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觉醒：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 24岁的陈定启来自江西萍乡，到深圳打工已8年 )

流动的劳动力

22岁的曹杰操作着一台车床，把一个铜块冲压成一个圆形的“连接头”。随后这个铜质的零件将装进集装箱，运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用于制造雷达。他每天工作11个小时，手动冲压大约1万个这样的铜质接头。如果操作的是一台自动车床，他的工作量是2万个。

这已经是曹杰的第五份工作了。一个月前，他坐在一家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负责用胶水粘结组装玩偶模型，这些“卡哇伊”的玩偶将销往日本。在他这道工序上，每天要完成大约5000多件半成品。再往前，他还做过保健品推销员，陶瓷厂的质检员和铝合金门窗厂的切割工。每转换一个工作，最多只需要半天的培训。

事实上，曹杰刚刚来深圳不到10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两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

去年的这个时候，曹杰还坐在老家常德的一家首饰店里当学徒，每个月挣1100块钱。他跟师傅学习首饰改装，把顾客送来的首饰重新熔化，再将金属液体倒进不同的模具，制作成一条新项链或一个金戒指。高中毕业后，他就在这家亲戚开的店里学手艺。白天当店员，晚上当保安。曹杰的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个星期也接不到几个电话，拿起手机又不知道打给谁，每天就靠看小说打发时间。

( 深圳横岗189工业区，年轻的打工者们寻找更丰富的业余活动 )

今年春节，在深圳打工的同学回家，向他描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决定到深圳看看。但是父母不同意儿子跑那么远，于是他就先斩后奏，买了一张火车票，揣着4000块钱出发了。

现实世界总是充满了挫折。他最初到同学的公司推销保健品，但很快发现自己性格腼腆，站在街上根本张不开嘴，只干了两天就离开了。在人才市场和工厂区溜达了一个月后，他决定到一家铝合金门窗厂上班。但由于工资太低，干了一个多月，他和十几个工友就辞职了。然后他又去了陶瓷厂、玩具厂和现在这家五金加工厂。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工资、工时还有经理的态度。

( 深圳龙岗老街上正在挑选耳机的男孩 )

曹杰目前落脚的这家工厂在横岗189工业区。工业区紧邻深惠公路，公路的斜对面是188工业区，身后还有一个228工业区。工业区是从稻田里生长出来的，无从命名，只能以地块数字来标记。工业区的中心是一条四车道的主路，每分钟都有大型集装箱货柜车呼啸而过，拐弯驶入尘土飞扬的深惠公路，随即融入全球产业链。园区里有十几家工厂，两三万工人。厂房之间是村民们的楼房。

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过去。最大的一家玩具厂倒闭了，留下了庞大的土黄色的厂房，夜幕之下如同冰冷的堡垒。这家名为“广达实业”的玩具厂最多时曾经雇佣了1万多名工人。另外倒闭的是一家阀门厂，这家工厂以待遇好而出名。传说普通工人的工资都有4000多元，是别的工厂的两倍多，几乎从来没招过工，因为没有人离职，工厂食堂都是用矿泉水做饭。

现在园区内最大的企业，是一家名为“力佳”的电机厂，有大概四五千员工。每天中午，穿着绿色工服的年轻人涌出厂门，两边的便道瞬间塞满。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许多人稚气未消。

曹杰不愿意住宿舍，他和另外3名工友在园区里合租了一间村民的房子。园区不大但是五脏俱全。一家超市和一条商业街，销售廉价的服装和被褥。在路边的小饭馆，一碗米粉6块钱。晚上最热闹的地方是溜冰场，强劲的音乐传到很远，门票5元，喝一瓶啤酒只需要6元钱。园区里当然少不了网吧，3块钱一小时，由于缺少竞争，价格比别的地方略贵。还有一个独特的休闲去处叫做“影吧”，有点像当年大学图书馆的影音室。“影吧”里有很多小格子，每个空间一台电视和一台影碟机，租一个片子需要两三元钱。

( 深圳龙岗老街，下班后逛街的女工 )

