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消费主义的九十年代 辛酸的乐观主义 一个人的90年代

（文 / 艾丁宝）

(漫画：谢峰)  

据我所知，“90年代回顾”这个题目是《三联生活周刊》为他创刊7周年纪念准备的封面故事，因为“9·11”纽约恐怖事件，它被挤到了里面。然而通过纽约恐怖事件，则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打量我们这些年的变化。9月23日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说中国正成为经济上的避风港，国际资本觉得这里安全，少受外界风波的影响。9月11日那天晚上，我太太看完电视新闻问的一句话就是：“咱还换美元吗？”第二天，北京外汇市场上美元没跌，还略有上升，专家们说这是我们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造成的。专家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股市都下跌，唯有沪深两市挺平稳，中国入世是怎样一个利好消息。可他们说的这些我似懂非懂，我只知道一个哥们儿在9月12日早上去买了齐鲁石化的股票，他说，美国一折腾，石油价格就得上涨，石油企业的股票就会升。当然，我这里想说的也不是理财问题，我只是感觉到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动物。

5月，沪深两地的资本市值超过香港，中国大陆从而成为亚洲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东京。英国《经济学家》网络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股市规模大只是个神话，里面有许多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中国大陆中小投资者也没想象中那么多，起码有3000万个账户是假的。这篇文章还给我们开出了药方，怎样监管怎样完善。对这些我也不感兴趣，金钱游戏的参与者都相信自己的技能，他们知道游戏场哪些地方是歪的，向哪儿歪，歪到什么程度，这就得了。我不炒股，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傻我懒，炒股的人不管英国《经济学家》怎么说，他们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消息。

不过，我理解外国人的冲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贸易是一些平等的人们之间的职业。”可外国人做买卖也不是为了促进平等，权力在我们这里算最有价值的商品，哪个外国公司不是来利用这一事实而是要来改变这一事实的？

1993年，上海大众的一个经理彼得·托普说过：“中国的劳动力是不值钱的。”没错，我们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财富像它过去一样牢牢地植根于劳力劳动、苦力司机、苦力店员和苦力产品的买者。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飞跃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始，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世界银行预测，照这种增长率，到2002年，如果中国不是最繁荣的，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这数字和预测都可以调整，谁也解释不清楚些许的高速意味着什么，但总而言之，我把它称为“乐观主义”。它只传达一个声音：我们要走向富强。

北京申办奥运会时有个口号叫“申奥有我一份”，申办成功后，各种“北京要富了”的分析此起彼伏。有一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啤酒的时候把那口号改成了“奥运有我一份”，那意思是北京要花那么多钱，要流动那么多钱，我怎么能花差花差挣上一笔？外国人恶意地评价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像印度的经济，是行政管理的经济，这种经济注定叫看门人富起来，而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牺牲作为代价”。他们说，这一体制的刺激是明显的：如果你无法避免去生产，就必须去生产。你得自担风险去消费。但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去做一个看门人。

我有个朋友在银行的信贷部门工作，不知道能不能算个“看门人”，他大概是个科级或处级干部，他说：“我的两个前任都已经进去了。”外国人挺玄乎地说什么“看门人”，跟他们该怎么解释“进去了”——就是进监狱了，搞腐败结果被反腐败了。有意思的是我也不关心反腐败，抓一个就抓一个，还有更大的。经济市民社会要确立起来，是相信自己不当看门人也能“有我一份”，这可能是苦哈哈挣来的，但有这样的机会就足以让我们庆幸。我们忙着抓这个机会，而对于制度缺陷忽略开来，这就是乐观主义。如果我们自怜自艾一点儿，我们说这叫作“辛酸的乐观主义”。

这样絮叨了半天，我才总算找到一个词汇来描述90年代的情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翻出来《伊甸园之门》，这本书讲60年代美国文化，作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合上这本书，我想了想自己——90年代初，我从大学毕业，按常理说，我那时候该停留着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激情(隔了这些年，我也忘了那时有没有这东西)，按照讲故事的逻辑，这些理想主义激情该逐渐消亡(我也不记得它是怎样消亡的了)。然而，消亡的东西有什么好刺激的。我只记得1993年给我的刺激，那一年北京街头忽啦啦出现了一大群地摊儿，“下海”和“第二职业”成了热门语汇，这两个词如今也生疏了，可那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般的地摊还在我脑子里闪现。大家都要做买卖了，可谁也没什么俏货，所以地摊上最常见的商品就是拖鞋，满北京的拖鞋那才叫直观叫刺激。

顺着这800万双拖鞋，我才记起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想起上海也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想起1992年政府才批准“下海”运动，想起1993年一群经济学家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财产权的多种形式合法化，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任何形式的财产权”。1994年呢？我就记得世界杯决赛巴乔把点球踢飞了，中国足球搞了个“江山”会议，职业体育、足球俱乐部、市场化这些东西粉墨登场。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大家越来越自觉地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正走向温和宁静的沙漠，在那里，人类将不再有道德激情和精神烦闷……人将不再是堂吉诃德或是浮士德，他们将成为自动化文明世界驯服的仆从……人的气息将为饱食后的虚无主义所代替。”这种知识分子的抱怨看起来像无病呻吟。裹挟在90年代这十年的一大主题就是更多的人在实际地关注，如何才能成为精神贫乏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没有谁有资格过问别人的思想，用一种乌托邦的腔调麻醉别人。如果说个人财富的积累是最实在的，那么别的东西自然可以被怀疑，我们的种种不幸就在于怀疑的东西太少，太容易信服于某种思想体系与权威。虚无的90年代至少让我们明晰了一个概念——财产，以及财产背后附带的种种权利，这个权利意识不觉醒，别的启蒙就是隔靴搔痒。

说到这里，90年代似乎又可用“实用主义”或“虚无主义”来描述，但我还是觉得“辛酸的乐观主义”更恰当，它表明一种“向前看”的态度。这个社会将变得更美好一点儿，个人的机会似乎更多一点儿，大家好像更平等一点儿，我们有理由乐观，但念及我们无力改变的丑恶与不平等，念及正义与自由还没有伸张，一股辛酸之感涌上心头。 九十年代经济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