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现代化的社会冲突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沈阳有70万下岗职工  

警察的烦恼

记者本想就刘涌案件的某些未解问题采访沈阳市公安局的杨加林局长，但被直言告知：“该公布的时候自然会公布，现在请不要给杨局长再找麻烦了。”

事实上，记者在沈阳已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杨加林把沈阳搞得这么被动，如果不是他硬要和刘涌过不去，哪里会有这么多事？

对于杨加林和沈阳的警察，即使是冯有为这样“专与公检法的违法违规过不去”的人民代表也点头叫好。“尽管也出了像刘军这样的害群之马，但沈阳公安局对警察的管束还是很严格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警察被要求经常性地与市民保持联系。”冯有为说，“更重要的是，沈阳的警察对社会治安和打击犯罪的力度都很大，他们敢于和犯罪分子较量。”

奠定警察在沈阳人心目中良好形象的，是他们忍气吞声奋战3年多，终于在1999年10月底一举打掉了“三·八”系列持枪抢劫杀人大案，抓获5名在5年时间里持枪作案11起、枪杀10人、击伤5人、抢劫现款200余万元的亡命之徒。这5名案犯，多次通过枪杀出租车司机获得交通工具，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杀人抢劫巨款。全市1.8万名警察苦苦排查，列出全市符合案犯条件的嫌疑人86万人，重点嫌疑人2.3万，光手印都取了1万多枚，始终摸不到罪犯的踪迹。直到1999年10月19日，3名案犯再次持枪抢得32万元，警方按照受害人的叙述在报纸上登载劫犯模拟像，10天后即将案犯抓获。

“本来我们希望破获‘三·八大案’会给那些犯罪分子起到警醒的作用，但很可惜，同样的犯罪仍在发生。”在破获“三·八大案”中荣立二等功的铁西分局刑警大队长陈强说。他指的是今年1月10日发生沈阳东陵区的那起运钞车抢劫案，两名头戴黑套的歹徒在清晨开枪打伤送款员和经警，抢走装着78.5万元钞票的布袋。2天后，歹徒逃离作案现场乘坐的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和后备箱里死亡的出租车司机在楼群中被发现。这种手法与“三·八大案”如出一辙。

“去年我们破了5900多起刑事案件，”陈强说。他手下的干警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最多的一天晚上要出15次现场。“尤其是现在杀人好像很容易就发生，以至于我们分析案情时往往很头疼。”陈强说。铁西刑警大队最近破获的一起割耳朵案就非常典型，两年前的一个冬夜，一名小饭店老板在公厕里被人割去双耳致死，警察怀疑是报复杀人，但整整两年没有找到任何人有作案动机和时间。直到去年12月一名盗窃犯被抓住后才交代了这起案件的原由，有两个炒股票的人有仇，其中一个找来两个想发财的民工，答应给2万元钱，条件是把另一个人的双耳割下来交给他。这两个民工等了几天没有机会下手，赶上年关将至，两人干脆随便找了一个人将其双耳割掉交差。

“有些问题是无法依靠我们警察的打击解决的，这让我们也很苦恼。”陈强说，“人们说生活离不开警察，警察离不开刑警，但我们毕竟只能破案。”

从两极分化到社会失范

“现在暴力犯罪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利性，尤其是抢劫和黑社会黑色经济上升的势头太厉害，”中国刑警学院的高士艺教授对记者分析道。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近些年单纯的强奸案并没有增加，但在铁西分局去年发生的40多起人命案中，十起里有三到五起是针对三陪小姐的谋财害命。

“事实上，不管是官员腐败、黑社会、色情业还是其他刑事犯罪，都是最典型的社会失范，这种失范从社会根源来看又都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后果。”高士艺说。绝大部分沈阳人都认为，沈阳的社会秩序还是安宁的，因为他们经常能看到警察的身影。但他们谈及最多的问题是：沈阳的贫富两极分化即使不是全国最厉害的，至少也是最明显的。

在沈阳，你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聚集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姑娘们的穿着一点都不比北京和大连逊色，车水马龙的大道上几乎找不到富康车，更不用说夏利之类的经济型轿车，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大厂云集的铁西区，则被沈阳人戏称为沈阳最大的度假村——大家都歇着了。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都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同样的饭菜，到铁西去吃要比和平、沈河等地便宜1/3。记者乘车在那里转了一大圈，居然没有找到一座5层以上依然灯火通明的宾馆，甚至出租车司机到了夜里都不愿意往铁西去——他们害怕最后你找他要钱。

对全世界所有的城市来讲，这种两极分化都被看作是造成社会冲突和各种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威胁。但在沈阳，至少是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50年的大工业化生产把他们训练成为最有纪律性的产业工人，尽管他们经常会堵马路静坐，但他们按时发放救济金之类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和最基本的。陈强也向记者证实，涉及到工人的暴力刑事犯罪极少，最多也就是些小偷小摸的动作。

“但是一种很有危险性的观念就在日益拉大的两极分化中衍生出来，就是很多人有强烈的暴富心理和暴富之后要露富的心态，它们又往往成为犯罪的溯源。”商小平说。记者的一位朋友4年前从北京到沈阳做生意，这位开着奔驰的北京人也在这里表现得像个东北人——在衬衫外面，披着黑貂皮大衣，戴着黑貂皮帽子，走路总是很有派头地慢慢踱着。“我这身行头是照着张作霖的一张照片穿的，价值2万多元。”他说，“在东北这被认为是绅士的打扮，但当我回到北京，别人都把我当老大。”

