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68)

（文 / 田川 琥珀 小昭 闻义）

打假卡

田川 图 谢峰

几年前，日本电信被假卡打的年年赤字几亿，一不做二不休，改造了日本全境所有的公用电话。新的电话有识别假卡的功能，一有异样立刻“嗷嗷”地叫，还吃卡。假电话卡主要是在日的外国人使用，制造销售由伊朗人垄断。东京电话一改戏，大家的假卡都砸在手里，也成了一个时代的纪念品。我刚到东京的时候，对上面的情况痛心疾首，感慨生不逢时。但当时，能打日本国内电话的各种假卡应运而生后正在流行。朋友赵凡去新宿经营按摩店，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很得风气之先。一次给了我一摞。我说没有什么用处，家里有电话，在外面又很少用公用电话。他说收着吧，总会用得上的，送朋友。

使用假卡要冒一定的风险，同住的朋友小栗就在打工饭店门口的公用电话亭被警察抓住。小栗当时已经打完了电话，走出来，正在往钱包里塞卡，两个巡逻的警察刚巧碰上，问：“能看一下你的卡吗？”小栗在警察署里一口咬定卡是从伊朗人手里1000日元8张买来的，警察也没办法，关了他一夜，按了十个手印，放了。他说，这下好了，指纹已经记录在案，以后暴死街头，认尸方便了。伊朗人的坏名声，看来很多是接别人泼的脏水。

赵凡的一摞卡砸在我手里，何年何月才能用完，我随手就分发了，其中，也给了我姐。给她时一再叮嘱：不能让姐夫谷冢知道，他对中国人的印象该不好了。

萧海打架丢了工作，我介绍他去轻井泽，离东京很远的地方。他回来说轻井泽车站后面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竟还能使用旧时代的那种假国际电话卡。他在那儿跟家里人说了20分钟。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人吃饭，几个朋友也提到这个电话亭，看来知名度极高。他们说盛时，见过电话亭前排长队：中国人、韩国人、伊朗人、菲律宾人、孟加拉人、马来人秩序井然，都等着免费和家里聊聊乡愁。不知道这是不是全日本惟一的漏网之鱼，如果是的话，我肯定它是全日本最有人情味的电话亭。

见到我姐，问她，卡好使吗？她说好使，还给了谷冢几张。我当时就晕了，埋怨她：“你怎么能给他呢，对中国人什么印象呀。他怎么说？”我姐说，她告诉谷冢，和普通电话卡一样，万一被电话识别了，赶快离开电话亭就行了。过了几天他问我姐：“问问你弟，上次的那种卡还有吗。”

看来，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我爱下水

琥珀

江浙人不怎么吃下水，不过我妈的娘家是例外。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脆香的爆炒鸡下水，如果不太咸的话我能吃掉一碟子。三表姐不吃内脏，却很喜欢鸡鸭的臀部，到今天我也不明白那玩意儿怎么能进嘴，可是她说：“下水屁股，各有所爱。”

然后到北大上学，小南门对面的胡同里有家铺子卖的炒肝很香，宿舍里没有像我这么馋的，于是常常独自去偷欢。有一次，学校有个社团组织骑车去南城，我和一个同样热爱下水的师妹意气风发地参观完寺庙就跑去吃“小肠陈”。店面不大，人却挺多，队伍都排到门外老长。我们各要了一份卤煮，大量地加香菜，吃完想着这么大老远地骑车来一趟不容易，就又去重新排队。那天是我记忆里和下水感情最好的时候。

上班以后，我和下水就进入了冷战期，衣冠楚楚地吃肥肠总好像有点不妥。某天去三联书店，鬼使神差地站在菜谱那边随手拿了本乱翻，男友过来看见，从鼻子里嗤了一句：“装什么呀你，哇，还糯米肠，看了你也不会做。”我想也没想便回嘴道：“谁说我不会啊，你等着。”

后来的那顿饭是我有生以来最失败的做饭经历——对着从超市里买回来的那一堆白花花油腻腻七拐八弯的东西着实犹豫了半天，想着要不算了吧，可咬咬牙对自己说不行，这不叫人从此看低了么。于是戴上手套和口罩把那堆东西(实在不想叫它下水，它和我喜欢吃的绝对是两回事)翻来覆去洗了N遍，然后忍着强烈的恶心，按照菜谱说明把那几大条诡异的东西放进锅里煮。

水开的时候，厨房里立刻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非常像马桶被堵住工人来通管道那会儿。我屏住呼吸揭开锅盖，然后想吐。存着最后一丝侥幸心想：也许像臭豆腐呢，闻着臭吃起来香。于是尝了几粒米——同志们呐，呜呜呜呜呜……立刻毫不犹豫地把那锅配料丰富的营养猪食贡献给了垃圾道。接着就开始清洗整个厨房，点上玫瑰熏香，一边擦地洗碗一边欲哭无泪，发誓从此做饭不碰下水之类东西。

男友下班的时候满脸疑惑，皱着眉头使劲乱嗅，然后问：“什么味道这么怪啊？”

想着反正已经毁尸灭迹，便镇定地说：“北京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这儿离化工厂挺近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出去吃饭吧。”

他犹豫了一会儿，瞪着我小声说：“这样啊，我觉得……你最好洗个澡再出门。”

现在的“小肠陈”已经在北京有了富丽堂皇的酒楼，可一位北京朋友说，那里的卤煮火烧和卤煮小肠都洗得太干净，像塑料一样没嚼头，没味道。他说吃卤煮要这样吩咐伙计：“来一碗，别洗得太干净啊。”