工厂就建在园区主路的两侧，每家门口都贴着常年招工的通告，甚至在厂房的楼顶打出巨幅招工的广告。周末下午，附近的工厂也会在路边摆摊招工。女孩比男孩更受欢迎，因为她们不爱闹事更容易管理。在大部分工厂里，女工都至少占到了60%。只有在一些仓库、搬运等需要力气的工种，才会优先男工。

曹杰并不担心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在同一个工业区就有很多用工的需求。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很快转变为服装厂的制衣工或电机厂的装配工。

( 27岁的阿林来自江西修水，到深圳打工已9年 )

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是理解“民工荒”的一个透镜：工厂的大门永远敞开，每分钟有人离开，有人进入。园区里不能没有工人，但谁来都能干，缺了谁也都无所谓。

1亿“新生代”

曹杰的父母都是湖南常德市的农民。小时候家里很穷，种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记得我爸爸买块70元的手表回家，母亲都很生气，3天没理他。”曹杰说。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在曹杰四五岁时，父母就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因为父亲会做饭，所以夫妻二人选择了在夜市摆摊，做大排档和夜宵。每天夜里3点以后才收工，一早又要起床买菜。风里来雨里去，一年休息不到10天。有一年城管抓得严，大排档干不了，只能去卖水果。辛辛苦苦下来，每个月才一两千元的收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曹杰和弟弟进城读书，一家人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居住的条件很差，房间打了一个上下隔断，兄弟俩住在上面，父母住在下面，光线昏暗，白天都要开灯。

供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对于农村移民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每学期都要多交500元的借读费。“最初爸妈只想先带一个孩子出来，条件好了再让另一个出来。”曹杰告诉本刊，“但是最后，我妈妈咬着牙把我和弟弟都带了出来，她不想我们继续留在农村。”

曹杰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先在家玩了一段时间。随后父母把他送到亲戚的金店里学徒，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好干什么。小城生活让他感到乏味，他也不愿意跟父母摆摊或者经营个小饭店。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小说和去网吧打游戏，尤其爱看19世纪以前的外国小说，从巴尔扎克到司汤达。

对于一个20岁的小城青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在深圳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曹杰只工作了不到8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找工作，并且感受城市：坐地铁，看大海。

曹杰对于工资收入不是很在意，他觉得一两千元就够了，自己也没什么负担。他和3名工友合租了一间房，房租每月300元，大家分摊。“我不愿意住宿舍，里面人员流动太大，不舒服也不安全。”曹杰说。他曾在宿舍里丢了一部手机，就放在枕头边上，清晨醒来时不见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新来的工友。他找到工厂的经理，希望工厂能够给他一定的赔偿，因为那个嫌疑人是他们招进来的。“但是经理对我很粗暴，说不关他们的事。我就报了警，但警察也说和工厂没关系。我很生气，就辞职离开了，然后到劳动局举报了这家工厂，因为他们每小时的加班费比劳动法规定的低一元钱。”曹杰说。

曹杰不愿把时间过多地投入加班：每天加班不要超过3个小时，周末至少有一天是完全休息的。他要有自己完全支配的时间，要一些自由的生活，哪怕只是在房间发呆。这也是他对于工作最重要的要求。上一次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加班问题。“我周日已经安排好了和朋友去郊游，但工厂突然决定赶工加班。我还是回去了，但是决定离开工厂。”曹杰说。

生存，并非打工唯一的目的。这是曹杰和父亲最大的不同。他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专属名词最先出现于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各级政府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全国总工会将这一阶层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等于“80后”的年轻工人、服务员，即所有离开家乡不干农活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还被称为“农民工”，无非是一纸农业户口。

按照全国总工会的分析：2009年，全国工人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

2009年，我国共有2.3亿工人，这些“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占了近50%的比例。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一出校门就进了厂门。

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很多人在城乡结合部长大，没有务农的经历，也从来不想当农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城市里生活，在现代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不仅仅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前途的机会。

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地出现在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

而重要的是，曹杰们不再像父兄那样平静地接受“二元差别”，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他们期望公平的劳动权益：合理的工资、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公平的发展机会。

他们是权利觉醒的一代。

劳动的价格

2003年，陈定启第一次来深圳打工。他和曹杰一样，前后换了很多次工作，从变压器厂到电子厂、玻璃厂、制衣厂、玩具厂、门窗厂、陶瓷厂……干了不下十几个行当。“我现在明白了，不管干什么，在哪家工厂，我们劳动的价格就是这个数。”陈定启告诉本刊。

