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私家轿车：十年之痒

轿车，无论是“上海”还是“红旗”，都是首长们用的，在90年代以前是级别的象征；但随着90年代的到来，这个梦想被点燃了。

最早是公私之争，是“私人财产”和“国家利益”产生的“所有制”矛盾。1991年，一位京城名记，以自己省吃俭用的二万元稿费买了辆二手车，却受够了身边领导和同事的冷眼。公车私用是寻常小事，但自开私家车确有几分大逆不道。1990年和1991年正是公车购买最积极的年份，贫困县县长可以带一个车队出来感谢两万元的捐款。1993年，邻居嫁到温州的二女儿与女婿开回了辆纯白色的桑塔纳，曾引得左邻右舍的七大姑八大姨又爱又恨。当时桑塔纳已经开始走向民间。

“公私斗争”达成的妥协是在公家车基本普及之后，私家车也有了上路的理由。1993年中国的私家车数量为5万。车辆数目的增加，直接触发了另一个行业的兴盛——驾校。影视界虽然没拍出像样的公路片，却连续上映了好几部驾校的肥皂剧；在深圳等地近万元的驾照，有的是人要。

然后就是市场的竞争了。很多人拥有汽车的梦想要追溯到1995年的北京车展：通往“国展”的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塞满大街小巷，自行车被挤上人行道，而原地不动的车辆排出的热气使原已灼热不堪的空气更加难以忍受。在展览大厅里，你需要挤开层层人群，才能坐到车上试试。人们排起长队，轮流与模特小姐合影。上海车展时，步出虹桥机场，“通用”及麾下品牌的彩旗在一整条街上飘扬，福特公司亦耗巨资立起一巨幅路牌广告。中国人对于开上私家车的欲望一下子被挑逗起来。

然而现实却依旧充满凉意，桑塔纳2000在1995年下线，这年上海的私车牌照费用高达15万元。在此前一年，上海的政策是，私车牌照无限量发放，但要竞价投标。1996年，北京也制定了相关政策，对最有可能成为私家车的小型车亮了红灯：三环路以内实行单双号行驶规定，受限的是排量为1.0升以下的轿车、吉普车和20座以下的旅行车。国内大公司们因此有条不紊地推出它们的中高档车：别克、奥迪A6、帕萨特B5、本田雅阁。1997年已成气候的桑塔纳曾率先在行业带动了一波降价行情，平均每种车型降幅在3～4万元。然而事后发现，私家车仍旧只是热在嘴上。在此后的三四年间，私车市场始终徘徊在50万辆左右。曾经流行这样的理论，人均收入500～2000美元是家庭轿车需要的旺盛时期，但那已是美国多年前的统计了，那时美元还很值钱。而这个数字在中国是多少，依旧是个谜。影响的参数很多，油费、税费、路费、车位、保险……还有WTO，谁不想用更少的钱买更好的车呢？于是有了1998年的汽车大走私，这一年走私轿车数量两倍于当年合法进口车总和。

等着价格战，等着费改税，等着WTO，等着10万元的小别克……一等就过了10年。在90年代，私家车和中国足球有几分相似之处，让人们不断幻想又屡屡失望。然而人们心理始终用这样一个常识作支撑：在国外买车犹如我们买彩电，最多几个月的工资，而我们为什么不行呢？买车就像最初买“大哥大”的人一样注定成为“被剥削者”吗？

其实现在选择买车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还要接受由自己来承担中国汽车启动的行业成本。汽车行业的畸形现象解决之后，也不是所有对此发怨言的人就成为车主了。每天在城里两点一线准时上下班的同志们要在房子、更大的房子和车子、更大的生活空间里考虑取舍，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坐出租比买车更划算。那些住着父母或者公家分配的小房间开“城市猎人”的年轻人值得钦佩，他们还有“挣脱”的勇气。

既要有房，还要有车(陶子 摄) 九十年代上海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