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80)

（文 / 月光一刀 苏从 八斤 晓玮）

在路上

月光一刀 图：谢峰

我有一个朋友(其实只见过两次面，不过隔几天总会在一个论坛上瞎聊几句)，他是个狂热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为了拥有自己可以掌握的大把时间，辞去固定职业，主动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每挣到一笔钱，总会相应地组织一次远程户外运动。他居住的房子里人来人往，不久就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户外运动俱乐部。在俱乐部第一次见到他，个子不高，瘦黑而结实，穿着拖鞋，脚大拇指又厚又大，光看这个，会以为是一个大个子体力劳动者的脚。房子里到处都是乱丢的户外运动装备，我注意到一双厚重的鞋，它很像传说中用来练轻功的——穿着这种鞋子一些日子，一旦脱下立刻身轻似燕。可以看出，屋里有几个与他同类的自虐游爱好者。

大家热烈地谈论着曾经走过的线路和最想走的线路，以及相机、装备，每个人都两眼放光，如同进入精神家园。谈到西藏徒步线路，朋友的眼光黯淡：雪地装备贵得吓人，最少都得几千块，买不起。享受不了豪华自虐游，三五元小炒还吃得起。第二次和这个朋友见面，是在一条山路上巧遇，他们俱乐部二十几号人正在进行一个时间为两天的户外活动，许多人都背着70升以上的大包。类似的活动借助网络联络与聚集的威力，以及品位时尚流行什么的，正在祖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去年春节，一条经典徒步线路上的经典宿营地，其热闹和拥挤程度令人哑然失笑。我对户外运动和它的爱好者们有好感，自己也参加过两三回活动，但偶尔会尴尬地想到一个民间笑话：大山怀孕了，动静吓死人地折腾，最后生下只老鼠。

别不痛快。我们上网查询攻略，打印成册随身携带，呼朋唤友订机票车票，一掷千金购置所需用品，怀“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心，终于成行：身上穿着600元一件的冲锋衣，脚下800元一双的登山鞋，背着1000元的半人多高大包，包外挂着帐篷、睡袋等，包里有价值万元以上的相机和摄影器材，装备总重量超过30公斤，最终幻想是拥有一套阿富汗美军单兵装备。晚上露营摸出瑞士军刀削水果，带着头灯打扑克，像周星星一样搞笑，或者猛讲荤笑话，第二天可能会留下一堆玻璃、铁罐、塑料垃圾后，拔营扬长而去。上帝保佑，最多七天，所有人将回到他们来的地方。

去年的一期实话实说，嘉宾是戴着眼镜、穿着像城镇居民的何家庆教授，他在80年代中期揣上8000元在大别山区转了半年多，目的是“想把大别山的植物搞清楚”，照片上的何教授留着长发，的确如老崔所说“36岁的何教授像26岁的摇滚青年”。世纪末在大西南行程3万多公里，照片上他背着个破帆布包，手里一根木棍，徒步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就这么个设备。前两天逛新浪驴坛，看到有人正热烈地谈论着LAKEN水壶、SIGG水壶，忽然就想起那个何教授。

海明威的伤疤

苏从

我喜欢海明威的原因，是因为他那句“一个人可以被击败，却不可能被战胜”的格言。一个曾经是6.2英尺身高、240磅体重的汉子，当最后被考验他意志的皮肤癌、糖尿病等疾病击败，身体萎缩、衰老、疲惫不堪的时候，他选择了用在非洲打猎时用的心爱的口径12型包银双筒猎枪，把枪口塞进嘴里，击碎了自己庄严的头颅。最终可能会恐惧于自己的衰败，但他始终没有委琐地被战胜。也许他寻找的只是最好的结局——让逝去也变得美丽。因为有一种说法，哥特人的头颅只有击碎了才更美。

从作品与传记看，海明威都是一个绝对强悍的人，好像没有软肋。他还有一句名言是：“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的魅力在斗牛场上以一个瘦子对付一头一吨重的公牛；猎手要逼近猛虎，欣赏虎眼里的绿光；或者等待一头犀牛猛扑，好一枪击中它的两眼之间。他认为没有力量的男人是在荒岛上阉割过的。当然，女人们可能普遍不喜欢他对爱情的观点。他认为相对情欲，爱情是一种肮脏的谎言，“它挂在浴室门后，有一股消毒液的气味”。

忘了有哪个哲学家说过，人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生命结束，其实都在通过表演而引起别人注意。从这个意义，只能说海明威是表演得最出色的男人。海明威的脆弱其实都被遮蔽在他消灭脆弱的表演之中，就像他晚年用他的大胡子有意遮蔽折磨他的皮肤癌一样。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我们看到对死亡的紧张恐惧等待与真实的要战胜这种脆弱的紧张，但到成为格言时，海明威已经变成一种微笑的姿态。他说：“死亡自有一种美和安静，一种不会令我惧怕的变形。”有趣的是，当海明威征服自己软肋的时候，他的征服本身也就变成了软肋，使“海明威胸毛”成为一个关键词。以至他脱了衣服，尽管他已经足够粗犷，那些胸毛也全是真的，总还有人鄙夷地强调他是“贴胸毛的”男人。

也许海明威为他的生命价值付出了太大代价，他说他一生都在拳击，这拳击生涯给他留下了一身的伤疤。有人认为这些伤疤是美的表识——它以最杰出的方式雕刻了一个人的历史。但我想到的却是海明威的一本著名传记中描写女雕塑家艾洛伊丝在与海明威上床，第二天早上突然见到暴露在明亮阳光下的满身疮疤时的惊恐。她看到的是一个丑陋的身体而不是一个伟大的灵魂。而海明威自己，也只能无奈地说：“我远远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到近处，你就能看到那么多的伤疤，这些伤疤记录了太多痛苦的历史。”

