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代的“吹哨者”们
作者：徐菁菁（文 / 徐菁菁）
( 1973年4月11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被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出庭后与妻子接受媒体采访 )
“泄密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国行为”
2010年10月23日，在伦敦距离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几步之遥的一家酒店里，朱利安·阿桑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除了刚公布的40万份伊拉克战争文件外，维基解密很快会将1.5万份阿富汗战争文件公之于众。和他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还有79岁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尽管在很多人争论说，维基解密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吹哨者”，但在埃尔斯伯格眼里，今天的阿桑奇就像40年前的自己：“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名字。但他们同样揭露了陷入僵局的战争，情况也许比‘越战’更糟糕。”
在美国，那些揭露政府秘密，以打击其内部不轨或不法行为的人被称作“吹哨者”。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心主任托马斯·布兰顿看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无疑是‘吹哨者’中的典范，也是历史上对美国政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
1969年9月30日傍晚，兰德公司顾问埃尔斯伯格打开自己办公室角落里的黑色绝密保险柜。8英寸厚的47卷的五角大楼文件占据了两个抽屉。绿色硬皮纸封面的上下方赫然印着黑体的“绝密”二字。这7000多页的文件是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的专门工作小组编写的1945～1967年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历史。
埃尔斯伯格挑选出1964至1965年的几卷放入自己的褐色牛皮包中，因为“它们与现实情况息息相关：一场战争将愈演愈烈，但是民众却被蒙在鼓里”。几十年后，埃尔斯伯格已经无法记起自己离开兰德公司的大楼时，哨兵是否曾要求查看公文包。他只清晰地记得哨岗桌边贴着的警告：“让你的所见所闻留在公司”。旁边还有一幅漫画：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接受一群保安的审讯：“请打开您的公文包，接受我们的检查。”在此后的6周里，埃尔斯伯格用同样的方式秘密带出了全部五角大楼文件，通宵复印，然后在早上8点重新出现在兰德公司。
( 美国摄影师马克·吕布60年代拍摄的在五角大楼前游行的反“越战”民众 )
此前5年，1964年8月，海军退伍军人、身为兰德公司顾问的埃尔斯伯格作为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的助手，被授予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级”，得以接触绝密文件。埃尔斯伯格很快发现，关于民主美国没有秘密的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绝大多数机密不会泄露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密封锁的信息已为敌对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但那时，他感到：“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自找麻烦。要是透露总统行动的话，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几年后，埃尔斯伯格这样向刚刚就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描述接触机密文件时的感受：起初让人“欣喜若狂”，很快就会“感到自己像一个傻子”，曾“受人愚弄”，再后来“你所知道的仅仅是自己看到的东西其他人看不到——其他所有人都是傻子”。最后，“你自己不再会向那些无法参阅机密的人学习”，“你会小心翼翼地向他们撒慌。事实上，你一直在试图控制他们，根本不会去听取他们所提出的建议”。
( 1976年8月2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作为嘉宾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面对国家”中 )
1967年夏，埃尔斯伯格完成在越南的详尽考察回到华盛顿。这次考察让他坚信，“越南战争前途渺茫，血腥的‘越战’最终将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僵局”。政府幕后的所见所闻尤其令他失望：在高涨的反战浪潮声中，政府正在隐瞒国会和公众秘密将战争扩大化。1967年11月21日，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公开讲话，称“越战”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埃尔斯伯格说：“但我知道那是一派谎言。”当时五角大楼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并在计划增兵。
恰逢其时，一次泄密极大地触动了埃尔斯伯格。1968年3月10日，迄今未知的一个匿名消息源将五角大楼的争论泄露给了《纽约时报》，该报在报道中精确地提到了申请增兵的数量——20.6万人，使得约翰逊总统向越南增兵的计划面临前所未有的指责和反对。“此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机密文件泄露给国会，更没想过通过媒体告诉广大民众。我一直……认为泄露秘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是背信弃义，而且不会对谁有帮助。”埃尔斯伯格日后回忆说，“我现在发现……显而易见，泄密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国行为。”
