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53)

（文 / 手足无措 远天 何人 徐亦陈）

我该喜欢什么电影

手足无措 图 谢峰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网上跟一个电影学院的退休教授学习电影入门知识。有次老头深夜打车，在闲聊的时候那位司机大哥竟然幽幽地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公民凯恩》，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关在屋里看。”感动得老头回来之后直向我们念叨——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我这位老师毕竟是专业人士，性格虽然刚烈，只要你闷头认真学习技术，他就不会主动来找你的茬。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些身披专业外衣的电影爱好者。这帮家伙物以类聚，组织小圈子，对你的电影爱好进行粗暴干涉。我把这种人称作电影霸权主义者，简称影霸。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虽然受过一点电影的准专业训练，可还是比较喜欢看外国大片，那些艺术电影只能在心情郁闷的时候看。比如昨天我去了电子市场，买回来《人工智能》、《古墓丽影》、《史莱克》的胶转磁DVD，却犹豫了半天没舍得买《八又二分之一》。这种把柄就决不能暴露给影霸们，否则后患无穷。

我的朋友中很不幸就有几个影霸，经常像小学里的学习小组长那样关心帮助我的电影爱好。比如我喜欢《天堂镇影院》，他就会问，托纳多雷的新作《玛莲娜》你看过了没有？我说布莱德彼特的《搏击俱乐部》很酷，他就会告诉我，其实盖伊·里奇的《够僵四小强》和《掠夺》还要酷十倍。要是我竟然说看了国产电影《我的兄弟姐妹》而且觉得不错，他一定很气愤，那不就是大陆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嘛，几天不见，你品味怎么又降低了？

我对影霸的癖好做了些研究，发现他们推崇的电影要么晦涩要么枯燥，反正就是有话不好好说。目前最受影霸们关注的一线代表人物有如下几个：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阿尔莫多瓦、小津安二郎、侯孝贤和阿巴斯。

阿巴斯这个名字，第一次是从一个写过《从小津安二郎的镜头视角看日本的社会关系》的超级影霸朋友那里听说的。两年前，那家伙突然在ICQ上对我说：“你知道最好的电影是哪里的吗？告诉你，是伊朗的！伊朗有个导演阿巴斯……”“是伊朗的！”这话多牛B呀，我立刻就给镇住了。

不久前，我又在ICQ上遭遇到那位超级影霸，又谈起阿巴斯，他说你真该看看阿巴斯的《天堂的颜色》。好在我好歹也知道这片子不是阿巴斯拍的，于是留个心眼儿，说我觉得那个《生生不息》里要找的孩子有点像是《何处是我朋友家》的那个耶，那家伙立刻中计了，说他倒觉得两人长得不太像。我忍不住得意嘿嘿笑了一声，他沉默了半分钟然后就下线了，连招呼也没打。

人面树皮

远天

小时候有一位数学老师，他讲课时的口头禅是：“人有脸树有皮，没脸没皮……”这句话是说给那些记不住小九九的同学听的。反正对于像我这样头脑聪明又不求上进的孩子来说，老师是离我很遥远的一种巨型生物，这句话离我也很是遥远。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只是由此将人脸与树皮画上了等号，前者谓之长脸，后者谓之没脸，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就与脸皮没什么关系了。而我也一直乐得过这种“没脸没皮”的生活。

长大一些后，有了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知道了“树活一张皮”并非夸张，植物的全部生机就维系在那一张皮上。但也由此怀疑用树皮比喻人脸是否小题大作，因为我认识很多曾经“没脸”的人都还活得好好的。《聊斋》中有“画皮”的故事，讲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用画笔在纸上绘出一个美丽的形体，在美貌的掩盖下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食人目的。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很深刻的，就是教育世人(特别是男青年)红颜就是祸水。也从反面教育那些恶鬼，要想吃到人肉就必须画出更美丽的皮来。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有其他解释，比如说告诉人们要更重视一个人的内在而不是那张脸皮。但我觉得这种貌似正确的解释其实很可疑，因为就我本人从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来看，结论恰恰与之相反。

有一篇日本小说，讲政府把所有不老实或有牢骚的人都栽成“人苗”，对那些特别有思想的人事先还要做脑叶切除手术。这些“男人苗”、“女人苗”被栽在路边道旁，他们的身体会逐步植物化，新鲜的枝条将从腋窝处生长出来。最终，他们的生命将处于一种植物的宁静之中。读着读着，不由泛起一身鸡皮疙瘩。后来细细一想，这种生活特质可能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极力追求的。也许应该郑重建议我们的基因科学家考虑对人实施植物化改造：将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集中在表皮上，一目了然，毫不浪费。所有人都扎根于大地，从大地中吸取养料，还杜绝了公款吃喝与公费旅游。到了生殖成熟季节，就借助空气和蜜蜂传播花粉，既没有恋爱纠纷还根除了性病。“人苗”没了脚就不能自由移动，还充分发扬了安排在哪里就扎根那里的螺丝钉精神。惟一不完美的地方是种在外面日晒雨淋，不大人道，不过鉴于“人苗”的心和脑都已经完全或部分退化，他们的感觉肯定已和动物很不相同了。到时候这个世界肯定是一片和谐的绿色，又环保又安宁。

