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圆桌(18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冬梅 包包 Harold 贾妮)
上帝与刁民
何冬梅 图 谢峰
“3·15”真是大快人心的好日子,亿万个上帝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这打假时刻到来。很可惜,那个晚上我正在某酒楼为自己的装修事宜请教朋友。第二天就有义愤填膺的地产人士打来控诉电话,据说某个二十多岁敢于揭发地产黑幕曾经在二十多个项目战斗过的资深人士,大谈样板间缩水事宜及种种欺骗招数。打假当然是件好事,但刻意的哗众取宠就不必了。
作为地产人士,我恐怕不会聘请一名做过二十多个项目的销售人员,多少听起来让人有点质疑。最后在主持人询问是期房好卖还是现房好卖时,这位勇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期房好卖,这句不负责任的回答招致同行说出sb这两个字母。招人骂也并非没有道理,你去问问地产人士到底是期房好卖还是现房好卖。能买房的客户哪个比你傻,随行律师拿出一副整死你的表情,签署的合同恨不能置发展商于死地。即使发展商委屈求全签了一份不平等条约,客户最后还得摆出一副弱势群体的架势。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做销售的(甭管哪一行),签署合同时是最通情达理最痛快的一群。因为大家彼此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哪个做销售的没有被客户折腾得肝儿颤的时候?
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是食色性。某先生买了一个仿真自慰器,这东西很脆弱一个晚上就使坏了,先生去退,售货小姐白了他一眼说再结实的货也架不住使得狠呀。某女士遭遇同样的事情,用了十天人家不给退,责怪女士使用频率过高才导致产品损坏。这种事情只能吞落牙齿往肚里咽,除非你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我在赛特见过这种勇士,某某牌神油使了大半瓶要求退货,商场的大姐好言相劝,这位上帝铁了心,在他的声嘶力竭声中到底生生给退了。有人在旁侧曰这刁民没事儿找抽。我自己也有从优雅的上帝沦落为刁民甚至暴民的经历。去某大医院检查身体,听着女大夫在里边用各种过分语言侮辱农村来的女病人,我的怒火一点点上升。轮到我时她改变方式变成一名聋哑大夫,我很镇静地把花了几百元检查费的病历从她手里抽出来,撕碎揉成团砸向她丑陋无比的脸,踢翻了她的椅子。这个变态女人叫嚣着喊保安,我告诉她不必叫保安我要找院长,终于明白有些麻木的大夫要挨揍的原因。
说实话,谁也不想做刁民或者暴民,谁都愿意做一名彬彬有礼的上帝,但有时候国情不允许,你只能在上帝与刁民之间寻找一种途径或探求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自己触犯法律又不让自己被商家玩弄,尺度要拿捏准,真的不容易。
遇上300%的西餐
包包
我对西餐始终有点恐惧,哪怕推开办公室的门就是杭州最大的西餐厅。吃西餐时我会正襟危坐、举止优雅,不过,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让我对西餐怎么也亲热不起来。
我第一次吃西餐就出了洋相。那时我刚进大学,恰逢学院成立大会,和师兄师姐一起被挑去凑成一支礼仪队。我记得下午1点半,才被放行进入杭州黄龙饭店水晶宫用午餐。我们快速包围了自助餐台,极度疯狂地拿着盘子、刀子、叉子或筷子,抢到位置的坐着,抢不到位置的站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然后,刚送走某政府高官的曾留学海外的院长走进宴会厅,顷刻间露出了惊愕表情。很快,一位任课公关礼仪的女老师气极败坏地冲向我们,强迫我们挤在几张小桌子旁像个绅士淑女般地吃完我们迟到的午餐。此次集体洋相后来成了学院的反面教材,是老师们在讲到礼节礼貌时必举的例子。
大学时代的一位朋友回天津探亲,刚巧我出差去了北京,她到北京与我会面时请我到SILK ROAD TRATTORIA用餐,一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花费超过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我很感激她的慷慨大方,但无论我还是她,都表现得很矫情。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所从事的行业,或者是她听过的上面这个故事让她记忆犹新,所以格外仔细地为我讲解西餐知识。席间,她多次提及意大利人的用餐习惯,多次强调各类刀叉的用途,多次示范卷面条和喝汤。我吃人家的嘴软,配合得很好,那一顿她请得很开心。她在喝完咖啡,用餐巾的内侧优雅地擦拭两片红唇时,享受地说:“在国外习惯了,回国还是爱吃西餐。”我不好说什么,暗地里为她嫁给一个意大利人不到一年就忘了本而唏嘘不已。
我有逃离上海红房子西菜馆的经历。我和同事在淮海路上找饭吃的时候,看到了与大光明戏院、和平饭店一样让人联想起旧上海的红房子,于是很果断地闯了进去。这真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在无人引座的情况下,我们只用了一分半钟,找到了靠墙的桌子。浏览了整本的菜单,扫视了邻桌的成品,然后以侍者来不及反应的速度,再次果断地闯了出去。我猜在我们离开因年久而晦涩的餐厅时,因年久而麻木的侍者会用上海话嘀咕一句“乡下人”。但是,饥饿的乡下人啊,还是无法忍受这昏黄阴暗的环境、陈旧不堪的餐具和本土海派的西菜。不得不承认这到底是社会名流、时尚精英慕名而去的地方,有非我们能解的风情。索性,在对面不远处找一家干净明亮的上海老牌中式菜馆,花上一道西餐主菜的价格,饱饱地吃了一顿。
丢失的恐惧
Harold
《现代启示录》里面的那个美国大兵在被砍成碎片之前终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恐惧,在那一刻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丛林里的上帝,宣判至善或者是邪恶的法官。人类恐惧的根源是对死亡的恐惧,只有面临死亡才能够帮他找回久违的恐惧,幡然悔悟。
有同事借给我一张DVD,是《危机四伏》,同事跟我说是恐怖片,嘱咐我不要一个人晚上看,免得吓破胆。在可以和我分享电影的人里,我找不到一个愿意和我一起看恐怖片的,无奈只好吃完晚饭泡了杯热茶一个人看。从摁下“播放”开始我就准备好接受惊吓,可是直到放了大半,悬案已经快要水落石出了,我连一点惊恐的迹象也没有。
我的恐惧哪儿去了?
