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地残红

（文 / 陈丹燕）

康定斯基亚 

博物馆

走进慕尼黑旧博物馆的时候，我听见人们在美不胜收的大理石大厅里轻声说话。

我想起我在杂志社办公室一起的美术编辑，那时他曾说，一旦他可以到欧洲去，要把所有的博物馆都一一看过来。

我的办公室，是在一栋欧式旧小楼的北屋。宽大长窗，又大又重的褐色写字台，宽大的圈椅，都是从前留下来的。寒冷的日子里，不忙的时候，我总把手扶住注了开水的大果珍杯，靠在椅背上和他闲聊。他坐在窗前，他的背后是窗外被风摇动的大树。冬天的树枝在灰色的天空下非常优美。戴着大框眼镜的美术编辑永远在画画。他是国内画外国翻译小说插图的第一支笔，所有人都说他的插图有一种真正的外国味道。他的两任妻子都去了国外。可他有许多次被法国领事馆拒签的经历，他常常在早晨上班时说他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在像威尼斯那样的水城路边上走。他画着，用画家对人特别的审美挑剔他所能看到的所有事物，几乎没有听到过他用肯定的口气说什么，直到那一天。

那天是春节的一个下午，屋外的明亮阳光使办公室显得特别黝暗，上海的春天常常是如此，在室内残留着阴沉冬天的寒气。还没有发稿的周期，年轻的编辑们在90年代初期的办公室里聊天看书，各自在椅上坐定，唱：“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欧洲想起那样的情形，总觉得可爱。

我到阅览室去看书，隔着堆着过期杂志的无窗的走廊，我看见他在书库里，我走进去看他，杂志社的书库原先是一个类似起居室的房间，如今竖了一排排书架，他埋坐在书库惟一的一张旧木椅里，在翻世界名画画册。

梵高的望日莲、毕加索的鸽子、法国18世纪的绿色田野、意大利14世纪茁壮的裸女、英国19世纪的大海，在被外面阳光反衬得特别阴暗的小书库里、在薄薄的印刷品上，像雨后肮脏水洼里反映出的景色一样不真实。我，他，我们都是在无数张粗劣或精美的印刷品上看到、热爱、向往西洋画的。看着小小的吃色不准的印刷品，想象原作的巨大，想象它的美。在这世上，最美的是人的想象，是想象创造出来的东西。在我的祖国我缺少许多，可从来从来不缺少想象。即使是在最禁梏的文化大革命我的童年时代，我也没缺过精神生活。在这样的小书库里，中国知识分子其实过着充满浪漫的梦游日子，在这样的人的脸上，有着堂吉诃德骑在马上的神情。那天他用手摩着画册说，不知道原作会是何等漂亮。那天他说他如果去了国外，一定看遍所有的博物馆。他说：“一定要去博物馆。”

我轻轻地踩过去，像踩进一个梦里。慕尼黑的旧物博物馆、新物博物馆，从古典宗教题材到现代艺术，那么多大师的原作。我凑得很近地看画上的笔触，想象大师一笔一笔，使它们诞生。透纳的大海、伦伯朗的树林、丢勒那没有一丝笑容但神情仁慈的人脸、法国18世纪的绿色田野、意大利14世纪茁壮的裸女，这不是印刷品了，全是真的。一间一间走过去，我身体里有胀痛的不适。在一个希腊战士的雕塑上，能看见他小腹上微微鼓起的欧洲男人的血管。我在那时总想起饿极了的人猛吃一顿之后胀死的传说。我总想象在杂志社办公室一起的美术编辑，如果他在这里，会怎样？

每次我走上欧洲博物馆的售票台，就想到他的话，他的神情，那中年人静静燃烧的，带着质问的饥饿的神情，总像雾一样浮现在我和博物馆展品之间。

我在许多美的人像、美的风景前走过，所有的感觉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情感刺激中，像拉得太紧而失去了张力的松紧带。我走进一间狭长的房间，墙上挂着几个小小的镜框，我很熟悉它，其中的一幅。我的中学时代，用缝纫机代替写字桌，这张画的复制品就压在缝纫机的玻璃下。是我非常喜爱的。

我走过去，小小的油画，里面有一个看上去那么小的阴沉的房子，康定斯基？我过去看德文的小介绍，康，定，斯，基。

我的康定斯基是一张从旧杂志上撕下来的封二，旧旧的，黄黄的半张纸，被我小心地压在玻璃下。在烧光了读物的年代，我总被有着阴沉房子的这张画的神秘激励激动。我在整个青春期使用那张桌子的时候，望着日渐褪色的印刷品，经常想象原画的巨大、精美与非凡。在慕尼黑春天的下午，在蓝骑士社的林巴房子博物馆里，我的整个青春期中想象的那个大魔鬼，在墙上越变越小，最后缩进了我眼前的小小油画里，那里留着康定斯基一百年前的油画笔的笔触。房间里开着空气加湿机，为了保持古老油画的不龟裂。它才是真正的康定斯基。

我想我就像那个把自己的新年花炮都放光了以后的小孩，看着满地的残红，满心都是失去的茫然。 博物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