( 2006年6月19日，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释放的犯人 )
几天后，埃尔斯伯格第一次拿着机密文件和电报来到《纽约时报》，把威斯特摩兰增兵计划的相关文件交给了负责五角大楼报道的尼尔·希恩。随后，《纽约时报》发布了数条新闻，威斯特摩兰在年度报告中对总统所做的一系列保证全部被公之于众。这次泄密的效果立竿见影：当晚，韦斯特摩兰将军就接到了白宫令其离开越南、回美国担任陆军参谋长的通知。3月25日，约翰逊总统在一次高官聚会上说：“向《纽约时报》泄露机密对政府构成了严重伤害。我将会在选举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也会被拖下水。”几天后，他就发表电视讲话，称要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促成双方和谈，同时宣布，他将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同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
以“体面结束越战”的许诺赢得大选的尼克松再次让埃尔斯伯格失望了。为了巩固阮文绍的地位，他下令扩大战火，对柬埔寨实行秘密轰炸，并用伪造轰炸报告的手段使国会对此事一无所知。
( 维基解密曝光的驻伊美军武装直升机杀害多名伊拉克平民和路透社摄影师的视频 )
1969年春天，埃尔斯伯格得到了查阅“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这些绝密文件让他产生了“从前绝不会产生的想法”：如果美国以及完全受其资助的盟友没有破坏日内瓦商定的和谈，1954年之后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所支持的法国殖民战争以及1955和1960年之后的“越战”都不能算“内战”，“按照联合国宪章和美国自己的理念，这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是一场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手中的五角大楼文件促使埃尔斯伯格希望全面结束战争，并让他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完成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秘密复印后，埃尔斯伯格曾尝试将文件透露给国会反战派议员，鼓励他们向政府发起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但包括当时主和派的头面人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内，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也不愿因为“越战”问题在两党斗争中留下把柄。
1971年3月2日，埃尔斯伯格走出了最后一步。在和尼尔·希恩进行彻夜长谈后，他同意向《纽约时报》转交全部五角大楼文件，并要求报社以头版头条连载形式刊登相关内容。
为对抗法院对《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的禁令，埃尔斯伯格陆续将文件传播开来。6月24日，美国有11家报社和《纽约时报》一道同时刊载了五角大楼文件。随后，埃尔斯伯格又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这份文件披露了尼克松关于在越南动用大量部队甚至于原子弹的想法，他曾经敲着桌子对基辛格说：“你太关注平民了。我才不考虑他们呢！跟我有什么关系！”
6月28日，埃尔斯伯格以违反《间谍法》的罪名被捕，成为首位因为泄密行为而不是间谍活动触犯《间谍法》的人。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当时，尼克松政府内部对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存在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方面，尼克松个人认为，将五角大楼文件中有关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部分公之于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文件表明，前任政府将美国带入了‘越战’中……民主党现在一定叫苦连天。”基辛格曾这样说。但另一方面，让尼克松担心不已的是，这可能会开肆意泄露文件的先河。今后可能会有人泄露他本人过去及现在有关印度支那秘密行动和政策的文件。他必须采取措施，而这些措施和行动之一就是后来的“水门事件”。
针对埃尔斯伯格的审判一直持续到1973年“水门事件”曝光后。另一位吹哨者“深喉”的泄密把埃尔斯伯格救出了官司：“水门事件”检察官同时发现，尼克松曾指派中情局官员到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行窃，以获得其档案。随着政府一系列有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被曝光，1973年6月，法院做出裁决：“在现在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保证司法公正的措施就是立刻结束本案，接受被告提出的驳回政府指控的建议，解散陪审团。”
就在审判结束的前一天，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一项禁令，禁止美国继续参与印度支那地区的战争，“越战”行将结束。
国会不希望给予政府和 总统过多的权力
“我想，极少有泄密行为单凭自身就会对政府的政策议程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结束‘越战’也不是埃尔斯伯格泄密的单方面结果。”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主任史蒂芬·艾弗特古德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但上世纪70年代初“吹哨者”们的努力，却在逐渐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图景。