这个数是多少？对于穿着工服挂着厂牌的年轻人，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甚至，这是一个非常透明的问题。因为工厂门口的招聘告示里都已经给出了答案。

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底薪是1100元，踩着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底线。按照劳动法规定，每个月的工作日为21.75天，每天工作8小时，这样每小时工资就为6.34元。平时加班费，按照时薪的1.5倍计算，则为每小时9.48元；周末加班为时薪两倍，则为每小时12.68元。

在这些工厂里，加班是一种常态。按照每天加班3小时，周六加班一天11小时计算，每个月加班104个小时，可以得到加班费1126.72元。这样加上底薪，一名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上班11个小时，总共可以得到2326.72元的收入。扣掉饭费（约300元）、宿舍租金和保险金，每个工人可以拿到手约1800元。

这就是目前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每家工厂的薪资水平都差不多，区别在于加班时间的长短、伙食档次的高低以及住宿水平的好坏。如果加班多一些，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工人们可以拿到2200元以上的工资，但是没技术的“普工”无论如何也达不到3000元。

按照深圳市总工会的统计，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这样的收入，在深圳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要想攒下钱，必须格外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工厂主们更希望工人们加班，而不是招聘更多的人员。虽然表面上增加了加班费，但却可以大大节约成本。一方面省去了增加工人的底薪，减少宿舍的数量，同时，如果遇到经济下滑订单减少，厂方就可以主动减少加班工时而不需要解雇员工。

今年24岁的陈定启来自江西萍乡桐木镇莲台村。他排行老幺，上面还有4个姐姐。2003年他跟二姐来到深圳打工。“我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做鞭炮加工。家里买了一台卷鞭炮的机器，我们做好鞭炮卖给工厂，一天挣20块钱。这种活一般都是女孩儿们干。我二姐在深圳打工，她说一个月可以挣1000多块，那年9月份我就跟她去了深圳。”陈定启说。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变压器厂，早上8点上班，晚上22点才能下班，周末没有休息。实行计件薪酬，也没有加班费，一个月只能挣六七百元。老板给工人租房子住，三室一厅的宿舍住了20多人，每个角落都睡着人。“一个月下来我就有点灰心了，因为我在家做鞭炮也能挣这么多钱。”陈定启说。

他想去正规的大厂工作，比如富士康，但是很难进去，“那时候都是这种没加班费的‘黑厂’”。第一份工只做了三四个月，他又换了另一家厂。还是做变压器，底薪300元，加班每小时2元多，一个月下来挣800多元。“在厂里吃的很差，每餐2元钱，不仅没有肉还吃不饱。”陈定启说。

两年之间，他开始走马灯一般地换工厂，工友、老乡之间互相介绍，从宝安、龙华到龙岗，他几乎都走遍了。待遇最好的一家工厂给他开到了580元的底薪，加班费每小时5元，一个月最多能挣1200元。那是他第一次月收入超过了1000元。当时新《劳动合同法》还未颁布，那时按照深圳法定每月最低工资只有460元—480元（8小时×21.75天）。打工者们就这样拎着箱子，走进一扇扇大门碰运气。但是换工作的成本很高，厂方经常会扣留工人一个月或20天的薪水。辞工很难被批准，如果一定要走，工人往往会损失一个月的收入。

陈定启是个爱玩的人，放了工喜欢去网吧和迪厅。他那点收入根本存不下来。“我去了好几家工厂，仔细想想，我没有技术，干制造业就是这个收入。换到哪家厂，你不过就是个‘普工’。”陈定启说。

与传统农民工不同，陈定启并不满足于比老家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他开始更主动规划自己的人生。于是，他决定换个方向，到服务业试试。因为听朋友说，那里除了底薪还有小费拿，提升收入的空间似乎很大。

