助贫穷省份的孩子也享受到同样的关怀。第三，在保护儿童和改善儿童生存环境方面，中国也面临严峻挑战。愈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对成千上万儿童的健康形成了威胁，买卖儿童的犯罪现象仍很猖獗，还有一个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问题是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侵害。
抗议全球日益严重的童工现象
30万这样的儿童军
实习记者 田芸
在圣弗朗西斯中学的校园里，这四个孩子看起来并非那么引人注目。与那些挤在长凳上的十四五岁的孩子们相比较，他们只是显得略为成熟。老师们甚至认为他们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懂事，有更强烈的求知欲和纪律性。如果不仔细观察，谁也没法想象他们曾经在塞拉利昂的革命阵线联盟军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残酷的战争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这4个孩子来自塞拉利昂的马克尼(MAKENI)，在那里，他们就读过的马克尼中学1023名学生中，有25名都和他们一样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在战争中，4个孩子都至少失去了一个亲人。15岁的阿都拉曼更是成为了一个“战争孤儿”，到如今他仍和一个军队司令官生活在一起。战争过后，大家过着贫穷的生活，每天仅仅食以果腹。
对阿都拉曼来说，战争开始之前的那些日子是那样的让人留恋。那时他的祖母开着自己的小商店，每天清晨她都将自己做好的熟食拿到店里去卖，阿都拉曼总是会去帮忙做点收拾碗碟之类力所能及的小事。每天放学后，阿都拉曼总是飞快跑回家，和小伙伴们踢足球。“我最擅长踢后卫。”他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有时候下午放学，祖母的铺子还没有关门，她就会给我一份额外的香喷喷的肉来吃。”
阿立尤比阿都拉曼小一岁，被强迫入伍那年，阿立尤只有9岁。1998年的一天，4个士兵冲进他们家院子寻找食物，看见阿立尤站在那里，就说道：“我们想带一个像你一样的小孩儿走——就是你了！”阿立尤的母亲当时除了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与他们不断争吵想阻止他们，后来在听到一声枪响之后，阿立尤就被带走了。走过院子时候，他看到父亲的尸体横躺在地上。
阿都拉曼在8岁时候第一次开枪打死了一个人。在战争中凡是有什么命令阿都拉曼不愿去服从时，那些士兵就用死亡来威胁他。有一次他们把一个要处决的成年人带到他面前，并递给他一支枪，阿都拉曼拒绝了，“他们于是在我的两脚之间放枪。我只能接过了那支枪……”
4个孩子都在战争中染上了毒瘾。在灌木丛中，那些士兵让阿立尤吸食大麻，说这可防止他染上那些传染病。他们还在阿立尤的鬓角上切开一个口子，每次新的战役打响之前，都往里放一些大麻粉末，“然后我眼里的人类都失去了真实价值，我只感觉到光，我冲了上去……”扎卡利亚在战争中的职责就是四处购买毒品，士兵们强迫他自己也去吸食。在他的左胸上有一个十字形的口子，在接到任务后，这个口子里就会被可卡因粉末填满，这时扎卡利亚就开始觉得强壮无比，不再害怕任何事情。而没有可卡因的时候，他就又陷入了寒冷与恐惧之中。在那些日子里，有时他一天会使用两到三次可卡因。今年16岁的阿巴斯，更是在战争中静脉注射过25次以上的海洛因。
战争让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地变得残忍。阿立尤在“他不死你就死”的命令中学会了开枪，成为了10个16岁以下孩子的司令官。阿巴斯在kalaba街头亲眼看到了一个怀孕的妇女被孩子们剖开，“我们跟随两个军官在街头闲转，看到一个妇女挺着肚子，两个军官就开始打赌她怀的孩子是男是女。他们争吵不休，最终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军官叫手下的孩子们冲过去，剖开了那女人的肚子。”阿巴斯说，“她怀的是女孩，婴儿活了下来。”
新德里市中心地铁站。贫困导致孩子乞讨为生
“我们当时经常会轮奸妇女，有时会六个人一起去。”阿巴斯说那种时候大多数人是处在使用毒品的迷幻状态之下，“我没有太多感觉，仅仅为了性，就去了。”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和一个女孩发生性关系后，女孩抱怨说很累，他就掏出手枪，子弹从女孩的阴道里射了进去。除了这些，阿巴斯还有一次亲身经历的残酷行动：他们所有人都穿上黑衣并把自己称作是眼镜蛇，“我们杀掉那些人，我们把他们放在锅里煮熟，我们吃掉他们的肉然后砸掉他们的锅。”战争让这些孩子失掉了基本的人性。阿都拉曼和他的同学们杀掉了自己的老师，而扎卡利亚和他的同伴们则在每次杀掉一个人后，就把此人的手腕拉开一条口子，饮血为乐……
现实中的战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可留在孩子们心里的阴影却依然促使着他们和自己作长久的斗争。童子兵的经历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后遗症。就像阿巴斯说的那样：“有时我总感到眩晕，不顾一切地想去做一些坏事儿。”三个月以前他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土匪，被激怒的阿巴斯夺过身旁削土豆皮的女人的刀向那个孩子刺去，所幸躲闪及时只伤到了皮肤。“每次我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走过，”16岁的阿巴斯说，“我就想起我们在灌木丛里强暴妇女的经历，就会忍不住地冲她喊道‘过来，让我玩玩儿’。”
扎卡利亚在回家后的日子里经常做恶梦，梦里他拿起枪来开火，杀人分尸，做战争中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怕事情。“我觉得很害怕，我怕这些事情有一天会再次发生。我与女人相处得很坏，看到她们的时候我总觉得她们会揍我，甚至会杀了我。”
孩子毕竟是孩子，在重返家园以后，他们依然像所有孩子一样幻想着美好的未来。阿都拉曼说，他现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能好好把书念完。阿巴斯想成为一名教师，他希望自己能到美国学习一种有用的技能，并回来传授给祖国的人民。
