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输血就不输血”

（文 / 巫昂）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临床中，能不输血的就不输，能少输血的不多输，非要输血的最好采取‘自身输血’，”输血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所长王憬惺说。这也是12月15日在北京结束的国际性“临床输血、血液安全和质量研讨会”本年度的主题。

作为输血专家，提出这样慎重的建议，是有充分理由的，王憬惺在面对本刊记者专访时解释：“输血是医治手段，反过来讲，输血仍然是不安全的，虽然目前我们供给医院的血液是历史上最安全的血，但哪怕还有千分之一的不安全因素，输血都不能作为医生对患者实施治疗的当然之选。”

王憬惺用尽量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记者说明其中的原委，他说：“目前国内检测输出血液中是否含有病毒还是依靠测抗体的方法，人感染病毒后，并不能马上出现抗体，中间有一段‘窗口期’。比如丙肝和AIDS就可能长达两个月，所以如果在这个危险期这人去献血，是检测不出血液有问题的。比较可靠的办法是直接检测病毒核酸，它十来天就可以测出病毒。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着十几天的‘窗口期’，还是没有彻底的安全保障。”

在谈到“血头经济”时，王憬惺强调，需要建立起一种良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义务献血，没有任何组织压力，非政府行为，非行政命令和手段的献血。那些对献血在经济上有回报需求的，血液最容易出问题，质量也不会高。

世界卫生组织本年度的口号是：“血液安全从我做起。”血液的安全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医学问题。血液安全有四个环节，首先是血液来源，其次是病毒检测，然后是用“病毒灭活”技术去除血液中的残余病毒，最后一个是医生的处方权，医生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给病人输血。事实上，国外研究表明，外科手术1000CC以下的失血，对身体技能正常的病人，完全可以不输血，输血与否是权衡利弊的关键时刻，每输一次血都在冒一次风险。

所谓病人自身输血，一是对那种可选择时间的手术，在手术前准备时间内，采取病人自己的血作为手术当日用血；二是在手术台上将血液回收，通过一定的过滤消毒技术，回输给手术中的病人。王憬惺认为，这是最安全稳妥的输血方式，而且可以防止不同个人哪怕是相同血型间输血带来的免疫力。

“输血是以上这四个环节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无力在短期内杜绝‘血头经济’时，我们起码还有能力控制后三个环节，一旦控制好了，血液仍然可以做到安全，同时，在真正义务献血的路上走远一步，血头的市场就会缩小一圈，我是完全有信心的。”王憬惺最后说。他还表示，对媒体一味地夸大献血的危险，夸大地下血站的能耐，给医院和专家献血宣传带来的压力表示不满。比如，当2000年5月间，他们在深圳考察当地比较完善的义务献血机制并扩大推广深圳经验时，当地媒体正在火热地炒作广东血头内幕，这容易带来人们心理上的恐慌，一切良性的宣传顷刻之间就被淹没。

血液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本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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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别人体内的血液——输血

第一次成功的输血大约是在1665年进行的，当时，约翰·威尔金斯用一支羽毛管和一个膀胱取出一只狗的血，输进另一只狗的静脉内。两年之后，法国医生让·德尼进行了第一次医用输血。他把羊的血液输进一个15岁的男孩的静脉内，男孩得救了。但输血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很少有人使用。直到19世纪，约翰·利科克重新对用输血治疗大量失血产生兴趣。他认为，在两个同种动物之间输血是安全的。詹姆斯·布伦德接受了利科克的建议，开始用一个注射器抽出他助手们的血液，输进他知道将要死去的病人体内。1829年，他成功地把助手的血液输给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妇女。这位妇女得救了。

人可成为输血者，每6个月献血一次。这样可保证医院经常有血液供应，然而，当进行更多例的输血后，问题出现了。有时输入的血液可成功地混合，但有时也会凝起来。这个难题后来被研究血型的卡尔·兰德施泰内解决了。如今，在美国，全体公民每年的输血超过200万次。成人大约有6升血液。失掉1/4的血液可能没有生命危险，但失血超过1/4肯定是需要输血的。 健康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