1971年6月，白宫参谋霍尔德曼就五角大楼文件所带来的冲击向尼克松汇报说：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五角大楼文件不过是冗长费解的官方文件。但是在这冗长的官方文件中，有一点不言自明的真理：你不能再相信政府，不能再相信政府所说的话，不能再依赖政府所做的决定。“总统一直被奉若神明。大部分民众都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此的认识。”
《信息时代的政府保密》一书作者，美国萨克福大学教授艾拉斯代尔·罗伯茨告诉本刊：“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和此后发生的‘水门事件’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是，美国上下普遍支持加强立法以增强政府的开放度，并在1974年通过了美国《信息公开法》的重要修正案。”该修正案强调，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信息，法院有权依据政府执行令对之进行实体审查，以确认其是否适当。1978年，卡特总统颁布行政命令，考虑给予公众查阅秘密信息的权利。
与此同时，政府保密系统与吹哨者间的较量仍在继续。“如果你翻阅过去40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你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泄密出来的消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心主任托马斯·布兰顿告诉本刊记者。
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维夫告诉本刊，“二战”塑造了现代美国政府的保密格局。为了适应战争需要，1940年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国家安全信息设密的权力从军方转移到了美国总统手中。从此，美国总统可以在不通过国会和法院的情况下，依照自己的需要通过行政命令改变保密制度。
20世纪70年代政府信息开放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80年代初期，由于里根政府‘冷战’政策的加强，国家的保密政策开始收紧，与此对应的是，同一时期的泄密也随之增加。”布兰顿说。
80年代初，很多美国医学专家认为，在美国1940到1950年的核试验中，成千上万名美国试验人员暴露在核辐射下，致使许多人罹患癌症、肿瘤、白血病等疾病。但由于这些人员的记录大多都是保密的，或者已经遗失，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己受到了过量的辐射。美国国防部否认了这些说法，他们认为试验人员受到了足够保护，政府没有义务为他们的高额医疗账单负责。一名就职于里根政府的官员在1981年评价说：“承认过度辐射将严重影响国防部核武器和核推进项目的各个方面。”
1983年夏天，风暴还是来临了。1982年，陆军上校斯泰夫德·瓦伦的遗孀将他的文件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瓦伦曾经在曼哈顿项目中担任医学顾问，并在1946年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核试验中担任辐射安全官员。他这些被列为“头号机密”和“秘密”范畴的文件被国家核试验退伍军人联合会得到，并公之于众。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国军人受到超量核辐射的证据，涉及人数达4.2万人，包括军人、科学家、医生和平民合同工。文件还揭示，政府军方高层一直对过度辐射的问题心知肚明，但仍旧听之任之。
丑闻的曝光再次给政府的保密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又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该城阿拉伯语杂志《船桅》透露，美国违背了自己不和恐怖分子做交易、不插手两伊战争的承诺，一年来一直在向伊朗提供武器，企图通过该渠道与黎巴嫩恐怖分子接触，以换取被他们扣押的美国人质的释放。第二天，美国几家新闻社同时转引了上述文章；同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消息公开予以证实。“伊朗门”事件引发了一场历时11个月、耗资400万美元的马拉松式的调查，并在1987年8月12日迫使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对该事件负有“领导上的责任”。
“在1986年以后，由于‘伊朗门’事件再次显示了政府保密系统导致严重政策失误的问题，美国进入了一个政府信息更为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以后的90年代中期。在这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政府文件以合法而不是泄密的方式被公布出来。”布兰顿说。1989年，美国还颁布实施了《吹哨者保护法》。这部联邦法律规定，如果一个联邦组织的员工或是其求职者公布了该组织违背法律规章、管理不善、浪费经费、滥用权力及对公众卫生或安全造成威胁的相关信息，该组织不得对这个人采取或威胁采取报复措施。
事实上，尽管泄密事件屡见不鲜，但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吹哨者”会因此锒铛入狱。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维夫告诉本刊，1917年，美国为保护‘一战’时的安全信息颁布了《间谍法》，除此以外，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一部针对保密信息泄露的法律。这部《间谍法》规定，任何人，如持有国防信息，或者其他能够被用来对美国造成危害的信息，并愿意将其转交给非授权的接受者，都将被起诉并处以10年监禁。另外，政府需要出示证据，证明该信息危害了国家或使得外国力量受益——这并不是件容易证明的事情。