没有人会希望更多的孩子走上战场面对残酷。阿巴斯说：“我们需要一个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好领袖，主应该原谅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这些不是我们的错，这些都是那些大人们酿成的灾难。那些人是罪犯，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扎卡利亚说：“战争过去了，而我们身上的一切绝不应该再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
他们说出了曾经参加东非这场战争的15000名孩子的心声。在这个世界上，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有55场都有15岁以下的孩子参与，依然有30万颗原本应该天真无邪的童心，正在沙场上被鲜血浸染……
一名8岁的印度童工在香料市场搬运50公斤重的货物
童工是这个世界丑陋可耻的现象之一
2.5亿名这样的童工
实习记者 田芸
帕蒂纳萨和小伙伴们丢沙包、捉迷藏的好日子早在6岁那年就已告终。那一年，他走进了印度马德拉斯东部地区的一家卷烟厂，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从周一到周六，从清晨6点到夜里10点，帕蒂纳萨在那间狭窄阴暗的茅草棚里不停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卷起切割成丝的烟叶，把细长烟卷在底部搓拢。这样的一周下来，他拿到的酬劳还不足1.3美元。
“我想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我没有选择，我爸爸病了。”帕蒂纳萨的父亲今年53岁，在严重哮喘与肺结核的折磨下，他还得做些琐碎的零工以每天向这个家庭贡献30到50美分的收入，帕蒂纳萨的母亲每日拣拾柴火卖给别人，收入约43美分。
“你要是不去赚钱，你就没饭吃。”父亲对帕蒂纳萨说。夫妻两人极不稳定的收入常常会难以维持一家五口每天的口粮，他们有时能吃上些蔬菜，但肉和牛奶是从来都买不起的。一周总有那么一两次，邻居会救济他们一些粮食，而当邻居们也没有富余的时候，他们就把中午的一餐省去，一天只吃一顿晚餐。
除了与生存做斗争以外，这贫困的一家人还得担负起帕蒂纳萨父亲永无止境的医药费，为了治病，他们曾向放贷人借过一笔钱，贷款的代价就是把他们家的儿子们抵押出去，辛苦劳作直到这笔钱及其令人惊叹的高额利息被还清为止。
这家的大儿子现在已经24岁了，17年前，父亲就已经把他抵押了出去。在另一次手术之后，帕蒂纳萨也以50美元的身价被买走，最小的孩子才5岁，现在却也已经身为人奴。
帕蒂纳萨一小时接一小时的盘腿坐在卷烟厂的草棚里，每每感到双腿变得沉重，“我觉得我像是长出了一双大象腿。”他的头部、背部、膝盖和手指都常常忍受着令人消沉的疼痛。饥饿感时时袭来，以至于他常常会难以完成每日卷2500支香烟的任务量。而如果他没能完成这些任务量，或者仅是迟些完成，工厂主就会操起木棍把他暴揍一顿。卷烟厂的绝大部分孩子都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虽然痛苦，但却没人有胆量逃跑或者反抗。在工厂主强大的势力范围之下，帕蒂纳萨的八次逃跑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每次回到那个简陋的工棚里，他所面对的都是一顿更残酷的暴打。最后一次逃跑之后，工厂主找出一根只有一步之长的铁链子，把帕蒂纳萨的双足锁了起来，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解开。
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字说明，全世界有2.5亿名像帕蒂纳萨这样5到14岁的孩子，为生存而陷入了并非他们所能承受的沉重劳动，5000万12岁以下的孩子还在从事着极具危险性质的工作。当沉重的劳动剥夺了他们孩子的天性时，绝大部分人也在忍受着成人带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
“我的主人在我左腿上用烙铁打下印记，以证明我是属于他的东西。”12岁的瑞杰特说到，这奴隶的标记从此将伴随他一生。
童音发人深省
“我要把这次大会的成果带回家，我要告诉伙伴们一切还有希望。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大人们认真地听我们说话就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确实应该了解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威尔莫特·因科，16岁，利比里亚代表
“我们的责任就是促使本国政府切实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并告诉所有人关于这次大会的一切。”
——拜兰·吉特拉茨，17岁，墨西哥代表
“我们心中的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能使我们免受饥饿、疾病和各种痛苦的避风港，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的大家庭。在那里，每一个儿童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
——金泠彦，17岁，中国代表
“我们这些非洲孩子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最后达成共识，但我们所指望的你们这些领导人很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里普西·德万德维，17岁，斯威士兰代表
“被逼卖淫的儿童是最悲惨的童工，逼迫儿童卖淫是最无耻的侵害。”
——拉塔那·莱伊，15岁，柬埔寨代表
“我长大后一定要从政，像我这样的孩子整天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劳动，我不希望以后我的孩子也会这样，我要从政来改变这一切。”
——当讨论会主持人问孩子们谁想从政时，16岁的印度代表巴哈·萨拉马尼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