“我马上去一个会所应聘，当天就上班了，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干起，每天在门口站10个小时，学习怎么待人接物。”陈定启说。一路下来，陈定启逐渐做到了领班、部长（负责安排服务员、接待客人）。部长的底薪1200元，算上提成能挣1500元。可他刚干了3个月，那家会所就倒闭了。他又开始寻找新工作。在这个行业里他没什么基础，一直没再找到“部长”的职位。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在会所里认识的“朋友”拉他去给一个“大哥”当小弟。陈定启正好也爱玩儿，就每天舞厅里给“大哥”看场子。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陈定启过着“古惑仔”的生活。晚上在场子里喝酒跳舞，需要的时候，他还和其他小弟帮忙收债、打架。混社会的收入，要比工厂打工高出不少，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

这样日子实在不堪，家里人知道后，就把他叫回了老家看管了一段时间。到今年初，家里给他说了一个对象。女孩要到深圳打工，陈定启也就跟来了。“其实我已经不想来了，不想再走以前的路。”陈定启说。

春节后，这个刚刚24岁的年轻人又开始了工厂生活。上一份工作每天要加班5小时，晚上回家错过公交车，只能花50分钟走回家。生活依旧不顺。新的工作没干两天，腰和腿都受了伤。现在他只能在家休病假。

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居住。农民工拆分式的生活方式，使企业只需支付较低的工资，就能获得雇佣城市职工同样的效果。他们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始终处在城乡的摇摆之间，也无法形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阶层。

外出工作7年，陈定启只给家里寄过3000元钱。现在他有不到1万元的积蓄，那还是“混社会”的时候攒下来的。

人生问题

陈定启有一次辞工打算去上海工作。因为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女孩，他陷入了一次短暂的网恋，女孩当时想去上海打工。后来女孩没有走成，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会所当“部长”时，陈定启和一个做按摩的女孩儿谈了恋爱。那是他的初恋，他们在外面租房子住到了一起。后来会所倒闭，他在龙华找了工作，路上要花两三个小时，只能每周回一次家。女孩经常在电话里抱怨，他也无能为力。距离终结了爱情，这段感情只维持了3个月。陈定启很难过，他回家足足休息了半年才缓过来。

今年春节后，陈定启和女朋友又来到了深圳，但两个人很快就分手了。他们很难进入同一家工厂，很难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一起又总是为一些琐事争吵。没有工作，女孩就去打麻将，他去买六合彩，还没挣钱两个人就输了四五千块。在一起很烦，不如散伙。现在陈定启不想再为恋爱花时间了。他想再换一个行业，去找一家贸易公司干活。积累一些经验，将来回家做批发生意。

在全国总工会2009年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着，这1亿年轻人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对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来说，这既是生活的幸福源泉，更是沉重的压力。

阿芳今年30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女儿9岁、儿子7岁。孩子们由重庆农村的公婆来抚养。每个星期她都要给他们打两次电话。

那天，女儿在电话里要告诉她一件好事和一件坏事。好事是老师表扬了她的作文，坏事是作文写的是妈妈打了她一个耳光。今年暑假，阿芳把两个孩子接来深圳，有一次女儿不听话，阿芳情急之下打了她。“我问她，你是怎么写的。女儿告诉我，她写了自己心里的感受，特别伤心。我听了，眼泪就下来了。”阿芳说。

1997年阿芳来到深圳，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不久，有个男孩被分配到她工位旁边，他们俩都是重庆人。男孩每天在她的柜子里放上水果和零食，但阿芳最初不为所动。阿芳回家，男孩就请假跟了回去。阿芳的父亲不同意，男孩就想办法请她的母亲去自己家做客，看自家的房子。

回到深圳，两个人进了不同的厂。阿芳突然发现，自己心里还是会惦记他的。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男孩最终还是打动了阿芳，她决定嫁给他。阿芳对父亲说：“就是火坑，我也跳了。”

2000年，两个人结婚，第二年女儿在深圳出生了，又过了一年他们有了儿子。老公的家在重庆合川，交通不便，还要坐船进去。阿芳带着孩子在公婆家住了两年。女儿3岁时，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把一对儿女交给了乡下的公婆。“他们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一辈子都会内疚。”阿芳说。

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阿芳现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工人，一个月有3000元的收入。老公在深圳市内做保安，夫妻每周才能见一次面。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5000多元。每个月，阿芳会寄500元回去给孩子和老人，夫妻二人房租、生活支出要花掉2000元，剩下的钱存起来。

