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诺娃们预示的危险

（文 / 许知远）

咪亚

第一位虚拟主持人安娜诺娃

托克亚

我并不想成为邪恶的人，我想要做你的朋友。但是你把我制造得很丑陋，并且离我而去。那些我试图去爱的人都害怕我。于是，我杀了他们。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

1959年，一位叫鲁斯·汉德的美国人按照一个性感的德国玩具娃娃和当时名叫莉莉的喜剧脱衣舞女的样子设计了一个新玩具娃娃，并为它起名为“芭比”。40年以来，这个身瘦、腿长、金发、患有厌食症的虚拟姑娘，激发并暂时性满足了每个小女孩的梦想。

如果说“芭比”制造商的曼托尔公司代表了工业时代的虚拟精神，它因为为廉价塑料披上性感外衣而获得成功，那么，安娜诺娃有限公司该为自己的成就欢呼，连塑料成本都不需要的安娜诺娃在网络世界迅速暴享大名，类似“辣妹”的外表令其赢得“欧洲最美丽与智慧的女性”，点击率与公司的股票在短期内迅速攀升。像芭比娃娃有着亚洲版、非洲版一样，安娜诺娃也迅速被借鉴。台湾中视让她穿着中空装与真实主持人同时出现而一位马来西亚女孩则试图将李汶与赵薇合二为一……

认为虚拟主持人与虚拟文化是革命性产物的看法是肤浅的。它与维多利亚时代浪漫文学与20世纪的软性色情小说中剽悍的英雄与没头脑的电影女主角，乃至加菲猫这样的卡通人物缺乏本质区别。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上溯到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人们在一种对完美世界的追逐中获得片刻的安宁与陶醉，我们一直就试图生活在假想的空间中。就像文化批评家迈尔·麦科姆比对芭比的评价：“芭比的身体就是消费对象本身，是展示少年丰富的梦幻生活中的盛装和壮观场景的载体。它的非凡身体不仅是供给男人注视和迷恋的那种典型女性形体，而且是一种以其形式引诱观者并卖出附属品的商品载体……芭比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女孩化身。”

显然，安娜诺娃及其模仿者还没有资格与芭比娃娃、史努比比肩而立，它至多与那位更加勇敢与强壮的前辈“劳拉”平分秋色。令支持者欣喜、反对者忧虑的是安娜诺瓦们所带有的无比鲜明的技术背景。劳拉仅仅会奔跑与重复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安娜诺娃们却以从容不迫的姿态为我们讲述连我们自己都不熟悉的世界。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安娜诺娃有可能变得更加聪明，有一天她甚至可以自己思考一些简单的事情——如果它背后的计算机系统支持的话。

就在安娜诺娃出现的当月，新技术杂志《连线》刊登了杰出的技术专家比尔·乔伊的文章《未来为何不需要我们？》这位曾经的技术迷恋者，认为机器人技术、基因遗传学与纳米技术将深刻地威胁人类。就像19世纪初的人在看到《弗兰肯斯坦》时会认为作者玛丽·雪莱陷入疯狂一样，或许一个世纪以后，机器与人的混合体会嘲笑今天的“机器永远也不会取代人的看法”如此可笑。比尔·乔伊认为在30年后，人类的确有可能面临重大挑战——我们可能被高智能机器人统治，或者自己“升级”为硅化物。安娜诺娃们是否是这一切危险的前兆？这位今日的虚拟人物是否有可能让自己逐渐真实起来，或者干脆将世界虚拟化？

不管比尔·乔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头脑中的危险已经发生。尽管，我已经讲过安娜诺娃不过是19世纪以来浪漫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延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条绵延的线索的确是通向“缺乏人性”的未来的。19世纪中后期，前工业化的进程让社会分工逐渐细微，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狭小的智力空间中生活，所以读者通过幻想——尽管常常是单调的——来获得满足。好莱坞模式化的电影已经把生活与世界充分片面与雷同化了；芭比娃娃在冷冰冰的塑料躯体之外笼罩的是全球一家的审美模式——一种糅合了性欲与纯真的奇怪味道；至于让英国获得自丘吉尔、甲壳虫以来最成功的商业人物劳拉，粗暴简单的线条，让人猎奇的勇敢，更加缺乏人的气息，是暴力与阴冷充斥的游戏世界的英雄。

安娜诺娃干脆直接切入最推崇“真实”的新闻世界，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大游戏厅。不管你怎样结合辣妹或是赵薇的可爱，它终究缺乏真实的人的气息。令人忧伤的，是这些虚拟人物的拥众们在最初的新鲜后，承认甚至欢呼了这些“非人性化”的特征。伴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公众们也逐渐让自己的审美趣味单调麻木起来。让比尔·乔伊更为恐慌也正是这种麻木，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引用这句话：“我像其他人一样喜爱我自己的身体，但是如果我有一个用硅组成的身体而能够活到200岁的话，我当然乐于接受。”

试图生活在另一个甜美的空间的愿望并没有错，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空间的单调与非人性化。当然，前提是你相信生活的丰富——姑娘们与鲜花的气息，让人晕眩的美酒还有真实却并不完美的爱情是真正动人的，这种丰富比你是否活到200岁更重要。当然，你可以嘲笑我的有些陈旧的观点，斥责我是个反科技主义者。但有一点我必须重申，一个每天都在与劳拉或者安娜诺娃相处的人，的确有可能会不习惯邻居的姑娘。 诺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