玫瑰花和肉丸子

八斤

小学语文老师最喜欢出的作文或造句命题是“理想”。当年我曾经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童话作家；被问到“最崇拜的名人是谁”时，我的回答是：“阿·林格伦。”

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阿·林格伦”都不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名字。在不写有关“理想”的作文这么多年以后，我几乎也快忘记这个名字了。但它终于还是又冒了出来。今年1月28日，瑞典童话作家、那个名叫阿·林格伦的老太太，死了。

“卡尔松”这个名字应该比“阿·林格伦”更出名一些，尤其是“屋顶上的卡尔松”或者是“有螺旋桨的卡尔松”。卡尔松是阿·林格伦的一套童话三部曲里的主人公。就像他的绰号所暗示的：他住在屋顶上的一个小阁楼里，背上有个螺旋桨。更具体的介绍是：他穿着一件红格白衬衫、一条牛仔背带裤，背带裤上有两个用来控制背后的螺旋桨的按钮。他很胖，很贪吃，尤其喜欢各种糖果和小肉丸子，经常会在附近孩子当中组织一些募捐糖果的慈善活动，来“救助可怜的卡尔松”。他喜欢吹牛，总是向他惟一的朋友“小家伙”吹嘘他在阁楼里养了成千上万条飞狗。他还喜怒无常，想起那天过生日就找“小家伙”强行收取生日礼物。不过他也算够朋友，吃饱以后会利用自己飞行的特长装鬼捉弄小偷、女管家或任何欺侮“小家伙”的人。

卡尔松当然不是阿·林格伦创造的惟一一个童话形象，在有些地方“长袜子皮皮”的名气甚至比卡尔松还要大一些，但我一直最喜欢的还是卡尔松。回想起来其实卡尔松的脾气乃至恶习很像加菲猫，奇怪的是如今加菲猫风风火火，而卡尔松却相对销声匿迹了。当然，加菲猫的走红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的。在加菲猫诞生之前，吉姆·戴维斯最钟爱的自己笔下的漫画形象是一只蚊子。是一个报纸编辑的意见改变了一切。据说他的意见是：有多少读者会喜欢把一只蚊子当作吉祥物贴在后车窗上呢？

不过，读者的口味有时很难琢磨。真要有一只蚊子走红的话谁也不会介意把它贴在后车窗上。当年圣·德克絮贝里驾驶着侦察机坠毁时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小王子会成为巴黎旅游纪念品小摊上的常备商品。想到这些虚构角色的命运，我倒有些自私地庆幸卡尔松现在并不走红。为了避免他笔下的“木民矮子精”变得商业化而封笔的好像也是个北欧的童话作家，结果这些寒冷国度里的“小王子”或“加菲猫”在我们这里就隐没成了家具。熟悉《小王子》的人知道：小王子有一株有四个尖刺的玫瑰要保护；假如卡尔松开始流行了的话，也会有人铭记他对肉丸子的感情。卡尔松有一次曾经因为“小家伙”拆毁了他用积木和肉丸子搭成的一座尖塔而发怒，感叹说：为什么没有人保卫它、加固它、让它万古长存呢？北京“宜家”的餐厅里有不错的瑞典肉丸子出售，喝完咖啡后去吃两个就可以对得起卡尔松了吧？

迪尔伯特挂在墙上

晓玮 图：谢峰

上海作家王唯铭在《游戏的城市》一书中这样描绘“迪尔伯特原则”在中国白领群中的反应：“我们对这本书深感兴趣，但是我们都非常小心，不让我们的老板看见，以免生出什么误会。”在文章结尾处，王不无遗憾地写道，“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不同，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步：在无法谋杀自己老板的无奈中，只得恨恨不已地将斯科特·亚当斯的漫画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

从我在美国念书到工作的经历所见，把迪尔伯特的漫画一条条小心地从报纸上剪下来示众的，多半倒是迪尔伯特的老板们。

在老板们往墙上、门上、桌上安置迪尔伯特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有点赌气地想，我是深谙管理心理学的，对办公室的官僚作风和陈腐气息也深有体会，你们的某些歹毒心思我可不是不知道。想当年老板在他的自费MBA或者公费EMBA里那个“组织行为学”课上，老师开列的教科书有两本，一本是枯燥乏味的《论组织：一个理性、自然和公开的系统》，另一本便是救了他一命的《迪尔伯特原则》，免去了他担心上课打呼噜之虞。因此他把“迪尔伯特原则”作为一个更具有亲和力、功利性和实用性的温情化管理宝典。另外，老板此举还有一个将心比心的小想法：如果从大组织的角度来看，自己上面还有层层头生两角的老板，所以夹在中间的他随着参照物的改变，也会变成迪尔伯特。

所以，迪尔伯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武装了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迪尔伯特的老板的代言人。那么我们这些原先的迪尔伯特呢，看来只能在这个虚拟卡通组织里另外挑选一个新角色了。在仔细研究了迪尔伯特卡通人物表以后，发现做那个叫做“鼠伯特”(RATBERG)的土黄色小老鼠还不错。在那个无趣味的大家庭里，鼠伯特显然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他所要求的只是被重视和被疼爱。他相信“DOYOUROWNJOB，MINDYOUROWNBUSINESS”，中文大致可以理解为：少发牢骚，多干工作，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那就乖乖地做心无城府的鼠伯特吧，一定比那个心事重重的迪尔伯特轻松不少，还是让你老板做那个挂在墙上的迪尔伯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