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温州劫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曹立新 协助采访 李雪峰 摄影 周辉)

第二次“温州劫案”   0

在银行出纳的手中,钱箱与挎包之间只是轻重美丑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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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后的潘海兵,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照常上班,这种“作假”无疑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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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走的巨款被追回  

中国银行温州分行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真运钞的程序: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共有28个营业网点,他们保卫科负责接运其中20多个营业网点的钱箱。保卫科共有四辆运钞车,每辆车配4个人,一个驾驶员,一个市行调拨科出纳,两名押运保安,用他们的话,叫“出纳押运+保安押运”。每辆运钞车负责接运五到八个营业网点,运钞车的时间、线路和人员都相对固定,但不时也会变更,有变更事先会通知有关网点。按常规,运钞车每天下午6时30分从分行总部出发,6时55分钟到达体育中心分理处,由运钞车上的出纳和营业所的出纳在交接单上签字,并一起将装款箱抬上运钞车,营业所和运钞车的保安只负责警戒,整个交接过程1分钟就能完成。

“5·9案”假运钞运走的是中国银行温州分行体育中心分理处的钱箱。该分理处位于繁华热闹的温州市民航路东侧,附近有“好又多”超市和民航售票处等存款大户。因为存款多,碰上体育馆有大型活动的时候,该分理处的运钞线路有过变更:由中国银行温州分行鹿城支行先将钱箱运走,再由支行将钱箱运到分行。体育中心分理处共有三名出纳员,两名会计,一名保安。按规定,每天运钞车到后,应该由三名出纳员各自提着自己结算完毕的钱箱,在保安的警卫下,将箱子送上运钞车,并与车上的出纳签交接单。整个过程中,保安是不能提钱箱的;会计是不能签交接单的。

规定如此,实际中的情形却是,出于好心,保安常常帮助出纳提钱箱,会计也偶尔帮出纳签单。三位出纳互相之间也是如此,她们自己机动安排,每天让一个人提前至5时30分下班,其他两位出纳中的任何一位,则代她将钱箱提上运钞车,并代签交接单,有时干脆将三只钱箱交给一个“轮班出纳”,这已成为“习惯”。

中国银行温州分行保卫科的一位负责人说,这种低度责任性,“迟早是要出事的”。可是,5月9日“轮班”的出纳谷甸甸显然不这样认为。从该分理处开办起,他们就一直这么互相帮忙,而且其他分理处也都这么做,可以肯定,如果不是“5·9案”,他们还将这么帮忙下去。每天下午6时55分,分理处后门的门铃一响,运钞车来了,“当班”出纳就把钱箱抬出去,运钞车上的出纳和司机都熟悉得很,从来没出过事。在熟识的人之间,钱箱的交接就像随身的挎包,很随意,似乎也很安全。

5月9日那天“合该出事”。因为下雨,天黑得比平日更早,体育中心分理处在结账时发现有一笔账对不上,本来可以提前5时30分回家的出纳也留下来“加班”,两位会计也在,加上保安,共6个人。“轮班”出纳谷甸甸忙到6时30分,按常规,运钞车要等6时55分到,还有一刻钟,她便先到洗手间换衣服,为回家做准备。可是,那天潘海兵一伙6时40分就开来了运钞车,谷甸甸还在洗手间,会计叶伟便帮她签了交接单,钱箱则由保安提上运钞车。

谷甸甸从洗手间出来,向保安说了声“谢谢侬”。钱箱交接之后,保安下班回家,其他人则继续加班对账。平时,钱箱交接后,都是会计和出纳先走,保安留下清场,最后一个离开,在体育中心分理处做了三年的保安,几乎天天如此。保安刚走不几分钟,6时55分,也就是平时运钞车开到的时间,分行保卫科和公安局的警察突然来到了分理处,正在对账的谷甸甸等人吃了一惊,她们被告知,刚刚把钱箱提走的运钞车是假的。谷甸甸当场就懵了,她回答警察的第一句话本能地责怪起保安:“为什么我没出来,他就把箱子交出去?”

回想起来,急于下班,提前到洗手间换衣服,似乎是谷甸甸在“5·9案”中惟一的过错。一开始有人怀疑她与潘海兵有串通,好在潘海兵自己后来否认了。谷甸甸当时蹦出那句责怪保安的话,除了想减轻自己的责任,言下之意也想说,只要等她出来,只要提箱子或者签交接单两件事她做了一件,惊动全国的“5·9假运钞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事实也可能如此,因为她与分行调拨处的出纳和潘海兵等运钞车司机都很熟,不仅因为常打交道,而且她丈夫就在押运科做保安。谷甸甸搬房子时,潘海兵还帮过忙。

谷甸甸的逻辑是,钱箱不会交到不认识的人手里。潘海兵大概也认同这一点,他也担心被认出来,所以整个过程中他呆在驾驶位上没吭一声,而且事先交待同伙,如果有人问起身份,就说是“临时调过来的”。他之所以让装扮成运钞车上出纳的王明国化名“陈剑波”,是因为他了解到中国银行温州分行97名员工中,有“几十个”姓陈的。潘海兵长期对运钞过程观察所得的结论是:“有很多漏洞”,他说的漏洞主要不是指规章的制定,而是指规章的执行。他知道,制度的程序规定与实际的操作习惯有很大差别,而习惯上已经将钱箱视同挎包的人是几乎不具备任何警戒心的;他也知道,谷甸甸就在体育中心分理处,但谷甸甸不一定会提钱箱,也不一定会签交接单。

事实上,体育中心分理处的保安和出纳都认出了假运钞车上的“新面孔”,但没有人查询。保安只问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早?”王明国回答说:“今天先接你们。”事后,王明国承认自己“当时胆战心惊”。好在保安没有继续问什么,就帮谷甸甸把钱箱提上了运钞车。王国明要求将钱箱放进驾驶室,理由是“后边装满了”。既然是先接体育中心分理处,后边怎么可能装满了呢?这种明显的破绽,潘海兵自己都听得很清楚。事后他说:“如果再多问一句,就可能露馅了。”但他很侥幸,没有人再多问一句。被逮捕后的潘海兵承认,“我们原来也不是有把握,没想到那么顺利拿到钱箱”。

温州市公安局对此案的认定是:“有充分预谋的高智商犯罪”。潘海兵在顺利拿到钱箱后,马上以鹿城支行的名义给分行负责当天押运体育中心分理处的运钞车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来了,我们已经把钱运走了。”没想到,匆忙之中,他将电话打到分行保卫科,对方问了一句“你是谁?”他立即将电话挂断。根据谷甸甸的分析,潘海兵的用意可能是想以此拖延时间,这一招倒似乎表现出“高智商”,但是据一位参预办案的警察说,正是这个“高智商”电话,成了潘海兵“致命的错误”。

据了解,目前中国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已经易人,中国银行绍兴分行的袁龙已经到任主持工作。该分行保卫科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今后他们拟为每辆运钞车配两名出纳,一个在车上负责后门的开关,另一个负责进网点交接,并考虑给各网点发运钞书面通知,并出示接钞人员的照片,以供对照。

体育中心分理处也传来消息:5月9日之后的第二天,该储蓄所将原保安解聘,另从温州市保安公司聘请了一名保安,该经警上班到中午时竟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三天,他们又聘了一名新保安。也就是同一天,分行保卫科模拟了第二次“假运钞”,并再次“成功”。 分理处保安公司运钞车温州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