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命名之快感

（文 / 沈宏非）

1793年7月12日，浓雾，第一支访华的英国舰队在中方指派的领航员带领下，行驶在由定海前往天津的黄海海域，这是西方人首次航行在这片对他们完全陌生的水域。船上的英国人忙些什么呢？原来蛮夷们都在忙着用舰队领导班子成员的名字在航海图上为沿岸“被发现”的岛屿和陆地命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已全然顾不上“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严肃性。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毫无疑问，能在众生万物之中拥有并且使用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实在是一种天赋的快乐。不过，与这种快乐相比，我相信命名以及行使命名权所带来的快感更是爽得惊人。命名从来就是一项权力，一种不无蛮横的权力，命名的行为象征着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的占领和拥有。当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里，命名权的获得已经不需要一味地诉诸武力、强权或者阴谋。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冠名权”每天都在待价而沽，也就是说，只要你肯付钱，就可以把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安到另一件你喜欢的事物的头上，然后让这件东西成为另一个能令你加倍欢喜的簇新的东西，而不必顾及旁人的感受。

这样做好玩吗？不好玩吗？名字各各不同，被命名对象的价值也各有高低贵贱，不过相同的是快感。当然，这一点我只是通过给我的女儿起名，重命名Word文件以及玩电子游戏这类琐碎的事物中偶尔获得过某些切身的感受。有一个PS版的足球游戏，粒粒巨星，模样都十分脸熟，可能是为了规避姓名权的法律风险，游戏随机预先给定的都是一些暧昧的、不三不四的名字。就像现在的MP3目录一样，好在名字可以由玩家自行修改。例如，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一个短发的名叫Roneldi的巴西国家队前锋正名为Ronaldo，并且为那个长发的意大利国脚恢复名誉，从Buggio改回到听着看着都比较耳顺的Baggio。此外，在PC版Sim Tower里替出入这座大楼的每一个男女起名并且随时把这些营营役役的Jack、Mary们带上来提审一番的快乐以及乐不可支，更是教人久久地难以忘怀。

总而言之，行使命名权可以给人带来殊途同归的快乐，因而因争取这项权利而起的纠纷在我们这个以追求快乐为目标的社会里自然就层出不穷。此类案例于本年度尤甚，随手拈来的这两个都跟酒有关：安徽宿迁市一酒厂因生产“仇和”牌白酒而遭当地工商局查处，因为这个牌子与宿迁市市长同名同姓。工商部门认为，在未征得过仇和市长本人的同意之前，使用“仇和”作为白酒商标是违法行为。此外，鲁迅先生的家人与绍兴一家酒厂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之间也在因鲁迅之名而闹着一些不愉快。鲁迅先生的一部分并不姓鲁的后人本来打算将鲁迅之名授权与该酒厂生产一种“鲁迅酒”，不过国家工商总局认为这么干“有损于鲁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尽管鲁迅先生生前的酒量不错。酒徒的形象在正统中国文化里毕竟不佳，容易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对于安徽的这位不仅在世，而且在职的市长来说。反过来，如果被命名的不是白酒和黄酒，而是像“利物浦约翰列侬机场”那样的一座国际机场或是像“金镛星”那样一颗小行星的话，我想双方的分歧也许就不至于搞到如此之大。在这个问题上，小野洋子的涵养实在比不上金庸先生，她连笑纳之前的那一番推托也自说自话地省略了。

在我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看来，名字的作用无非是为了使人和人、人和物之间得以更方便地互相识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用途。莎士比亚说得更彻底：“姓名有何意义？我们称做玫瑰的花，不管换了什么名字还是一样地芬芳。”当然，这种想法纯属诗人的搞怪式思维，最起码，玫瑰一旦不叫玫瑰，鲜花店的老板就会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收钱而第一个疯掉。事实上，姓名绝不只是一个符号，这种事同样可以上溯到至今仍然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挥着余热的人类早期的巫术信仰。按照古代美洲印地安部落传统，如果一个武士在战场上杀死了敌对部落的一个武士，在取了对方首级的同时，也得到了死者名字的无偿使用权，可以把死者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的后面。因此，要判断一个陌生的印地安武士是否骁勇善战，杀敌无数，只要对他自报姓名之长短略做衡量，就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这一点，跟我们今天在商业社会里经常使用的名片一样，在一张名片上，片主的姓名已经变得没有实质意义，我们只消对那个姓名的后缀之多寡和长短迅速地瞄上一眼，此人的价值便高下立判。名片上的头衔是一种变格的命名方式，每一个头衔都代表着这个人所占有的一份社会资源，相当于被一个印地安武士所砍下来的每一个对手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