科学家们研究恐惧这种心理现象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实验室里饲养的没有野外生活经验的猴子接触蛇,猴子视若无睹毫不害怕;再让野外捉回来的猴子与蛇接近,它们吱吱吱地躲避,显示出恐惧。科学家在第三个实验里用录像设备记录下野外猴子看见蛇以后的惊惧表现,并且播放给实验室猴子看,实验室猴子学习到野外猴子的恐惧,也开始惧怕蛇。科学家想通过这个实验证明恐惧大部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每个人都是那只看过录像片的实验室猴子,通过学习对自然、社会、战争、妖魔鬼怪甚至是科学产生了恐惧。
恐惧产生以后人自然要作出反应,英语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Fight or flight”,就是说要么正面抗拒,要么撤身逃避。野外猴子看见蛇以后采取了万无一失的躲避策略,而人类比猴子进化得更高级一些,可能也更智慧更勇敢一些,所以常常想出办法征服恐惧。因此人类的历史从这种角度来看是一段克服自卑(阿德勒)和恐惧心理的历史,从米开朗基罗把身体健硕的人作为教堂天穹顶上的主角,一直到现在的科学家不顾政府禁令试图克隆人,都只不过是人类在试图从上帝的手里篡夺原本应该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由。
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英国士兵拒绝战斗,因为贞德说带来了上帝的消息,说上帝站在法国人一边,会让英国人血流成河。后来贞德被烧死了,“上帝信使”的传言也消失了。如果连上帝也无法让人类恐惧,那么只剩下惟一让人恐惧的就是人自己了。
娱乐界开始制造人吓人的游戏,斯皮尔伯格制造了一条嗜血成性的大白鲨和一群体格庞大、争勇好斗的恐龙,另有人制造了一只能够像推倒积木一样推倒帝国大厦的巨型怪物哥斯拉,也贴着好莱坞制造的标签。这还都不算什么,据说最恐怖的是那个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用长发遮住脸的贞子,导演们渐渐发现真正巧妙的恐怖片会让观众的恐惧和焦虑慢慢积累,慢慢爆发。
我想真正可怕的倒未必是恐惧的存在,而恰恰是人们认为没有恐惧存在了。
夜读《昆虫记》
贾妮 图 谢峰
每当我心神不宁的时候,定要找出《昆虫记》来读,旁的书总是不行。一般我会选一篇短的,如《大孔雀蛾的晚会》,我就很喜欢。特别烦的时候,需阅读篇幅长些的。虽然我尽量避免这样,希望所有不安都能由大孔雀蛾来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所难免,不免令人有些无奈。
很多书我都没有像《昆虫记》这样翻来覆去地读,却也说不上它好在哪里。平时我不喜欢昆虫,读书的兴趣也不是这样。我从小喜欢言情小说,长大亦是如此,间或读武侠,还有些爱看电视连续剧,只不过自己很少承认而已。
有个朋友很惊讶,说刚认识你时你在读《昆虫记》,怎么现在还在读?这话解释起来就需费些周折,只说明刚认识他时我有点心神不宁,现在恰巧又心神不宁。但中间有蛮多时间还是美美地玩儿了游戏,逛了街,读了书。除了上面提到的我读书的偏好,也还翻出了《穆旦全诗》通读过一遍。有些突然获得的幸福的读书感想,也曾急忙好哇好哇地与人探讨。
可是生活就是有趣,偏偏给你的心灵空出时间,让你非读《昆虫记》不可。我读着那些虫子的吃吃喝喝,结队爬行的傻样,随着作者法布尔的笔触,详细了解了它们的饱食终日及生命轮回,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完整的一生。尤其是夜读《昆虫记》,我总觉得自己一会儿是蟋蟀,一会儿是甲壳虫。不论是多么低级的动物,我竟总能感到作者全心全意的注视,他关切着我作为虫子的一举一动,却从不干扰。所以,不论当什么虫子,我都满心欢喜。至于为什么喜欢孔雀蛾这篇,读过的人便会知道,在法布尔眼中,大孔雀蛾,其实是蝶蛾,特别特别美丽。他上来就写“有谁不知道这种华美的蝶蛾呢?”当上了这种蝶蛾当然令我开怀。
说实在的,享有盛名的《昆虫记》,被我读到这个份儿上,特别惭愧。但我这个水平,总归是没什么办法。作者认真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可回答不了。只想在他专情注视下,当一会儿幸福的虫子。尤其最近心情忽上忽下,看来非得把一直珍存的长长的《朗格多克蝎的婚恋和家庭》拿出来读完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