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并非时尚的胜利

（文 / 向小行）

圣罗兰时装展示会，1998，巴黎(张海儿 摄)  

“邓丽君不见，张爱玲度过她的最后一天，英国少了位戴安娜，Eagles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王菲变成王靖雯又变回王菲，张国荣终于开心地承认他是个Gay，麦当娜还是我们心爱的娜姐，保罗·西蒙的脸苍老得让人心碎，这世界依旧改变改变，乔丹不再飞，张德培好久不见，泰戈·伍兹才25岁，诺贝尔给了高行健，《铁达尼号》骗了全世界的眼泪，《教父》四集我看是微乎其微，艾滋病不是天谴，大哥大越来越小，不去美国也可以喝starbucks……”

在一首名为《改变1995》的歌里，黄舒峻絮絮叨叨地唱着，告诉他一位已经在天堂里的朋友90年代如此如此。这些我们记忆中的人与事成了流行文化的各种符号，带着奇异的光环。

1995年，一位摄影界的符号级人物威廉·克莱因的摄影回顾展在旧金山现代艺术馆举办。这位26岁即出版了《纽约》的摄影家，在他的相机扫射下，不可一世的纽约仿佛是死寂无人的巨大墓地，最高的墓碑即帝国大厦。当《时尚》杂志开始资助克莱因的拍摄，在随心所欲进行街头拍摄的同时，克莱因将震颤、模糊、晃动的手法同样运用于美女与时尚。人们开始称他为时装摄影的费里尼了，因为两者同样企图表现感知领域的怪诞与魅力。这些在他37岁的时候嘎然而止，此时他的模糊、晃动的风格已成为一种时髦，人们纷纷开始模仿。1965年，克莱因停止了摄影。

1995年，张海儿在巴黎拍着时装。“从到巴黎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卷入了时装这个工作，在这么大的一个系统中，我就是一个小齿轮或者说小臭虫。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摄影师，拍着各种各样的照片。他们在舞台边上拍，在夜总会里拍，多如牛毛。如果幸运的话，你的照片可以用上10次。”

张海儿作为自由摄影师与法国UV图片社的合作已有多年，最近他的工作包括为法国《回声》杂志拍摄上海的一群“青年才俊”。而每年的巴黎时装周，他都会为某个牌子或杂志工作，拍摄时装，后面是有着名艺术指导在内的策划班子。

“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更愿意以一个报道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那里，但恰好是在拍时装。我的照片展现的不是时装新闻，也不是一件衣服的图录，它必须传达时装以外的社会信息。可能有人说这不是时装，而且确实也有人觉得我的照片意识里有些肮脏。”

“时尚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不存在一个美好的时尚和低级趣味的时尚，对我来说，它是混合的，那些对时尚有贡献的人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么简单。他们的才华和问题是齐头并进的，没有所谓的问题，就谈不上创造性。”

张海儿经常忿忿然，这种忿忿然也指向了一些时尚杂志对时尚的解读：“他们掌握了媒体，因此他们觉得他们有权把自己那点小好恶和小兴趣无限放大。”

“我知道很多人在讨论规则，我很失望，我曾经在上海一家媒体上看见这样的题目：《和费雷一起吃早餐》，当然费雷是大师，但是总是提这几个大师的名字，我很不喜欢。这绝不是生动文化氛围的唯一方式。中国时尚界的问题是一贯用大名词堂而皇之地技术性打压不关注时尚与艺术的人，不断地阐释概念、规则。”“从事时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恰恰不是常识，而是态度和切入点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该工业化的时候没有去工业，该文化的时候又非文化。”

1980年代末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里，三T公司为一个伪文学青年宝康策划了个文学颁奖大会，冲进来一群问“有舞跳吗”的年轻人，随后的主席台上时装模特、老头、钟馗、红卫兵扮相的人乱哄哄——或许这是个对于时尚很好的民主性例子。而在90年代，这种全民动员的劲头在消失。90年代的时尚，似乎只存于越来越多而雷同的时尚杂志里，存在于特别创造出来的氛围里。对此，时装摄影师娟子说：“指导人们消费的时尚全是我们策划出来的，生活中我是不为时尚所累的。”“这些刊物很势利，看多了就成为它们的奴隶。但有一部分人需要时尚这方面的指导。我的心里常有一些忧伤，我希望时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气质好、教育良好的女人，但现在的时尚杂志办得很浅。”

一些时装摄影师不约而同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工作：“中国的时装摄影确实很缺好的摄影师。时装摄影是一个很火的市场，机会很多，竞争并不很激烈，中国的时装摄影师真的是很幸福的。”时装摄影师们都在追逐一种精致的影像幻想，“我总是力图在镜头中表现出女人穿上这套服装的幸福感，如果服装面料好，剪裁好，但穿上它的女人不幸福，这种品牌的服装给人的是什么感觉？”

1978年，阔别摄影界的克莱因重现江湖，往日的愤世嫉俗消失殆尽，以往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不是一个时装摄影师，这次却完全以专业时装摄影师的面目出现，成为时尚文化的参与制造者。从某一种角度来说，这次他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在回顾展中，那些华丽的时装摄影抬高了克莱因的身价，但这些照片丧失了热情，令人无从激动。

张海儿有时候盼望90年代的时尚重新来一遍，老老实实站在80年代末的起点再来一次，或者说，时尚未来发展至能够站在80年代《顽主》胡闹的一刻。

和时尚杂志相比，街头文化、流行次文化反倒令人惊喜。

一个热爱读漫画的女孩在反诘长辈时说：“我只能说我们真的找不着当年的苦难感了，我们放弃追求苦难了，我们漫画自己。笑比哭好。”

卡通的一代以一种混不吝的面目出现，新裤子乐队的彭磊在自己的网页上推荐北京东四北大街甲56号有老款但很酷的adidas球鞋出售，《X世代》把自己当成了跳蚤市场。

《新闻周刊》曾如此描述亚洲新一代：头发染红，墨镜，一脸酷相，用玩具似的手机，悠悠球在手。当然这些都是会换季的玩意，而中国的孩子们会剔掉其日本和韩国味道，将它们改造成自己的。

这是信息的胜利，并非时尚的胜利。 九十年代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