“美国之所以没有专门针对泄密的法律是因为国会不希望给予政府和总统过多的权力，让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公民和其他组织曝光那些会让政府感到尴尬的秘密。同时宪法也给予美国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维夫说，“另外，对任何人的起诉必须公开受理。这使得可用于举证的材料有可能在审理中进一步泄密，从而迫使政府放弃起诉的权利。”
后“9·11”时代：吹哨者的末日？
“当一切都被设定为秘密时，没有什么是秘密的。”法官斯图尔特在审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时曾如是评论。4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担心，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一切都是秘密”的时代。
《国家秘密》一书的作者，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教授、《时代》周刊记者泰德·甘普多年来一直从事调查性报道，与吹哨者和政府秘密打交道。在他看来，近10年时间里，“9·11”对美国政治版图的深刻改变已经让美国政府的保密制度陷入剧烈膨胀的“风暴”中：“9·11”发生后的一个月，2001年10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约翰·艾什克罗夫特就重新解释了1966年的《信息公开法》，向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大开绿灯，一旦他们有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就能拒绝公开一些信息。
甘普指出，目前，美国政府99%的秘密由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这4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产生。大约有4000名政府雇员有权设定密级。另外，政府还规定，如果一个被保密的文件全部或者部分出现在另一个文件中，则另一个文件也将成为保密文件，这被称作“派生保密决定”。以五角大楼为例，大约有1059名官员具有初始的设定密级权力，但却有180万之众的官员能够做出“派生保密决定”。“9·11”还制造了一种新的保密类别：“敏感但非密级”——这些信息只供内部使用。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不计“派生保密”文件的情况下，1996年，美国政府新拟定的初始保密文件数量大约为15.5万份，而2004年这一数字为35万余份。与此同时，政府每年解密文件的数量则由近2亿页跌至2800万页。而且，“由于‘9·11’以后，美国本土再没有出现过大型的恐怖袭击，这支撑了这样的观点：政府保密的扩大化起到了效果，这样的政策需要继续执行下去”。甘普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保密就是为了反恐和安全。甘普说：“政府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以支持他们扩大保密系统，同时借此扩大行政权力。”200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其全部1万名雇员签署协议，禁止他们向媒体和公众透露任何部门认为敏感的信息，即使不属于保密范围。2005年，在舆论反对下，国土安全部撤销了这一措施，但此前已经有数名雇员因此被停职、解雇或者辞职。
更让公众感到不安的是，秘密开始遍布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很多人感到，政府保密的扩大化并不是在针对恐怖威胁，而是正在针对美国公民。如今，一切东西都称为恐怖袭击的潜在目标：食品供应链、水库、体育馆、水管、港口、制药业，铁路、商场……简而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从各级政府到私营机构都在以反恐为由控制那些原本公开的信息。这意味着国家的安全领域已经从防卫蔓延到了公众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吹哨者变成了对抗过度保密制度的最后关卡。”
“任何开放型政府的拥趸都会赞同在军事、科技和外交领域政府需要一定的秘密空间，但现在的问题是秘密太多而不是太少。”美国萨克福大学教授艾拉斯代尔·罗伯茨告诉本刊记者，“另一个事实是，人们变得更愿意向外界泄露秘密，吹哨者比从前更加受到尊重。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不再顺从他们上级的决定。这是广泛存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的结果。”在罗伯茨看来，近10年对美国政府冲击最大的泄密即是伊拉克虐俘事件。
2003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公开了一个秘密人物提供的一组照片，照片显示，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残酷地虐待伊拉克战俘。节目播出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曾警告说，最好推迟甚至取消播放这些照片，“否则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不久，第二批照片由《纽约客》杂志刊登，照片提供者“不便透露”。刊印第三批虐俘照片的《华盛顿邮报》称他们获得了1000张发自伊拉克的数码照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清真寺长老哈特布在5月7日的礼拜演讲中，强烈抨击美军的行径是“对全体穆斯林的侮辱和挑衅”。什叶派圣地纳杰夫的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发表声明称：“这是美国人在伊拉克欠下的又一笔血债，伊拉克人民将迫使他们偿还，直到他们彻底离开伊拉克为止。”美国资深参议员拜登对此评价说：“这是美国10年来在中东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破坏行动。”五角大楼则把6名虐待战俘的宪兵称为“让美国输掉战争的傻瓜”。
