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飞一般烧瓶

（文 / 沈宏非）

飞机场的消费比非机场的昂贵，此事一向如此，亦从未有人提出异议。邪门的是，这种了无新意的常识，不知何故就成了媒体群起炒作的话题。尽管投诉主要针对着云南和沈阳的个别机场，但实际上零售价格的昂贵是每一座民用机场的惯例，合理或令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价格，大概只能在军用机场才会碰上。但是这并非症结所在，卖点是，消费者终于觉察到自己的“被宰”处境。

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我认为，消费者之所以能长期地任由“机场价”宰割，主要是屈服于飞行的淫威。一直以来，搭乘飞机乃一项昂贵而奢侈的消费，甚至是某种特权和身份的象征。因而由“飞行”所延展出来的一切相关事物也就沾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光。正所谓“一大三阔”，既然立马就要一飞冲天，喝一杯天价的茶水又何足挂齿？引颈成一快，不负天上游。当然，对于这段往事，我们今天亦毋须有任何的妄自菲薄，除了不需要处以上单位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之外，西方人其实也一样糗过。五六十年代，乘喷气客机去旅行的那些非富则贵，出门前通常刻意打扮一番，故英语有JetSetLook一词，特指那种光鲜套装并且有LV旅行袋的“机场行头”。1968年，约翰·丹佛甚至还写过一首歌词忧伤而旋律甜蜜的歌，就以乘坐喷气式客机为标题。

尽管今天在我国任何一个机场里都可以见到比工作日的写字楼和非工作日的公园更多的西装革履，艾柯笔下的那种“携GUCCI旅行箱包办理经济舱登机手续”之景象亦在我国的机场出现。不过“打飞的”正在日益成为一种平民化的经验，这种变化是以下列的连串事件及其连锁反应为代价的：机位的供过于求，介绍信制度的取消，安检的非军事化，超爽的机票折扣。对于我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头等快事，就是以往我得诚惶诚恐地托他们买机票的那些人在我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在一夜之间丧失得一干二净，就连这些人本身似乎也大部不知所踪。此外，随着成本控制成为航空公司苦练内功的必修课业，空姐不再是昂贵票价的充分理由，尽管美貌与勤劳依旧，但是在我这种贪慕虚荣的小男人眼里，她们看上去实在不太有机会也没有必要成为当年让我和一干男同学垂涎三尺的王朔笔下的那个“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能讲一整天的英语故事，并且自觉地用“免税美国烟”和“日本免税酒”来猛惯其小爱人的王眉。

Leaveingonajetplain，直到我们仰望苍天目送王眉和约翰·丹佛先后离我们而去，这才低下头来，并且神态不再庄重地对15元一瓶的康师傅冰红茶和130元一公斤的宣威火腿表示应有的愤慨。不过我敢说，这事扰攘一阵子就会过去，也不会成为今年“3·15”晚会上的热门话题。最起码物价局是管不了的，因为它跟民航总局管不了机票折扣一样，两件事在本质上皆由人的意志所决定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飞行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是飞机乘客仍然是机场这一特殊环境里的特殊人物。这种特殊性能使个别超级国际机场仅出售零售专营权一项即可每年坐收4亿美元。试想，一个在Checkin之前先行到海关柜台办理退税并且选择了现金退税的外国旅行者，大都不想把这笔不多不少的外国钱币揣在口袋里带走，最合理的方法，便是就地花掉。为了替你解忧，他们把商店从机场大门一路开到登机门前，非要你花掉最后一个硬币才肯罢休。说到硬币，我怀疑这项阴谋在安检时就开始酝酿了，那个穿制服的女人坚持要每一个乘客掏出身上的全部硬币之后，接着就背过身去把大家身上的硬币总数小声地通知藏身在某座自动贩卖机里面的那个獐头鼠目并且一脸奸笑的家伙。

其实除了DFS里面那些千篇一律的奢侈品能为消费者省下一点税金之外，机场商店里的绝大部分商品皆乏善可陈。正常人在机场所产生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旺盛的消费力，我猜想可能还与即将到来的飞行行为有关。婉转一点的说，一个“购物天堂”也就是距天堂最近的商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人在登机前多少都有一种“末日心态”，就我个人而言，那种购物冲动与其说部分是为了打发时间，不如承认为填补空虚，即为了补充安全感之不足而奋起消费。当然我从来也没也虚弱到见东西就买，理性的大方向还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像白云机场候机厅楼梯底下的“五十元足底按摩，加十元赠送修甲”这样的乐子，就会被我视为某种严重的不祥之兆而避之不及。

《北非谍影》里的男女主角在巴黎分手时，女方有一句经典台词传世：“吻我吧，就像是最后一次吻我。”许多年以后，我突然明白褒曼其实早已说出了我在每一次登机前一直想跟自己说的话：“购物吧，就像是最后一次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