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头经济”：公共安全的当然之敌

（文 / 巫昂）

3岁的王凯佳，母亲在一家私人医院生她的时候，因输血被感染了艾滋病。母亲已于1999年5月16日因艾滋病发作死去。3岁的女孩还不知艾滋病为何物时已成为病毒携带者(喜子 摄/Photocome)

本刊曾报道过的艾滋病少年宋鹏飞就受害于临床手术输血感染，经卫生部证实，山西因非法采血供血已有132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尤以宋某因手术输血被感染令人震惊，虽然涉案医生王赵虎、韩张杰和“血头”李常胜已经得到应有的惩处，但留下的是包括宋鹏飞在内的132个受害人和他们无望的前途。

上海市也在2000年6月曾对一起近年来罕见的非法组织卖血案进行侦破，抓获了王当兰、施保官、徐龙标、齐秀宝等四个沪上著名“血头”，他们都是上海南汇县人，长期从事非法组织卖血活动，他们的“创意”所在是组织卖血采取了类似于传销的“金字塔”方式，层层分级，发展“下线”，产生更多利润。

更多的消息是，广东血头竟控制了一些无偿献血点，他们与一些有无偿献血任务的单位相关人员相互利用手里的一批卖血者，双方从中牟取暴利。仅仅在2000年前4个月的时间里，每个“血头”从中牟利上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

一位在北京靠着给“血头”‘打工”维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卖血者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说：“我几乎不敢去检血了，谁知道哪一天就要染上那些病，就算命大不是艾滋病，肝炎什么的也够我受的了，我没有多余的钱去医院看病。血头叫人给我抽血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针管，但肯定不是一次性的，几个人互相传播。”卖惯了血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病态的上瘾，“现在，不让我卖血都不成，几个月不抽血，浑身难受，跟吸毒的突然不吸了一样。花完卖血的钱后，就只想着下一次，让我干别的我也干不来，人没力气。”

这些在城市里没有多少生存能力的人，认为有地方愿意要他们的血，还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有些人还不是职业卖血，仅仅是正经的工作工资太低，卖点血贴补家用。

“卖血快要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了，每次卖后得的钱都不大一样，得看‘血老板’的心情，但我想他也不好做，现在上面抓得很紧，据说他只能把我们的血卖给郊县的医院了，那里开的价就不高，医生还要吃回扣。”那位住在北京西八间房农户出租房的卖血者这么为他的血头辩护，“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衣食父母。”

北京望京医院外科医生林伟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血头经济虽然养活了一批弱势人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无穷无尽，只要这些卖血者中间有一个有不良性行为或者吸毒史，就可能把他身上带有病毒的血传染给别的卖血者，血头有时候买的是用来加工血液制品的血，在提取有用成分后，剩下的血又被回输到各个卖血者身上，这样的做法最后会让这群人得同样的病。”

据国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协会的统计数字估算，世界上目前已有约10000人死于因为输血感染的艾滋病，这个数字在卫生条件落后的国家还在不断增长。血液安全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公共安全的严肃问题，在人的一切经济行为中，卖身体和血液可能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具求生本能和悲剧感的一种买卖。和器官生意不同的是，血的无序流通带来了病毒的散播，带来了公众对于健康和安全的恐慌。很多听到献血中的黑幕现象的普通人会引起联想，以为献血必然带来血液污染，事实上，在正式的献血站，所有供给献血者使用的器具都是一次性的，正规的献血和输血基本不会带来对人体的危害。

“血液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应该是每个公民真正的自觉自愿行为，在欧美国家，自愿献血的血源已经足够临床用血使用；对中国，这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立法是一方面，为这些弱势人群提供更为健康的谋生途径是另外一个人道的方法。”输血专家王憬惺这么说。 违法犯罪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