时任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布什先后为此事道歉。在国内，美国国会多名议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甘普在《国家秘密》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照片的公布对美国人和全世界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及美国的民主论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在审讯中的道德底线和武力禁区在哪里？两周以后，6名士兵受到了政府的惩罚；国防部长拉斯菲尔德接受了国会6个小时的严厉质询；远在关塔那摩的两名狱警因为类似的情况被处分。”
同样的事情在一年后重演。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据“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关塔那摩监狱的审问员把《古兰经》冲入厕所。报道导致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数个伊斯兰国家爆发了骚乱，抗议美军亵渎《古兰经》。事后，《新闻周刊》迫于各界强大压力，做出了“此文可能不属实”的声明并收回原文。5月18日，白宫更公开批评这一报道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但6月3日，美军就公布了5起士兵粗暴对待《古兰经》的事件，但“对此报道封锁消息、刻意避免张扬”。
为防止泄密，美国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也在不断增强。2006年5月美国广播公司称，其记者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记者的电话被政府监听，很多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不再愿意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特别是当话题敏感的时候。甘普也感到，吹哨者们在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惩罚和不具同情心的法庭，遭受开除、被告和失业的痛苦。
托马斯·泰恩经受过政府最严格的安全审查，他的父亲是联邦调查局高官，在他的孩童时代，他曾一度出入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胡佛的家。这样的背景使他得以在2003年进入美国司法部一个监听恐怖分子和间谍电话的小组工作。在那里，他猛然发现了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高度保密项目，这个项目在监听美国普通公民，而且并没有获得司法机关的许可。当他表示质疑的时候，他的上级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他找到一位为参议员法官委员会工作的前同事，但这位朋友在警觉地发现话题可能涉密时就断然中止了交谈。司法部的违法行为让泰恩难以释怀。一天中午，他终于在一个付费电话亭拨通了《纽约时报》的电话。
直到一年后，《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才给这篇重磅报道开了绿灯——尽管之前布什曾警告他说：“下次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你的手上沾满了血迹。”这篇报道牵涉的高官达12个。国会开始全面调查此事；民主党开始对布什政府展开猛烈攻击，其中就包括参议员奥巴马。同样得到消息的《时代》也是经过一年的慎重考虑才公布了这条消息，“以确认这不会损害美国跟踪潜在恐怖威胁的能力”。《时代》记者甘普回忆，“而在一年前，恰逢2004年末的总统大选，如果消息在那时公开，可能将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
而泰恩不久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全面盘查，不得不在2006年辞职，负债累累。2007年8月1日清晨，18名特工穿着防弹背心，手里拿着枪支，闯进泰恩家中，带走了他的电脑和孩子们的笔记本，以及一些私人文件。司法部要求泰恩承认自己犯有泄露机密情报罪，他面临的可能是10年监禁。
“泰恩就像是40年前的埃尔斯伯格。”“全国吹哨者联合会”顾问、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夫对本刊说，“但这再次证实了，在这个对吹哨者赋予最多同情的国家，国家秘密的吹哨者们是如何的不受到保护。最近公布的一项法律规定，揭示私营企业腐败或对美国政府有欺诈行为的人可以获得上千万美元的补偿。而同时，揭示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腐败和非法行为的吹哨者却被摧毁了。”
关于吹哨者的争论远没有结束。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主任波特·古斯指责吹哨者的概念被滥用了，情报泄露浪费了美国政府数亿美元。“一条泄露的信息，不管它准确与否，都能让‘基地’组织确认他们的同伙是否被击毙。他们还能从中得到许多：我们使用的信息技术，我们的战术，帮助美国对他们的生存造成威胁的人们的身份。而泄密还会让我们遍布全球的情报伙伴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和可靠性。‘你们美国人不能保守秘密。’一些关键的合作伙伴已经提出将重新考虑与我们在一些重要反恐活动中的合作，他们害怕合作的暴露会让他们自己的公民遭到恐怖主义的报复。因为美国的媒体老是在讨论我们和其他情报提供者的关系。”
“政府官员认为媒体泄密会损害情报活动，降低政府侦查和打击恐怖主义及其他敌人的能力。”《洛杉矶时报》的杰克·尼尔森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说，“但是如果没有泄密，记者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许多秘密都来自政府官员，在一个秘密无处不在的时代，从暗渠道里来的信息常常是公众理解政府思想和行为的唯一方式。”■ 古兰经伊拉克战争吹哨一代代中东局势美国政府五角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