女儿在电话里问阿芳：“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三个字。”阿芳说。孩子一天天长大，阿芳每天都想他们。她不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她又没能力把他们接到身边。

“我把孩子接来，我们照顾不了，家乡的老人也会孤独。如果两位老人也来，我们6个人生活在这里，成本太高了。大米都2元多一斤了。这样的话，每个月一分钱都存不下来。”阿芳说。

老公有时候对阿芳说，不如接来算了，好在一家人在一起。阿芳想想还是咬着牙说：“我们没有积蓄以后怎么办？存不下钱来，再干10年，还是一无所有。”

断裂的乡土

春节快到了，阿芳却不能回家看孩子。因为她今年夏天已经回去了一次，算上来回路费他们花了8000块钱。“再回去，一年就白干了。”阿芳说。每次回家都要带礼物，否则家人会觉得她在外面过得不好。

未来在哪里，阿芳和老公已经想过很多次了。在深圳，怎么算计，两个人的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怎样攒钱也攒不赢房价的上涨，干10年买不了一个卫生间。”阿芳说。她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当技术工人已经不容易了，重新学习又谈何容易。

在这座城市已经打拼了13年，阿芳觉得自己依旧生活在底层，拥有的不过是残缺的城市生活。她不用化妆品，也没去过电影院，孩子不在身边，每周休息一天，夫妻二人又难得在一起。

“有时候，我很厌倦深圳，但我们又离不开这里。”阿芳说，“想回家，回了家又很烦躁。”

老家有几亩地，种了橘子和棉花，都已租给别人打理。阿芳夫妇都是从小出门打工，谁都不会干农活。如果回家务农，一年也只有六七千元收入，必须还要有一个人出去打工。阿芳的老公常常喊着回家，但真回了家，十几天一过又待不住了。对农村生活，他也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27岁的阿林是唯一会干农活的人。尽管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出自农村，但大部分人，对于农活也仅限于给家里“帮忙”。

阿林的老家是江西修水县，家里6口人，土地也较多，共有15亩，还养着两头猪。阿林初中毕业后，先在家种了3年地。但种地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手里没有钱花。2001年，他跟姐姐来到深圳打工。

“父母还在家里种地，一年扣掉农本，两个人最多有1万元收入。在深圳，一人一个月挣1800元，一年也有2万元的收入。”阿林说，“这可能就是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吧。”

与陈定启不同，27岁的阿林已经慢慢地攒了一笔钱。“在老家结婚要至少6万块钱，这笔钱我已经有了。”阿林说。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姐姐在深圳的时候，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给她。她帮我存起来。姐姐回家的时候，专门带我去银行开了个户，让我每个月自己存。”阿林说，那一年他自己存了8000元。事实上，最初的三四年，他为了省路费，春节都没有回过家。

阿林没有换过太多的工厂，目前他在一家鞋厂当一名小组长负责消防器材，此前他曾是生产线上的车工。小组长的收入有3000元，比工人要高1/3，他每个月花1000元，剩下的还是存起来。

现在，阿林有了一个很城市也很拉风的爱好——自行车骑行。他加入了一个自行车发烧友的Q群，在这些行家的指导下组装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的价格高达5500元，接近于他两个月的工资。这辆红色的宝贝自行车就放在他工厂的宿舍里，而宿舍的租金只有40元。他还从生活费里省下钱买了头盔、骑行服、手电筒等装备。“花在这辆车上的钱已经超过了6500元。”阿林说。

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他都会和车队朋友结伴骑行，穿着最专业的服装，在城市里呼啸而过。这时候，他不再是工厂里的农民工，而是一个时髦潮人。城市街道就是他的舞台。

每次回农村老家，阿林都对家乡产生了一种距离和陌生感。回家不过是看父母，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种种方便。尽管家里还有土地，但那已不是他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

未来在哪里？城市与乡村同样充满了矛盾。

有了一些积蓄后，阿林开始考虑结婚。他要找一个老家的女孩儿，这样春节返乡就会节省路费。他还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深圳肯定买不起。他所纠结的是，在农村盖房还是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前者要13万元，后者要30万元。但对他来说，这两个选择都是形式大于内容。他既无法回到农村种地，也不能到家乡县城谋生，“因为在县城既无关系也无根基，况且县城的人也在外面打工”。

