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一个死一个

（文 / 王晓峰）

美国歌星劳琳·希尔(路透/Reuters)

美国歌星贝克(Getty/Imaginechina)

加拿大歌星阿兰尼斯·莫里塞特(路透/Reuters)

1996年，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有4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酷玩”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乐队一样，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同样，1998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有5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敲击”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的乐队一样，也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让“酷玩”意想不到的是，2000年，他们成了全英国最走红的新秀，已经被英国媒体内定为另一支最红乐队“电台司令”的跨世纪接班人；此时，他们还没出版专辑。同样，让“敲击”意想不到的是，2001年，他们成了英美最走红的新秀，被《滚石》杂志称为“今年曼哈顿第一件摇滚乐大兴奋事件”，“下一件最酷的事”；此时，他们也没出版专辑。“酷玩”和“敲击”在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时竟惊人地相似，是媒体炒作导致他们如此相似。

谁也不能否认，音乐作为娱乐大众的手段，已成为一种消费品，它的艺术面貌正逐渐被商品属性所取代。一张唱片包含的容量有限，一旦它上了传播媒介这条传送带，就会被无限夸大。就像两个人吹牛的笑话一样：一个人说，我们把猪从绞肉机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就是罐头；另一个人说，我们把罐头从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是猪。

西雅图，美国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尽管这座城市造就了波音、微软和遍布全球的星巴克，但一直以来，这个城市是宁静的。道格·普雷，一个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发现这座城市在90年代某一天失去了宁静，出于职业敏感，他在1995年导演了一部以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影片《炒作骗局》，记录了让这座城市失去宁静的东西——摇滚乐。

其实，在普雷拍摄这部影片时，一切都结束了。科特·库班，一个曾在短短两年内让Grunge音乐吵遍全球的人，在1994年自杀了。Grunge始于库班，终于库班，于是这座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库班之死至今还是个谜，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1991年，“涅槃”出版了《别介意》，当单曲《少年心气》在MTV电视台播放时，全美国青年都震惊，嗅觉灵敏的唱片公司星探纷纷预定前往西雅图的机票，去关注这座当年出现过吉米·亨德里克斯这样传奇人物但后来被遗忘的城市。之后，我们再看到的景象是：“涅槃”成了巨星；表情忧郁、留着山羊胡子的摇滚乐队占据了MTV和各大音乐杂志的封面；西雅图年轻人穿的法兰绒衬衫和花格子短裤出现在纽约各大时装店，价格不菲……很多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怎么突然间这么多难听的音乐开始流行了？

这就是炒作。90年代初期，主流音乐遇到前所未有的低迷，唱片商需要新音乐来刺激市场，于是他们选中了“涅槃”和西雅图。作为一座城市，西雅图的音乐底蕴远没有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丰厚，但唱片商和媒体早已把它当成新的市场兴奋点。Grunge大本营SubPop唱片公司请来一些英国音乐杂志记者，在一通款待之后，这些记者回去后把西雅图摇滚神话散布到英伦三岛，进而是整个欧洲，当这些神话出口转内销回美国后，神话膨胀，西雅图也被出卖了。而正当美国人想续写这个神话时，库班自杀了。曾经担任过“涅槃”制作人的杰克·恩迪诺遗憾地说：“他无法面对全球巨星地位给他带来的压力。”

之后，媒体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影评人珍妮·亚布罗夫说：“Grunge死了，谁杀的？媒体。”但媒体反思并不能改变它的本性，一年后，他们又把另一个人推上了“断头台”，这就是加拿大女歌手阿兰尼斯·莫里塞特。之所以炒作莫里塞特，是因为在1994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具独立意识的女性歌手，不管是来自主流的还是另类，都在此期间出版了唱片，“女权”又成了热门话题。其实，莫里塞特的女权意识显然不如P.J.哈维、雪莉尔·克罗、托里·阿莫斯强烈，但她遇到了一个好制作人，有一张热门唱片。于是，莫里塞特被描述成一个女权代言人的形象，她过去的经历被夸大，她那首热门歌曲《你该知道》成了叛逆女性的赞歌。结果她的唱片销量直线上升，这个年仅21岁的歌手显然无法承受女权代言人的称号，差点崩溃。

接下来倒霉的是贝克，这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之所以成了媒体宠儿，是因为他会一手“乱炖”的本事，能把几十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掺合在一起，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其实他在1994年就应该成为媒体爆炒的对象，那年，他的单曲《失败者》传遍整个美国，连吉姆·凯利在他的电影里也要哼哼几句。但当时整个媒体都在炒作库班自杀事件，哪儿顾得上他？等他们腾出手，正赶上贝克1996年出版新专辑《奥德雷》，这回媒体几乎把贝克当成一个怪物来看待，《滚石》杂志干脆就把他当成一头驴，几乎所有乐评人都像外科大夫拿着手术刀一样来剖析他的音乐。贝克用他的怪才解构音乐，评论家则来一次再解构，贝克的音乐被上升到后现代主义高度。在贝克看来，他做音乐像小孩搭积木或玩魔方，但在媒体看来，已变成了哲学命题。当贝克在接下来的两张唱片中继续玩着他的游戏时，媒体却已经厌烦了，再也懒得陪他谈什么后现代了。

“如果节奏与布鲁斯是一个王国，那么劳琳·希尔就是这个王国里的公主。”作为“难民营”乐队的歌手，希尔曾获如此高的评价。当她以个人身份出版了专辑《劳琳·希尔的错误教育》后，成了媒体炒作的对象。可能是1998年黑人音乐风头正劲，她的唱片比较干净，从正面揭示了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包揽了唱片的大部分工作。媒体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一年她真的像公主一样万千宠爱在身。但两年后，当希尔再次出版新专辑时，竟然没什么人再愿意提起。

英国媒体的炒作可以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这个传统从这个国家出现“披头士”那一天就有了。英国音乐媒体没有美国多，几家主要媒体是《新音乐快报》、《旋律制造者》、《选择》、《VOX》、《Q》、《MOJO》、《面孔》等，但他们在造势上绝不亚于美国。由于英国报刊市场不大，各家杂志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在评介一个艺人时，掺水掺沙子是常事，尤以《新音乐快报》、《旋律制造者》为甚。一支乐队在英国因此突然走红突然消失都是很容易的事。

美国媒体炒作总是把唱片和一些社会背景牵扯在一起，让人感觉还有些立体感，英国媒体炒作完全是不由分说。拿“敲击”来说，去年，美国人把他们当成一种回归和怀旧，认为他们与众不同；英国人干脆把他们当成摇滚革命标志，代表着摇滚乐的未来。尽管乐队歌手卡萨布兰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冷静地说：“别管那些炒作，我只管做好我们的音乐。”这话劳琳·希尔和贝克也说过，但都“死”得很难看。

过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论是谁，只要被媒体锁定成炒作的目标，基本上就断送了一半的前程，贝克、莫里塞特、劳琳·希尔后来出版的专辑基本上都无人问津，这让他们也非常尴尬。流行文化就是这样，媒体像坐在火车上观赏窗外风景一样，过去就过去，他们从不干刻舟求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