中山广场是沈阳人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这里给人一种朴素的生活热情  

与腐败和黑社会杀人越货相比，更多的社会失范不会如此激烈和骇人听闻。但可怕的是，来自上层的官员腐败和混乱正在造成整个社会恶性循环，普通百姓被无形中卷了进去，当他们看到汽车走私犯一夜暴富，堂而皇之地与官员称兄道弟，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不平衡心理是显而易见的。

最原始的笑贫不笑娼的商业观念正在渗入这座城市。东北的小姐是全国有名的，沈阳正是这样一个集散中心。在沈阳，娱乐场所、桑拿浴、按摩中心、歌舞厅、夜总会多达5000多家，其数量超过北京。尤其是洗浴中心，仅中街旁边一条500米的小街上就有30来家和两家避孕工具销售商店。

商小平的另一个发现是，在沈阳，居然有很多当地女孩从事三陪、按摩、洗脚等与色情有关的服务。记者辗转找到这样一位家住沈河区的按摩小姐，19岁，在一家高档洗浴城做事。她告诉记者，自己的很多朋友和同学也在做这一行，一天至少能挣4000～5000元钱。虽然她依然瞒着父母，但她也承认父母肯定已经知道了，“因为经常晚上8点上班，凌晨4点多钟下班，在洗浴中心睡觉，中午才回家吃饭”——但她的父母从来没有问过她任何工作上的事。

“这些人并不穷，他们的穿着打扮讲究牌子，比我们昂贵得多。”商小平有一次到中街附近的一个朋友家，碰上邻近一个时髦女孩与朋友打招呼。“她显然是骄傲的，背着小包昂首挺胸，我朋友问她到哪儿去，她很自然地说上夜班去。”朋友后来告诉商小平，所谓的上夜班就是到旁边的三星级酒店做小姐。“她还告诉我，那女孩背上装安全套的小包要卖上千元。”

新任辽宁省长薄熙来(晓亮 摄)  

慕绥新时代的蜕变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表明，这座城市正处于现代化蜕变的非常时期。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沈阳的经济发展格局中，近10年一直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沈阳年鉴(2000年)》提供的数据，1993年，沈阳国内生产总值中三个产业的比例依次是8.2%、47%和44.8%，但自1995年开始，第三产业一举超过工业，到1999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分别是43.8%和49.3%，第三产业的固定投资更是占到七成以上。

而第三产业真正形成规模的一是批发零售商业，一是餐饮服务行业。“沈阳过去是重工业城市，但也一直是全东北的商品集散和流通中心，80年代以后的政府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把沈阳建成服务东北、辐射全国的商贸中心城市上面。”冯有为说。在沈阳，有数量众多的批发市场，记者手中只有1999年的数据，最大的五爱小商品批发市场成交额128.1亿，其余还有中国家具城、中国鞋城、中国小商品城、钢材中心、东北通讯市场、摩托车市场等等，当年有11处市场交易额超过10亿元，63处超亿元。

在铁西的大厂纷纷陷入困境、大批职工下岗的时候，这些大规模的批发市场适时地支撑了沈阳的经济发展。沈阳市是全国货币回笼量最大的城市，而且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量。在整个“九五”期间，沈阳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1.1%。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7.5%，到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16亿元，人均超过16500元，提前三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水涨船高，从1999年的5364元增加到5850元，到世纪末的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00亿元以上。

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我们1998年在沈阳开发的紫金苑，5000多元起价，除了政府官员，有相当多的住户来自这些批发市场，”沈阳万科开发公司董事长周卫军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发的25万平方米的“花园新城”同样把目光瞄准3公里之内的五爱市场和中国鞋城。与万科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的客户相比，周卫军认为，这些批发商平均质素不高，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由于沈阳的外企不多，所以白领中产阶级数量很少，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逐渐出现一些依靠知识赚钱的高收入者。”

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在1998年成功地脱去了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仅仅在10年前它还位居第二，当时的市长慕绥新还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这个老工业基地走进了全国卫生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行列。它的环城高速公路和6条通往北京、大连、吉林等地的放射型高速公路使这座城市稳稳地占据区域中心的位置。在产业结构上，虽然第三产业还没有达到70%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水平，但毕竟经贸中心的地位已经奠定——它的工业同样也具有相当的产业基础。虽然这座城市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已经从第5位下降到第10位，但每个人都相信，沈阳还没有失去机会。

然而，沈阳必须同时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困境：它的市区人口1/7以上是领取每月32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岗职工，它的富裕阶层集纳了三种人：腐败官员、走私者和知识水平低下的暴发户。在沈阳，富裕者的流行文化是到老枪俱乐部看俄罗斯艳舞和语言赤裸的二人转，辽宁芭蕾舞团和辽宁人艺一年没有几场演出。

在这种贫与富直接面对的地方，冲突往往是最容易发生的。但正如社会冲突理论奠基人拉尔夫·达仁道夫所说，“社会冲突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恰恰是最积极的”。社会失范的风险中存在着新秩序形成的最大的可能性。

(本文采访中，得到了栾俊学、杜鹃、赵秉新、葛素红等人的帮助，尤其是《南方周末》的长平、刘天时，携手攻关，慷慨分享资料、线索，在此一并致谢。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刊资料)

1999年11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向破获“三·八大案”的沈阳市公安局颁发100万元奖金。颁奖者为时任市长的慕绥新，领奖者为公安局长杨加林。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沈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