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救援

（文 / 纪江玮）

救援工作在悲伤中进行(Getty/Imaginechina)  

劫后的纽约，救援工作在悲伤中进行。一排装载着可怕“货物”的冷冻货车，蜿蜒停靠在纽约市第一大街停尸房旁边的小巷。随着死亡人数的缓慢上升，尸体数目已经超过了停尸房的容量，装不下的被送回车上，运送到其他地点。医师们先对这些尸体分类，然后仔细纪录一切细节来帮助家人能够辨认他们。

因为人数太多，所以停尸房外搭上了帐篷。工作人员穿着蓝色的纸围裙，带着纸帽子和面具，把尸袋从车上搬下来，然后放在担架上检查。因为挖掘困难，运尸车开始稀少。纽约警察局的侦探说，尸体的珠宝或其他物品，比如身份证被收集出来编成序号，如果还有手的话，就留下手印。现在主要是鉴别物品，但是很快纽约实验室就会进行大规模的DNA检测。

尸体辨认的难度很大，许多尸体都已被烧得无法辨认。大多数尸体都是些片断，“只不过是一支胳膊、一条腿”。停尸房的工作人员说。也许最终数字无法统计，因为许多尸体破碎得无法从瓦砾中找出，甚至被推土机铲走也无人知道。

这是一种特殊的团聚。失踪者家属向隔离线里的停尸房工人和警察挥舞亲人的照片，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带来死去亲人的牙齿记录和特殊特征的照片给治丧中心，但许多亲人都等不及做这些准备就跑来了。

灾难的来临让专业的救援人员也始料未及，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纽约的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世贸中心，那时候1号塔楼还没有倒。《中国日报》发行部总经理孙玲玲在她的逃生描述中，讲到她从33层办公室下楼时，遇到正气喘吁吁爬上来的消防队员。救援人员当时已在1号塔楼附近一座行人过街桥下建立起了临时指挥站和医疗站，高级官员们已进驻指挥站直接领导救援工作。而不久以后，大楼倒了下来，桥塌站毁，各种消防设备飞溅四处。200名消防队员下落不明，包括两位高级官员和一名牧师。

7号楼倒塌之前，还有消防员和警察在楼内。他们用手电筒向楼下打出SOS的信号，希望在楼塌之前得到救援，但地面救援人员已得到指令，不得进入楼内。他们只能无助地看着大楼倒塌，吞噬掉那些等待救援的人们。

纽约的紧急状况管理中心就在世贸中心7号楼的23层。因为7号楼的倒塌，它未能发挥作用。纽约原本对突袭事件作了相当的准备。1993年发生世贸中心爆炸案之后，纽约提高了对紧急状况的重视，任命了第一位高级别的紧急状况管理长官。纽约同周边不少社区、县郡和州府签订了互助协议。灾难出现后，纽约将迅速从周边地区获得医疗、消防和警力上的支援。这些协议在这次灾难中派上了用场。同时大批涌入的志愿人员也由“跨部门指挥所”有序安排。不过，对这样巨大的灾难，显然任何人不可能有所准备。大楼倒塌的时候，正有至少5个救援小组在楼内，世界知名的处理紧急状况的专家、“特别行动队”长官瑞·唐尼也在其中，这一批专家的损失无异于雪上加霜。纽约的紧急状况管理办公室主管承认，这一切太出乎意料，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后备人员。

消防队员并不是惟一判断错误、过早以为险情已经结束的人。当1号塔楼遭到撞击后，2号塔楼的员工曾被要求留在楼内。警报响起后，2号塔楼的广播说，警报是1号塔楼的，2号塔楼的人没有必要离开，2号塔楼没有着火。而当第二架飞机撞上2号塔楼后，广播才反应过来说，“快跑吧”。这样，虽然2号塔楼的不少员工在1号塔楼受撞后即开始逃离，但2号塔楼的伤亡人数很有可能因为不及时的撤退指令而增加。

不过，寻找及救援行动，以及对大量伤亡死亡的处理，都在按以往的部署进行。例如在切尔西码头搭建临时医院，以及为死伤者贴上特制的标签，就是按计划进行的。

清理废墟，寻找幸存者是当务之急。当年曾亲手建起世贸大厦的工人现在成了清理废墟的最佳人选。而需要清理的钢铁废墟达20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有建筑工人、木工及电工都急切地想提供帮助，他们有的等了三四个小时，却发现自己帮不上忙，救援现场需要能和钢铁打交道的人。49岁的钢铁工人皮特说：“是我们把这两座大厦焊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把它们焊开。”救援现场的钢铁工人共有500多人，大多数人12个小时一班，有的人则往往一整天都得不到休息。

他们的工作非常危险。四周的大厦随时都有倒塌危险。9月14日下午曾拉响了3次警报。深入废墟作业的钢铁工人显然面临的危险更大。皮特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直在给他打电话，想确认他是否安全。

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清理大的钢梁。先由救援犬寻找是否有伤者在附近，一旦确认不会伤到任何人，就开始对大的钢结构进行切割。这份工作精细而又缓慢，不过进展令人鼓舞。救援现场一度出现的协调不畅已经解决。当工人们走出救援现场时，受到附近市民的鼓掌欢迎，带面罩的志愿者递来冰可乐、瓶装水和麦当劳提供的免费食物。不过工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66岁的吉姆说：“我13岁的孙子有一张我当年在工地上的照片。这是我们建的，为它流过很多汗。我心里感到伤痛。”

