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谱系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佩里·安德森 )
左与右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于伦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和社会学教授。他在“前言”中说：“本书所关注的这些思想家和作家，分属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虽然一直以来这些派别之间的定位和边界比较模糊，但他们显然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
按照他的划分，迈克尔·奥克肖特、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和哈耶克是“顽固的右翼”；费迪南德·芒特与蒂莫西·加顿·阿什是中间偏右或中间偏左，是改革派的保守主义；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属于温和左翼，爱德华·汤普森、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霍布斯鲍姆是“被征服的左翼”。对于最后一个派别，他强调：“被征服和被打败是不同的。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个人面对胜利者低下自己的头颅。如果要在谁变成了中间派、谁仍然是左翼之间画一条界线，那就在这里了。”思想谱系中不同的谱段有着各自的着重点：政治思想的经典传奇人物，从柏拉图直到尼采，以及领导这个世界的当前任务，早已成为右翼最为关心的话题。标准化的哲学建构已经成为中间派的专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探索——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眼前的——则主导着左翼的产出。
今年5月，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在《“反动”的概念》一文中说，“左”与“右”的划分已经过时、意义不大，“在通常的政治划分背后，存在着三种非常不同的智识问题：对自由派与保守派来说，根本的智识问题是关于人性；对革命者与反动派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历史；而对左派和右派来说，根本问题……就是左与右，这并不是特别有意思。左与右的概念出自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涉关一组时间约束的条件、制度和愿望。但在条件、制度和愿望已经发生改变后，西方知识分子出于某种理由仍然继续沿用这些概念，在任何被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清空其旧的意义再填充新意义。于是，也就难怪他们会有那么多的麻烦，难以理解我们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所看到的各种新形式的革命与反动。”所以，安德森对右翼的划分就很成问题：他把哈耶克算成右翼，而哈耶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他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他把施米特与施特劳斯一视同仁，而施米特与纳粹合作，施特劳斯则逃到了美国。
安德森说，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1994年出版了《左翼和右翼》一书，他认为，左右之间的差别在于对待平等的态度不同。左翼相信大多数的不平等是社会性的并且可以消除，右翼认为大多数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对左翼而言，平等是一种理想，对右翼而言则不是。不平等也许会永远存在，但“左翼”和“右翼”这两个词还能存在多长时间是有疑问的：“在接近全资本主义体制的美国，‘左翼’和‘右翼’这两个词在学术文献中保留着有限的使用，但在公开话语或大众话语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市场。”
( 奥克肖特 )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安德森对“顽固的右翼”，尤其是他的同胞奥克肖特的批判最为激烈。从辈分上看，列奥·施特劳斯、哈耶克和奥克肖特是同时代人，卡尔·施米特比他们早出生了10多年，也像哈耶克那样活到了90多岁（这也是奥克肖特的寿命）。4人专业各不相同，哈耶克是经济学，施米特是法律，施特劳斯是哲学，奥克肖特是历史学，但政治学把他们的关切都引到了同一领域，他们论述的主题和结论是交叉的。
( 《思想的谱系》 )
初看上去，迈克尔·奥克肖特和卡尔·施米特之间的差异最大：施米特是纳粹的律师，信奉一种政治神学；奥克肖特则是一位英国绅士学者，喜欢烹饪和板球方面的比喻，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拒绝撒切尔夫人授予他的荣誉。对施米特来说，政治有着存在主义一般的意义，奥克肖特则是一位审美主义者，在他看来，政治内在地包含着“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标、虚假的意义”，或者是一种必要的恶。
施米特和奥克肖特都是以霍布斯为基础建构他们的国家理论的。“奥克肖特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轻蔑态度丝毫不亚于施米特。”个人为什么非要接受一个公共的权威不可？他在《论人类行为》中试图用另一种推理来回答这个问题：公民联合体是非工具性的，非工具性的实践是道德的，道德是一种行为语言。卡尔·施米特对此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说这是把政治活动当成了闲扯。安德森说，奥克肖特是浪漫主义者，他的《论人类行为》一书的主旨是阐述一种借自审美艺术的政治概念。为了符合他的浪漫主义，他不惜曲解霍布斯的本意，“剑桥大学的学者们喜欢埋怨施特劳斯对古典文本的胡乱使用，但与奥克肖特相比，施特劳斯还真可以算是语文上的忠臣”。
( 诺贝尔托·博比奥 )
奥克肖特推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的公民联合体，而现实是欧洲国家几乎已被全面地塑造成一种为了实现目标的事业联合体，对此，奥克肖特的诊断是，在个人中间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冒险生活中的坚忍不拔的自力更生精神，二是为获取利益而结成的卑下的合作关系。持经济决定论立场的安德森说：“奥克肖特一切堂而皇之的所谓渊博学识，到头来只是以这个有关经济人的灵魂分裂的小故事草草收尾。奥克肖特居然可以用一种孩子般的热情写道，罗马人和诺曼人是给欧洲奉献公民联合体最多的两个民族。至于他们的国家一直是一些最冷酷、最顽固也最成功的事业联合体，是一些无出其右的征服和殖民机器，则不记得了。”
安德森是一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他希望思想家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行动，尤其是研究政治哲学的人。所以，他批评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从《正义论》转到了错误的方向，转到了减损而不是增益的方向，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对自己的理智世界进行了狭隘的自我封闭，现在他眼中差不多只有几个情趣相投的同仁和学生了。像后期的罗尔斯一样，《在事实与规范》中的哈贝马斯栖息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中：在那里，事实上唯一重要的对话者只限于亲近得不足以危及该著作任何基本前提的同仁或学生。”
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里尼说，安德森批判他人的方式包含“深层解读的专制”，他认为其他思想家的错误大多是“并非偶然”，他总要找出一个因果解释来。他说，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三人，“一个在美国收复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中服役，一个在纳粹德国度过童年，一个从事过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抵抗运动。如果这三种独特的经历在亲历者的著作中无迹可寻的话，那会令人惊讶的”。也许博比奥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确实影响了他对意大利战后政治的看法，但是罗尔斯研究的是哲学，他受康德和分析哲学传统影响的著作有其内在的逻辑。
从新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评论《思想的谱系》的文章题为《What's left？》，利用了“left”的两重意思，既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左派”，也可以理解为“还剩下什么”。至于“还剩下什么”，安德森曾经在文章中承认，到2000年，资本主义有史以来首次没了对手，更不用说挑战者了。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工人阶级了，而且左派知识分子甚至在思想层面也放弃了，在大学校园里与世隔绝起来。希钦斯认为，西方左派已经从防守性的保守主义变成了彻底的反动派，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方。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说：“马克思主义是保守的，因为现代世界唯一真正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
可贵的是，安德森骄傲地保持着他的独立，抵制任何形式的体制的吸纳。霍布斯鲍姆说：“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早就被宣布过了——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面对这种现实，“历史上的政治挫败必定将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线希望。有人以为掂量对手的完整实力有时必定会导致投奔对手的阵营。这是错误的。抛弃自欺欺人之后的抵抗能力，总是比依靠自欺欺人的抵抗能力更强大”。■ 思想政治右翼保守主义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