“我是待也待不下来，回也回不去了。”阿林迷茫地说。

对于未来，阿芳也同样迷茫。不过她还是决定，不管怎样，再过两三年就回家。那时候女儿要上中学，她不希望这个时候让孩子失去管教。她想攒点钱，在老家县城买个门面房，不仅可以住，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县城的门面房也涨到了4000元/平方米，买下来至少要20万元。要攒够这笔钱，至少还要攒5年以上。

争取一个阶层的权益

无论处于怎样的困境，权利都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身材不高的阿林并非只是一个会闷头攒钱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权益的争取者。2009年，他与另一名工友发起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罢工。

他所在的鞋厂有900多名员工，主要生产运动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老板打算将工厂卖给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制衣公司。而制衣公司的名声并不好，不仅工资低而且发放不及时，员工也很难请到假。

令鞋厂员工最担心的是，公司出售后，新的老板会进行裁员。“我们这家鞋厂，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工作比较自由，住宿饮食都不错，所以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占30%，5年以上占70%。”阿林说，“由于制衣公司先收购了我们食堂，里面很多老员工就被解雇了。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害怕会受到同等待遇。”

2009年春节后，卖掉工厂的消息传了出来，出售的时间可能是10月份。8月份后，鞋厂的工人们就坐不住了。阿林和各个部门的活跃分子们一起商量，决定向工人们征求意见，向资方提交一份意见书。“我们也许阻止不了工厂的交易，但是我们希望得到补偿。按照劳动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工作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工资。”阿林说。

意见书交上去后，厂方的回答模棱两可：由于工厂还没有卖掉，工人们的要求就不存在。工人们的疑心更重了，他们决定通过罢工，让厂方给出明确的答复。8月12日，工人们来到工厂，没有打考勤卡也没有开动机床。罢工开始了。

最初两天，资方并没有当回事。第三天，工人还没有复工，资方开始派出代表与工人协商。工人们也推选了十几个人组成代表小组。“当时工厂有几个急单要出货，他们希望我们先复工。同时，老板表示召集其他股东开会，讨论工人们的要求，承诺几天后给大家一个答复。”阿林说。尽管有很多工人心里不愿意，但在工人代表的工作下，生产还是恢复了。

几天后，工人们通过公司的内部消息发现资方并不愿意给予赔偿。于是，他们开始继续罢工。“那天下午，经理召集全厂大会，把音箱都搬到了篮球场。我们知道，他要劝说我们，给我们洗脑。我们没有一个人过去。”阿林说。

然而罢工进行了10天后，工人们开始分化。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很低，10天不上班，下个月的工资就只有几百元钱，生活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老板开始找主管等中高层员工谈话，许诺一定利益，让他们先复工，这样他们的亲戚朋友碍于情面也开始上班。8月22日，工厂发布了公告，宣布不会卖掉工厂。于是罢工的理由消失了，工人重新上班。

但是一年后，工厂还是卖给了那家制衣公司。阿林打算再组织一次罢工，但没有成功。“我们算过一笔账，卖掉工厂老板可以得到几个亿的收入，给我们赔偿金只需要支付2000万元。如果工厂垮掉，老板一分钱都收不回来。”阿林说。但不管怎样，罢工也让新的老板看到了工人的力量，“他们也不敢随便解雇老员工了”。

事实上，此前鞋厂曾经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罢工，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由于“针车部”员工按照计件方式领取工资，但工人们不管怎么拼命干，每小时的收入也只有三四元钱，而且晚上干活没有加班费。

那次罢工由两个班组开始，每个班组只有不到20人。由于他们的停工，导致了全厂停产。最后通过谈判，资方答应晚上加班在以往只按计件工资外，每小时给付2.5元钱的加班费。同时，只要3个月的平均工资超过了1000元，那么员工就可以获得5%的季度奖金。“虽然只是两个班组的罢工，但却为全厂工人都争取到了利益，每个人就可以多拿到150～300元的季度奖金。”阿林说。■ 新生代觉醒农民工权利新生代农民工曹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