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还是不干
作者:鲁伊(文 / 鲁伊)
2002年1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有限进口人体胚胎细胞用于研究的法案(路透/Reuters)
2002年1月30日,在经过几个月之久的激烈讨论,德国议会以340票赞成265票反对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有限度进口人体胚胎细胞用于研究。虽然这项提案所针对的对象只是那些已经从胚胎中分离出的干细胞,并且宣称不会破坏新的胚胎以获取干细胞,但这无疑是德国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们以及有关以干细胞为新盈利点的高科技公司的一个福音。尽管主要的媒体都还谨慎地将这一议案的通过描述为“科学家、商人和伦理学家之间的妥协产物”,而施罗德总理在接受采访时也小心翼翼地说,“我们不会比其他国家所做的走得更远”,但反对者的抱怨似乎更能揭露事件的本质。他们说,这根本就是向错误的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大步,而某家从事干细胞研究的生物公司负责人在闻知此事后对美联社的记者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意见非常简单直接——“我想,我们赢了。”
然而,这件被许多德国媒体爆炒的事情在英国人眼中,却可能变成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小菜一碟。早在2000年12月,英国众议院就曾经以压倒多数通过法案,允许科学家为治疗目的使用早期人体胚胎进行克隆和干细胞提取等研究。政府的支持使英国的干细胞研究飞速发展,以克隆出第一只克隆绵羊多利的罗斯林研究所为首的各大研究机构在干细胞研究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对白血病、帕金森症和肾病的干细胞疗法在实验中部显示了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法国的一项胚胎研究法案正在审议当中。1月22日,这项允许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从而为患者提供治疗方法、但禁止胚胎克隆的法案以325票支持21票反对在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读。从左翼和右翼势力对它的一致支持来看,它的最终通过只是个时间问题。
与一向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积极活跃相比,大洋彼岸的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却多少有些尴尬。这种尴尬,只要看一眼各大媒体对美国干细胞研究进展的报道就能略知一二。
1月18日,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一家单纯以获取干细胞为目的而制造人类胚胎的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琼斯再生药物研究所(JonesInstituteforReproductiveMedicine)宣布停止该实验。尽管医学院妇产医学系主任威廉·吉本斯(WilliamE.Gibbons)博士对记者说该项决定并非是迫于政治和舆论压力的结果,而是因为项目创始人加利·豪根(CaryHodgen)近来因病退休而其继任者更关注于干细胞研究的其他领域,但这听上去更像是勉强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且不说自2001年7月该研究所宣布进行此项研究后,来自反堕胎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给整个医学院工作都带来了阻碍,布什总统在2001年8月宣布有限度支持并资助至当时为止的干细胞研究,但坚决反对进一步破坏胚胎以获取干细胞,更反对单纯以获取干细胞为目的制造人类胚胎。这就无异宣判了琼斯再生药物研究所这项研究的死刑。
1月23日,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2002年的议程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关于胚胎克隆和干细胞研究法案。去年,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禁令,禁止所有人类克隆行为,而参议院也在权衡轻重,考虑制定同样禁令,或是有限度允许用于治疗目的的克隆胚胎细胞以获取干细胞的行为。但在一切还都悬而未决之前,只有使用目前仅有不足30个干细胞系所进行的干细胞研究才是合法的。
1月31日,《科学》杂志报道,2001年11月曾以“成功克隆人体胚胎”出尽风头的美国高级细胞公司(AdvancedCellTechnology,简称ACT)使用某种化学触媒使猴子的卵细胞不经受精而直接发育成为早期胚胎。在提交的论文中,研究人员写道:“这项研究为人类治疗性克隆给出了另一种解决之道。”如果翻阅一下去年11月ACT公司发言人在各大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就能明显看出,他们的口气变得谦虚谨慎了许多。这当然和ACT在宣布成功克隆人体胚胎后遭到的激烈反对有关——布什总统在闻听此事之后立即表态:“我百分之百的反对人体胚胎克隆,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此后的立法更规定,对进行人类克隆的违法行为,将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为避免重蹈琼斯再生药物研究所的覆辙,ACT首席执行官、一向以长袖善舞精明机变著称的迈克·威斯特迅速调整了公司战略方向。其实,使用化学触媒诱使卵细胞或成年干细胞回到胚胎状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主张,威斯特以前所在的Geron公司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并取得了某些突破。ACT重新回到这条从前并不太瞧得起的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无奈的妥协。
从宣传上看,很容易会得出美国在干细胞研究上保守且落后的结论。然而,其实美国是最早开展干细胞研究的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约翰·吉恩哈特(JohnD.Gearhart)在1997年成功分离出了能够成长为人体肌肉、血液、神经或其他组织的人体胚胎干细胞,这是干细胞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所有的反对力量中,宗教的影响力最巨大。在每100个人中就有63个是教会成员、34人拥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只有3个人宣称不信教的美国,干细胞研究对宗教伦理和道德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尽管从事干细胞研究的各路人马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诸如用来提取多能干细胞的那些胚胎是原本就没有用、早晚要被抛弃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副产品。以授精或是克隆方式制造出来的早期胚胎都没有超过14天、不过是一簇细胞、还不能视为一个生命。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以拯救许多患者生命,为了这个目的不应在“玄虚”的伦理上过多纠缠等等。但所有这些辩护都掩饰不了隐藏其后的对利益和声名的追逐,正是这种追逐使许多公司(包括ACT公司在内)过于重视造势而非实干,过于强调突破而漠视或掩盖可能的不利后果。功利主义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其实,许多持反对意见者并不像“科学教徒”所形容的那样死板。在漫长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以打破道德和风俗为代价取得的进步,往往只是加速了人类的自我残害和自我毁灭。在没有确切了解某项研究可能给整个社会体系带来的影响并掌握应对之策之前,说“不”或许比激进的说“是”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理性。这一点,从美国在60年代对著名的“反应停”持谨慎态度,从而挽救了无数婴儿的命运上就可见一斑。1944年,美国科学家就曾进行过试管婴儿的尝试,但直到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后的第三年,试管婴儿技术相对成熟后,美国才批准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而如今,美国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达5万人之多。试管婴儿的昨天,或许就是胚胎干细胞的明天。干,还是不干,这是个问题,然而,也许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在美国,教会成员反对布什总统支持并资助干细胞的研究(法新/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