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59)

（文 / 赵洪峰 琥珀 劳乐 杜比）

从洗碗开始

赵洪峰 图 谢峰

“兄弟我在美国洗盘子的时候”，这是我描述海外生活的固定开场白。

不少中国人在异国打工是从洗盘子开始的。这并非偶然。仔细想想，意味深长。

我们的祖先会做瓷器，英国人是从瓷器开始认识中国人的，那时还没有美国人。但我们去美国创业，美国人说：洗盘子去吧。我们的饭菜做的不错，不能做老板开餐馆，总可以做大师傅炒菜吧，满以为出国可以捧到一个金饭碗，谁知碰到的是一大摞脏盘子。要不，只好回老家。

或许这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必要的第一课。

兄弟我在美国这第一课的心得体会是：要生存下去，就要放下面子，从最贱的事情做起。兄弟我在美国一边洗盘子才一边反思：怎么我这受社会主义教育多年的先进青年来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现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洗盘子过程就是洗脑过程。

兄弟我回国后最大惊小怪的就是餐馆里的碗没洗干净：“你看看，你看看，这盘子！”然后逮着谁给谁上课：“我要求不高，不要求你符合美国的卫生标准、环保标准，不要求你运用统计学、系统工程提高洗碗的劳动生产率，要看起来干净总不过分吧？兄弟我在美国洗盘子的时候……”

朋友们往往笑话我：“兄弟，这是中国碗，不是美国盘子！人家洗一年还抵不上你一天！你要是给开那么高的工资，他保险比你洗得干净。”

关于为什么中国人用碗而外国人用盘子，兄弟我找机会再谈。这里先讨论把碗洗干净的问题。我想只要给小工涨点工资，应该不成问题吧。但老板说：没那么简单。你给小工涨工资，大师傅怎么办？还有洗菜的、点菜的、上菜的。我一看，也对，洗碗的都是粗手笨脚的丫环，那门口迎宾的可是口齿伶俐的小姐，更应该加工资。都加工资了，那老板只好涨菜钱了，价格上去后，要么客人不见了，老板找地方洗碗去了；要么生意反而好起来了，大盖帽来找老板了。税务来收税，是应该的，卫生防疫来检查卫生合格证，城管来查占道经营，公安查暂住证，质量监督来查短斤少两，居委会发点老鼠药，也是应该的，但这费那费，这罚那罚的，老板受不了了。大盖帽们一般也还和气，跟老板推心置腹：“我们也没办法，别以为收钱回去发了奖金，市长连办公经费都没给我们拨够。”看样子只能找市长了，如果能够找到他，他也是一肚子苦水：“那么多下岗的，我有什么办法？机关干部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听说你那里洗碗工资高，我有个乡下亲戚，找我好多回了。”

我以为可以解开洗不干净碗这一死结，谁知道扯出一团乱麻。

一个人的马萨达

琥珀

公元73年4月15日，死海之滨的马萨达要塞，与上万罗马大军抗争到最后的960个犹太民族起义者决定集体自杀。殉难前夕，起义领袖爱力阿沙尔说：“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也是最后失去这个抗争的人。感谢上帝给了这个机会，当我们从容就义时，是自由人！明天拂晓，抵抗将终止，不论敌人多么希望我们做活的俘虏，都无法阻止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与所爱的人一起死亡，可惜的只是不能打败敌人！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后来，以色列军队的新兵都要到那城堡进行入伍宣誓，誓言中有一句：“马萨达再也不会被攻陷。”而在我眼中，那后面的潜台词，则是马萨达永远面临被攻陷的危险。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马萨达。只是不到紧要关头，便看不见灵魂深处那最为珍视的：宗教、自由、爱情……或者别的什么。其他所有，再好，也比不上它。中国有句老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其实更多时候，面临大事抉择，反而更容易些。难的，是在日常琐碎的境地中，不将自己的喜欢换了柴米油盐——哦，五斗米当然不行，那500万呢，你换不换。

一年近30的女人，未婚夫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上上之选，突然在酒吧撞到个冰岛男子，两人就这么遭遇了爱情。女人已经有好些年赋闲在家不工作，冰岛男子以旅游为己任，也没什么积蓄。她却不顾父母朋友的轮番劝说，坚决不要安稳。那男人也为她放弃了自己的旅游事业，回家乡挣钱去了。未婚夫依然爱她，可女人说什么也不回头，到陌生的城市又找了工作，正在等着去冰岛的签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人的马萨达，有没有被攻陷的危险。好像是悖论——马萨达永远在面临着被攻陷，来证明它不是。和犹太人的快意生死不同，我们只有等着，否认自己曾经所爱。

看过这样的话——“凡是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感到紧紧握住了自己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之受苦甚至牺牲生命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宗教。它也许不值得。但没有它，别的就更不值得。”或者它不仅是宗教，但在平凡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我们牺牲了生命来证明。