童年的委屈

小昭

我知道崔健已经上了岁数了。但是他还是能安慰我。我来得匆忙，没带几首歌过来。有一首遥远的《一无所有》，还有一首就是《时代的晚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哪个地方痒痒，总之一听那个就很受用。

说是伦敦有几千个教堂。我上学的路上，就经过两个，都不大，都临街，若无其事地夹在别的莫名其妙的房子中间。都是尖塔扶壁花窗，很旧，砖都和着天气潮乎乎地要发霉的样子。有一天下午我回来，快到家的时候，那个教堂的门开着。我就走了进去。

里面只有五六排座位，坐着十几个人。有一个小孩子很小，六七岁样子。就在我前面，被梦魇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右前方站着个牧师，穿着白色的袍子。光线很暗，有烛光摇曳。牧师穿着白衣裳，声音很好听，而且很慢。我以前看《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的时候，就觉得牧师的声音是音乐的一种——连憨豆也要算在内的。可是那天的气氛不婚礼也不葬礼，不幸福也不哀伤。实际的情况是，我根本就没听懂他在讲什么。门是开着的，外面的街道非常非常地吵，牧师美好的声音和烛光一样，无法捕捉。

然后我忽地就听到了一个词——人类的心。我听到这个词，就好像什么都听懂了似的。那时候阿富汗已经开始遭空袭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打仗，没有人知道谁会因为战争获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破坏的力量总是气势汹汹。

我想这是那天阴郁而庄严的原因吧。

从教堂出来，外面就下着雨了。也不大，但是冷风吹起来，裹一裹外套，竖一竖衣领，再加上步履匆匆，就容易觉得自己是走在描绘“二战”的黑白记录片里了。

我来的那天，入关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前面有一班来自中东的飞机晚点了，刚好挤在我们前面。所以看到很多阿拉伯人——他们和伊朗电影里的人长的一样。但是实际看起来，感受却很不一样。肤色发蓝，眼球又都过于大了，眼睛底下还都有一抹很深的眼晕，平添着忧愁。要说的是——怎么天底下的孩子哭起来都一模一样啊。一个阿拉伯小姑娘，没有一米高，穿着小皮鞋，仰着头，向上扒着她妈妈肥大的裙子，使劲儿地哭。她的小弟弟，比她还矮，荒唐地穿个小西装，瞪个大眼睛，东张西望不肯眨一下。

我从教堂出来，心里很虚很怕掉下去地疾走，无端地想起了机场的那姐弟俩，就犯了魔怔。走调地唱了起来，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

启蒙教育

闻亦 图 谢峰

阿城在他的《遍地风流》的序里说，“这书，实在令人犹豫不决要翻一本旧账”。他说的旧账是小说里主人公们生活的那个把一切砸个稀巴烂的年代背景。书中的顾安直是在他春梦后的遗精中逐渐开始早期性启蒙的。

关于启蒙的定义有很多版本。印象里最深刻的好像是福柯的，因为它有相对普遍的适应性和相对平易的说服力。记得看过的那个法文版的翻译是“启蒙原是一种气质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启蒙理解为在某种既定情绪支配下的某种生活方式。

我自认为基本上没有在正规学校受到过正规的启蒙教育。倒是上初中时候，一个劲地喜欢莫言，也许是因为这家伙有描写大便、小便的喜好，对于在接受教育之前曾经喜欢玩粪蛋的我来说，这一点相当具亲和力。有一次上语文课，看到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具体情节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里边铺天盖地夏天的炎热感觉，还有一个男生对女生腋毛的空前关注。那段描写非常灰暗、晦涩，像阴雨刚停，在一种艳俗的阳光中闻到烧灼垃圾的气味，让我觉得肮脏，不安全，又无处躲避。接下来的许多暧昧场景与心理活动却又总让人念念不忘，这种五味俱全的阅读感受与我平常阅读的拉格洛芙童话《骑鹅旅行记》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文字给我的启蒙，尽管它在我青涩的记忆里多少有些尴尬：—是因为我的过度投入被语文老师发现，这本莫言小说也因有限制级内容而我又未满18周岁被没收充公。二是我发现自己在面壁思过的过程中仍然克制不住自己的浮想联翩，而受到潜在内心深处强烈的道德谴责，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花了三天时间去读汪国真来净化心灵。

后来在大学看了王小波，觉得他的想象力要远比莫言高出一筹；又在二次看通宵录像时看了劳勃·莫里根的《初度玉门关》，发现里面堂而皇之尽是许多露骨的“荤笑话”，声画一体的多媒体传播生动之极。才意识到文字在进步，传播工具在革新，启蒙条件早已改善了很多。

晚上吃饭的时候路过学校的海报栏，看东校门外50米处一家录像厅的通宵“课表”，又全是周星星那些老掉牙的片子。有同学在身后嘟囔：“新一轮的启蒙教育又开始了。”于是想起了我在一次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里做嘉宾时曾信口开河地说周星星是这个时代的启蒙者，说出口之后才发觉有点夸大其辞、标新立异的味道，一时又为这个立论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弄得很惶恐。现在看海报上永远留着一个学生头、带着一脸不能免俗的笑容的那个周星星，怎么看怎么符合福柯定义的那种“气质和态度”，怎么看怎么像心目中的启蒙者。唯物论者说，人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上帝。因此上帝最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