被谋杀的牛

何人

小时候的我对斗牛有一种近似仰慕的感情。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人，还有斗牛士金光闪耀的紧身衣、标准的红斗篷。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世界上最勇敢、浪漫的国家是西班牙，而斗牛就是这国家的象征，无论斗牛士或公牛都一如毕加索画一般抽象、诡异。那时有一套广播节目，音乐使用了铿锵激昂的斗牛进行曲，每当门前卖菜的小贩打开半导体招徕买主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打起拍子。这样的一种心情，并不会亚于我爸爸那一代人年轻时对莫斯科皑皑白雪的遐想。

时光荏苒，我把这样的感情带到了1998年，因为斗牛而喜欢西班牙，而喜欢西班牙的足球，喜欢潇洒如斗牛士般的劳尔。我爱屋及乌地看完了西班牙队世界杯的全部比赛，尽管那群酷毙了的斗牛士在尼日利亚和巴拉圭的面前折戟沉沙。但这也丝毫不能削弱我对西班牙的憧憬，我虽然不能看到完美的西班牙足球，但我还是热切地想看一场西班牙斗牛。

于是便有了斗牛。

一个金碧辉煌的服装品牌为我带来了西班牙斗牛的现场直播(尽管只要稍加注意就能看出半数都是录像)。从此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花费了十几年的感情，然而对斗牛却仍然是个门外汉。那种简单到认为斗牛即为一人一牛的毕加索式的理解有多么天真：牛出场了，身上带着放血的镖(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消耗牛的体力)；数个副斗牛士同时登场引逗，只要见牛一发怒就奋力狂奔；花镖手登场，为牛插花镖放血(这老兄跑得比兔子还快)；防护到牙齿的长矛手和他的马登场了，这个最无耻的家伙死也不敢跳下马背，借着牛把马顶得歪歪扭扭的机会，用带倒钩的长矛发狠猛戳牛背(当然是为了放更多的血)。

在这一批喽罗尽心竭力地完成了铺垫工作后，手执斗篷与长剑的主斗牛士终于登场了，在成功地运用了数个骗局博得一片掌声后，终于运用最后一个骗局把长剑插进了筋疲力尽的公牛的心脏。

看过这样一场冗长而乏味的闹剧之后，我怎么也不愿相信这就是我梦想看到的斗牛，是“人与野兽在自然状态下的搏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牛并非在决斗中壮烈地死去，而是被一群宵小不光彩地谋杀掉。

到了今天，我对斗牛的理解是：一起精心策划，多人参与、手段恶劣的一级谋杀。要知道斗牛是这么一出，西班牙的公牛也一准儿会像三国演义中来那么一句：“若想杀吾，大可在此动手，何必多费手段……？”

她来自江湖

徐亦陈 图 谢峰

很多外国友人对中国的侠女文化心存疑惑，都云中国妇女数千年来饱受压迫，怎么会允许有侠女这种大快人心的异类出现呢？他们不晓得咱们的士大夫是见惯了贤良淑女，早已生腻，便编派出一帮脂粉英雄在男人堆里撕扯打闹的事体聊以自慰，时日久了，这些烈女便都摇身成了一代侠女。侠女诞生的缘由不外如此。

陈凯歌自传《少年凯歌》里说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就有“侠女的古风”，可见侠女自有她们的一套光荣传统。来去如风，古道热肠，快意思仇，这些侠者风范自然是少不了的。至于容貌体态，则有更为严厉苛刻的标准。历来的故事女主角都以佳人居多，谁敢破这个俗套？抛头露面的侠女尤其不能例外。试想：人在江湖漂，倘若姿色不佳，定会遭人耻笑诟病，还不如乖乖回家呆着做河东狮爽快。在外招摇过市的，不是自信心爆棚，肯定就是光彩照人。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美人才能让英雄过不了关，也只有美人才经得起群众雪亮眼睛的检阅。

我觉得那些为侠女的登台喝彩的女权主义者们也是犯了迷糊。做侠女并非易事，得受到双重考验(或叫压迫)——除了要履行传统妇女相夫教子的职责，还得强健体魄，不断向自身生理极限挑战，哪怕是摧残身心。须知夫妻上阵就是男女混合双打，战场上刀剑可不长眼，最起码不能拖老公的后腿。最最糟糕的情势，莫过于有孕在身时，夫君外出，大敌当前。《神雕》中黄蓉腆着大肚子大战霍都的那一节，窃以为比任何一轮高手的较量都要惊心动魄。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侠女呵，难上加难。

从小到大我见过许多侠女的样板，这些经验大多来自小说演义和传统戏曲。原以为这年头有侠女之风的女子比较难见，私下里也觉得女孩子要那么厉害作甚，顶多学学史湘云史大姑娘，捋捋袖子，多添些飒爽或娇憨的英气就足矣。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朋友近日出差到天府之国，下公共汽车时不慎踩了一位女孩的裙角，正待道歉，这芳龄二八、娇艳如花的女孩回头砸来一句：“龟儿子我×你妈哦！”我那伶牙俐齿的兄弟顿时紫涨着脸，哑了一般。可以推断，侠女风范中的精华成分尚未失传，万千新新侠女又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