可我还是愿意，就像那些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坚持耶和华终将带他们回到“流着奶与蜜之地”，相信一个人的马萨达，它在。

可怜的翻译家

劳乐

我爷爷的书房里有很多有关翻译的书。看过几本后我才发现对翻译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要小心。以莎士比亚那句著名的“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为例，原来我觉得“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听起来就挺顺耳了，没想到按照严格的翻译理论来讲，这只能算译意而不是翻译。更讲究的翻译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它的讲究体现在用五个音组代替了原文的五个音步，而且每一组中都有一个字可以重读，因此重现了原作素体无韵诗的格律。如果要研究得更细一点的话，还可以发现“活下去还是不活”比“生存还是毁灭”更口语化、更适合哈姆雷特的口吻，而且“活”字出现了两次，正好对应原文中出现了两次的“to be”。

看完这一长段解释后，我忽然很同情那些翻译家。如果说原作者安插的那些有特别含意的字词相当于一些被有意埋起来的宝物的话，翻译家干的活就是把这些东西挖出来，然后再换个有创意的地方重新埋起来。原作者也许只需要一个人看出这些宝物的埋藏点给他捧场，翻译家却至少需要两个人来捧场：一个知道原来哪儿有宝物的人，另一个知道宝物又被埋到哪儿去了的人。

在我看来，莎士比亚算是对翻译者很手下留情了，因为他那一大堆剧本基本都是用素体无韵诗写的，非要在其中找到音步格律什么的纯粹是翻译者自愿的。爱伦·坡应该是个很招翻译者恨的家伙。除了他那首用韵出名古怪的《大鸦》以外，经常被各种翻译理论文章拿来说事的是《致海伦》里的一句诗：原文连续使用了“weary”、“way-worn”与“wanderer 四个“w”的头韵，这足够让各种翻译者咬牙切齿上一百年。不过，最不讲道理的还是但丁。他那三大本《神曲》都是用“aba，bcb，cdc”这样的套韵写成的。意大利语大部分词都以元音结尾，有了这种便利条件，但丁以那么严格的韵脚写几万行诗不算太难的事，但他的翻译者可没有这么方便的条件。

这些书曾经让我对翻译这一行颇有恐惧感，但真正上过翻译课后才发现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说我爷爷那个时代的人需要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只是“shit”有几种骂法。过去琼生还是哪个英国文人曾经骂别人：“得意什么，连一句抑扬格的诗都写不出来”；如今他得到回答很可能是：“得意什么，连一条短信息都发不出去。”不过我倒相信我爷爷愿意看到这么一个时代的到来，因为他和他那些翻译家同行在文章中最推崇的风格之一就是所谓“活生生的、不带丝毫文气的口语”。

罗大佑一年间

杜比 图 谢峰

电影《1900的传奇》，又译《声光伴我心》，讲的是个传奇钢琴家的故事，说他出生在船上，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船，他弹琴出神入化，声名远播，可就是不曾走上陆地一步。他是海洋上的琴手。

一年前，听说罗大佑要来大陆开演唱会时，那感觉是一个传奇人物要来了，一个海上的歌手将踏上陆地。我们蜂拥到上海去看“海上花”。

电影里那位海洋上的钢琴师不喜欢城市，他说陆地看不见边，城市里的规则无法控制，不像船，就那么大，不像钢琴，就那么多琴键。故事当然是故事，实际上哪一个乐手不懂得唱片业的游戏规则，不懂得商业宣传呢。罗大佑的北京演唱会只有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但也能做得滴水不露，让大家满意而归。而他在上海的演唱会早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没有传奇，没有愤怒，咱们一齐卡拉OK。9月1日，他又在深圳开演唱会。这一年，罗大佑大江南北开了不少演唱会，但那份传奇已不复存在。

其实，传奇是我们自己编的，那种隔膜让我们误以为他不同于商业上的明星。一年来，大佑的名字跟“怀旧”联在一起，跟“小资”联在一起，却偏偏和他的新专辑没什么关系，他可以当成个符号，而不再是继续创作的歌者。

然而，我还会缅怀“一起听罗大佑的日子”，那是10年前或更早之前，在校园里，草坪上，由一个破旧的板砖录音机放出来。我甚至会缅怀去年9月“一起看罗大佑的日子”，那是在上海，奔波在四方的痴心少年们重新聚首。

去年9月，北京的一个姐们儿在上海好多家酒馆里乱串，要找一家能打折的，能装下30多口人的，最后是在“星期五餐厅”以每位58元随便喝啤酒定下了位子。演唱会结束后我们全去了，一边喝酒一边重新唱一遍罗大佑。那个晚上，有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拿着摄像机一直跟拍我们，他说要做个纪录片，讲一讲被罗大佑影响的一代人的故事。可气的是，今年5月罗大佑来北京时，他这部片子还在拍，鬼知道他什么时候拍完，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文化食粮越新鲜越好。罗大佑老了，我们很快跟着他一同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