救护人员已经疲惫不堪  

人们担心的另一件事是，这一场浩劫是否同时是一场健康灾难。大厦倒塌所产生的浓烟曾引起人们的恐慌。由于世贸大厦的建材里有石棉，所以尘土中也含有石棉。人们担心那些顾不得带保护装置就投身到废墟中救人的见义勇为者会受到健康上的伤害。联邦环境委员会的官员说，将会采取措施来防止污染进一步扩散。9月14日，他们在卡车上安置了15架大型吸尘器，来清除白色粉末。在一些地方积尘已达到几尺厚，政府已准备了1万个纸纤维面罩、5000个可以过滤细小尘埃的面罩，以及2000套护目镜供救援人员使用。

健康和环境官员们加强了对纽约空气质量的监测。他们为人们带来了好消息。他们说，浓烟的危害与大雾天气相似，不会造成很大危害。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如铅、石棉都在逐日下降。短时间内吸入石棉不会有风险。目前处理了很多伤者的圣玛丽和贝利医院证实，没有出现大量的呼吸疾病患者。

就在医学专家们劝告人们为了健康减少外出的时候，救援人员却在烟雾腾腾的现场日夜奋战，忍受着石棉、尘土和烟雾的刺激。

志愿人员一直没有放弃找到幸存者的希望。他们组成了“运桶队”，把倒塌现场的碎片残渣一桶一桶运出去。他们说，大型机器使用可能会使废墟摇晃倒塌，威胁到等待救援的幸存者。

在五角大楼现场，大火持续了31个小时。很多钢架、水泥、玻璃和木头突出支翘着，救援人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有37位警察刚完成了15个小时的一班工作，马上又问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另一支活跃的救援队伍是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组成的。他们建立起临时的咨询中心，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并且深入到救援现场，为救援人员提供支持。

美国医学专家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比恐怖情绪更难对付，而星期二发生的爆炸事件却将美国国民的恐怖情绪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密苏里大学国际社会精神创伤研究中心的心理学专家胡塞恩博士在事件发生后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这次事件感到无比的震惊、困惑和无助。我们不禁会问，这还会继续发生吗？这类事会发生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身上吗？”胡塞恩博士曾经对俄克拉荷马城恐怖主义所造成的精神问题以及南斯拉夫战后精神创伤进行过研究。

胡塞恩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经验来看，目睹那毁坏性场面而造成的伤害人数多于直接受害的人数。只有少数人是亲历现场，可是当大量的爆炸图片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时，继发性的伤害就开始四处扩散。”

另一名心理学专家诺斯的建议是：“出去串串门，同你的朋友和亲人聊聊，同那些你关心的和关心你的人呆在一起，那是非常好的一种精神支持。”

诺斯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心理学研究方面的副教授，她曾对恐怖主义活动后2000名的幸存者进行过研究，包括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的爆炸和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后的幸存者。她说一场大灾难造成的精神伤害从多个同心圆的圆心向外一层一层地扩散。当然，现场的幸存者所受的伤害最大，紧接着是他们的家人和亲人、朋友，然后是紧急救护的医疗人员。最外圈的也就是通过电视转播目睹事件的人们，他们同样也在精神方面受到了影响。“和别人交流一下你的看法和你的反应，”诺斯建议，“尽力一起面对灾难事件的发生，也尽量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样你就可以得出合乎逻辑、有事实根据的结论。”

心理学专家维斯警告说，孩子要得到大家的格外关注。“小孩可能会对此事件产生一些父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恐惧。”维斯说，“他们可能会去一些我们大人永远也不会去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们谈出自己的恐惧，即使可能是一些听起来很荒唐的想法。但当他们看见他们的父母是如何害怕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受到非常害怕，并且会产生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许多同维斯一样的专家也强调了关注孩子的重要性，不仅要同他们谈，更要告诉他们父母会保护他们，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专家还建议父母尽量不要让小孩从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最可怕的画面，因为那样可能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并“浮想联翩”。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9月15日，一组心理学家向同行们发出了公开信，质疑现在提供治疗的时机是否恰当。人们现在的各种反应，如心里有压力、恐惧、不安和悲伤都非常正常。而且事件的全部影响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他们提醒说，外力的帮助，而不是让人们自己消化解决，有可能使好意变成坏事。信中签名的19位心理学家大都是研究灾难事件对心理影响的，或是直接参与过危机辅导工作。他们在信中指出，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危机干预技巧不仅没有用，而且有可能延缓人们的心理恢复。特别是那些在灾难后立刻举行的一次性的简要指导，只是简单告诉人们会有些什么症状，抽象鼓励人们发泄感情，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指导。

这些心理学家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是帮助受害者转移悲伤的情绪，当人们在几周之后依然有困惑时再提供恰当的服务，并且保持原有社区服务的正常运转。

以往的研究显示，对救援人员进行现场心理辅导的效果有好有坏。不过纽约的救援人员似乎还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心情，他们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挽救别人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