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物语：怒火中烧CEO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6月，美国失业率上升至4.5%，达到两年来最严重水平。其中，制造业首当其冲，1个月内就减少了11.4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的疲弱又扩散至服务业，该行业6月份的就业机会增加5000个，比4月份一下子少了9万个。
高科技的就业危机也加速了扩散过程，专门跟踪硅谷裁员的咨询公司发布报告，今年以来，硅谷的工作机会锐减10.7万个，而2000年全年累计减少4.2万个。紧随加州，伊利诺斯州也饱受了科技企业行业萧条的打击，该州损失了5.6万个工作岗位。裁员潮漫卷而来，西雅图、华盛顿，越来越多的科技园区加入裁员的行列。2001年2月至4月，美国科技界月平均失业人数保持在1.4万人，硅谷以外的地区裁员从8000人发展到1万人，也没比硅谷好多少。
普通雇员被裁早不是新闻，与失业相关的心理问题和犯罪屡有发生，一位越裔就连伤三子，最后与警察对抗。媒介上也频繁出现CEO被解职的报道，相对归属感不强的普通员工，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CEO的心理反应就更有戏剧性。
MIT毕业生Fred就是一个典型。31岁之前他给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发明了把数据库塞进互联网里的办法。顺理成章，他用自己打工的积蓄组建了一家软件公司，开始创业。这些血汗钱当然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一家投资公司中途介入，条件是Fred应该把日常管理转让给职业管理者。投资公司找到的是一个54岁的经理人，管理经验丰富，但没有技术背景，这点深令Fred不齿。老头很幽默，有时候管Fred叫“儿子”，Fred就气愤地回敬，“我早就有一个爹了”。不出几个星期，新任的CEO和风险投资公司通知Fred他得走人。
被“自己”的公司解雇，Fred的气愤可想而知。他给风险投资基金的所有合伙人打电话，控告公司的背叛行为；他拒绝向技术人员传授相关知识；更麻烦的是，当证券分析师质询公司的表现时，Fred把他的愤怒和挫折感合盘托出。最终，Fred决定二次创业，和“自己”的公司竞争。麻烦的是，因为被解职后极端不专业的表现，再也没有风险投资愿意与他绑在一条船上。
Fred的行为被《哈佛商业评论》称为“身份丧失症”，是面对被解雇，创业者通常过激反应的一种。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管理中，创业者或资深经理很容易生发出他们不可替代的幻觉，逐渐地，他们也把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交融在一起，以至于事到临头，往往想象自己被董事会剥夺得一无所有。没了国籍、没了劳动的权利、没了生存的权利，CEO们只有奋起自卫了。
与“身份丧失症”并行的是丧失家庭和丧失自我的症候。在诸如媒体、市场营销等把情感当作劳动力的部门，雇员们很容易因投入了过多的情感而以厂为家，把上司、下属和同僚想象成家庭中各式各样的角色。一旦解雇令下达，为自保计，平日称兄道弟的同事迅速划清界限，弄得被解雇者顿生失家丧子之感。
Justine是美国中部一家占主导地位的消费品制造商的CEO，当企业的市场份额迅速缩小时，董事会希望她开辟新业务、关闭厂房、解雇雇员。Justine消极对抗，于是被解雇。使她难过的是，那些被她保护下来的雇员也有意疏远她。Justine变得意气消沉，使她在职业经理人市场魅力尽失。结局是她购买了一家特许经营店，再也不用担心有董事会能解雇她。
以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这些心理症候实际上大失专业水准，产业界普遍接受的雇佣方式早不是终身制，而是合同制。合同制起源与艺术、体育、建筑和农业等短期包工形式的工作，因为时间不连贯，工程量有限，雇主更愿意围绕任务，用合同的形式临时纠集人马。一旦事毕，大家各奔东西。随后，公司里出现了派工经理，他们在企业里呆2到6年的时间，负责实施企业的战略性决策。有时候一家公司的存在就建立在一个合同上，组建之初，成员间就有早晚要散伙的共识。因为有言在先，公司也就准备了退出机制。美国的企业早没有终身制的位置，这是事实。但由于惧怕人心涣散，很多公司却不公开承认这一点，使很多不清醒的头脑里还抱有幻想。
幻想最终变成了包袱。一份持续22年，追踪500余资深经理人的研究揭示，那些与董事会一搏到底的CEO们往往是最难获得下一个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