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学卷舌

（文 / 沈宏非）

一项普通话水平测试显示，港人的普通话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负责测试的机构发言人表示，在普通话水准上，香港方言区比起内地其他方言区已毫不逊色。即使这项测试不是由像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权威机构主办，我也照样深信不疑，依据是：一，若没有这种“普及”作为群众性基础，伏、梁之恋就不会顺利沟通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二，别的不说，就冲着前几年港人“学普”的那份热情那个劲头，有今天这样的喜人成果，亦是顺理成章。

有句老话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香港人(或广东人)讲普通话。”此处的三“怕”，所指皆为他人感受。平心而论，学说普通话对于操粤语方言者的确是一件难事，以我个人在该地区二十多年的语言生活经验，别说是香港，就连广州人亦视为畏途。然而，港人之学普热情自1997年开始就高烧不退，既然连香港人自己都不怕，也就顾不上别人怕不怕了。不过，在理财风格上习惯了“一夜暴富，爱走快捷方式”的港人在“学普”态度上亦复如此，用香港作家陶杰的话来说：“香港人近年学说国语的最大毛病之一，是基本功没有学好，先学高级的发音，一步登天地乱学北京胡同居民的卷舌头，结果是不该卷舌的字眼，反而卷了舌头；而该卷舌的字眼，倒忘了卷舌头。”

且不论态度如何，卷舌确实是对包括粤港两地在内的大部分南方中国人在“学普”道路上必然会遭遇到的最严峻的考验，而这又正是普通话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港人是“爱走快捷方式”，还不如视其为“知难而上”，问题偏偏也就出在了这里。前几年香港电台制作过一个专教港人“学普”的电视节目，打死也没有想到，我居然是在一部百分百的“港产片”里听到了有生以来最道地、最生动、最密集的北京土话。只见陈松伶和周海媚两位主持，不厌其烦地领着大家说：“起腻”、“事儿妈”、“巧嘴八哥”、“较真儿”、“条儿”、“盘儿”……尽管此二姝当时都只能算是夹在一线与二线之间的艺人，但是当她俩扣人心弦地卷起各自的香舌，这档节目还是被我这种要求不高的人看得满口生津。再说，她俩的“条儿”是那么的“顺”，“盘”又是那么的“正”。

态度端正的观众还是占大多数的，例如我的朋友老杜。老杜是那种可以把“香港特别行政区”说成“香港特别神经区”的香港人，不过“学普”精神，准确地说是学习卷舌的精神却委实可嘉。我相信，如果舌头够大的话，老杜是可以在洗睡前用杜太太的卷发器卷住自己的舌头过夜的。老杜和大部分港人皆坚信不疑，讲好普通话的关键就在于像炒鱿鱼那样卷好自己的舌头。老杜不仅勤学卷舌，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意连同铺盖也一起卷到了北京，接着又在北京包了一个二奶。打那以后，老杜的普通话如虎添翼，每当他和他的二奶吵起架来，老杜就会青筋暴露，一头雾水兼大汗并且义正辞言地对那位三代世居城南的奶奶喝道：“请你说普通话！”

需要略做交代的是，他们吵架时我碰巧有几次在场。老实说，即使是作为旁听者，老杜的那句话，其实也正是我彼时想说而不便说的。许是因吵架过频，“普通话不标准”的二奶后来被老杜甩了，但这似乎反而对老杜的“学普”积极性起到了某种正面的激励作用。有一次他深有体会地告诉我：学会卷舌，并不等于真正学会了普通话，比卷舌更重要的是学会“儿化”。他举例说，非但不可以把“二奶”说成“爱奶”，而且还得更加正确地把“二奶”读做“二奶儿”。而当我第19次听到老杜在训斥他的员工时把个“操”字也儿化了之后，我确定他已经走火入魔。

后来生意失败，老杜跑路去了。每一次想起老杜及其功败垂成的“学普”经历，就会不无惊骇地发现，尽管我说了三十多年的普通话，竟也是不合格的，我们的问题其实一样，即卷舌不难，难的是“儿化”，儿化也不难，难的是不知道何时应当儿化，何时不该儿化。我去查了几本语言学的书，书上说，在以下这几种情况下应将字词“儿化”(er-suffixation)：表示亲切、喜爱的感情与温和的语气的语气，有“少”和“细小”的意思；词性转化或简化。这些我都懂，不过，听到央视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口口声声的“拜仁儿慕尼黑”，我又不明白了。好在中央台不播英超，否则，我大概就会听到“利兹儿”或者“曼联儿”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名称了。说到“联”字，我另有一大惑：总听北京人把“四联美发店”读成“四联儿”，而《三联生活周刊》尽管也被简化为“三联”，却甚少听到它被读成“三联儿”。为了进行有效的自我说服，我不得不这么去想：跟“四联儿”比，“三联”可能是一个不够“细小”，也不够“亲切”更无法向它“表示喜爱的感情和温和的语气”的单位。

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一点都不“普通”的话——这是老杜的语重心长，在此愿与精进中之港胞及天下“学普”人士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