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都安国考察：中药材涨价问题

（文 / 丘濂）

( 正在加工沙参的王伟家人 )

王伟的种沙参账

中药材种植，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几乎没有可能，诸多工序仍需要手工劳作来完成。安国市科技局副局长寇根来向本刊记者解释：“药材种类繁多，每种要求的种植密度和深度都不一样；田间管理中，往往要频繁除草，因为大部分药材出苗时间久、前期生长慢，被杂草遮住阳光，根本不会出土。收获时，有的需要采摘，比如新疆的红花，摘起来它的萼片和花托部分非常扎手。有的需要掘地三尺，比如山药。收获完还要简单加工，像地黄，为了防止霉烂，要马上焙烤。归根结底，药材的生长特性决定了它要比大田作物多几倍的劳动量。并且许多药材都在小块土地上耕种，农民还会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耕种面积，也就没人愿意在农具研究上投入精力。”

在安国（古称祁州）地产的八大祁药中，沙参就是一种耗时耗力的典型代表。距安国6公里的长庄村是当地种植沙参面积最大的村庄。自从1966年，村里的老书记去北京的药用植物研究所看望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带回5斤沙参籽后，沙参就开始在长庄村的土地上生长，并因当地的沙质壤土让其药用有效成分极高。

在村民们的讲述里，农民王伟的家里多年来沙参的种植面积最稳定：整个安国地区有50万亩耕地，40万人，人均1亩2分地，一般一个家庭会有5亩左右的耕地。无论沙参价格涨与跌，王伟家种沙参的面积都保持在2～5亩的样子。而普通农民的种植，1亩小麦的面积是必须保证的，那是全家的口粮地。沙参面积种植的多寡，要看当年的市场行情，还要根据沙参不能连种，否则病虫害严重、产量下降的特点而定。行情如果不错，他们会包地来种。

本刊记者找到王伟夫妇时，他们正在忙最后一道工序——剪掉一些形状不规则沙参的分叉。“好沙参是细长的圆柱形，质地和颜色概括起来是干、白、净，人称‘一炷香’。”王伟说，“现在沙参涨价，我们等等再出手，去分叉可以留着冬天慢慢做。但之前的工作耽误不得，把沙参从地里刨出来后，必须马上水烫、剥皮、晒干，否则颜色会变黑，那就卖不了好价钱了。”

( 安国中药材交易中心 )

同样种1亩小麦和1亩沙参，所费工时体力完全不同。“小麦完全能做到机播和机收，之后用机器加工成面粉。中间浇水、施肥、喷药的次数少，可以使用除草剂。种沙参却是从处理种子开始就要花费心血的事。”王伟说，“有几分地的沙参是专门用做留种子的，沙参隔年产籽，7月份收籽，要在秋分到来前，在阴凉处刨坑，种子和着沙子埋好，春天时取出来。不经过这个低温阶段，种子不能发芽。每年春分至清明是播种期。地要翻两遍，疏松的土壤达到30厘米深。沙参属根茎类药材，要保证向下生长时，有均匀的土质；不然，碰到硬物，根茎就会朝其他方向长，外观就畸形。边耕地，边施肥和浇水，但不能同时播种，须得晾几天地，等到温度、湿度都合适，才能放种子。开始出苗后的两个月里，每隔10天左右就要喷药，防止虫害；接着沙参开始长根，还要防烂根。”除此之外，除草是关键。在王伟看来，他家的沙参产量、外观能胜于其他家的，还是在这个环节没省力。“完全手工除草，不用除草剂。因为，用药很难掌握配比和用量，本来沙土地农药的渗透性就好，不小心会将药苗一同杀死。”在麦收之前要除三遍草，而收获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候。“拿今年的3亩沙参举例，集中在从寒露到霜降的这15天里收获、去皮。先要把地上的秧苗全都割掉，然后在地头和地尾挖出一片拖拉机转弯的地方，在拖拉机后面挂上犁杖，将地里的沙参翻出来。每支沙参长度有十几厘米，还可以用犁杖翻出来。要是像邻村种的另一种根茎类药材麻山药，每支大概50厘米长，质地又脆，只能靠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王伟说，“为了保证沙参的成色，我们是第一天刨，两天就去皮，去皮是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手工活儿，院子里支一口大锅，把沙参放进去翻煮，足够软就捞出来，拿一块玻璃碴子来削皮。我们两个人，那两天的劳作要从早上8点忙到次日凌晨两点。晾晒时要是赶上阴天，就要用火来烤，把去皮的沙参摊放在车轮的辐条上，大概12小时能干，这期间要一直有人看着，否则火候过了，嘶嘶冒出一股白烟，沙参就糊了。”

仅仅计算种小麦和种沙参在生产资料上的成本投入，两者就已十分悬殊。王伟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差距大概在800元左右，主要集中在化肥和农药两项上。这当然不是全部。过去农民普遍认为，“种地搭进去的时间不算钱”，现在有了新的计算方式，来衡量药材种植中凝结的劳动：一个家庭，如果选择在地里来种小麦和玉米（两者轮茬种植），用工量不多，家中的妇女和老人就可以完成，至少可以解放出一个男性壮劳力出外打工。

王伟这样的家庭，选择了种沙参，就基本意味着男劳力要留在土地上。长庄村里最主要的打工去向是安国市内，王伟将1.5万元这个长庄村民一年打工收入的折中数字作为比较对象，他要考虑的是：他的时间用来种沙参还是去打工？哪个更能体现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现在的物价，一亩沙参的成本在1100元，亩产量最好是1800斤，晒干后3斤出1斤，只有600斤。每斤10元的价格，种沙参才可能与打工同样有吸引力。实际上，沙参每亩的产量都不足600斤，王伟因此将理想价格定在10～15元/斤。沙参的市场价格从去年初的7元/斤，涨到现在16元/斤，才刚好符合王伟的预期。

“药贱伤农啊！”安国市药业发展局局长杨青向本刊记者感慨。他成长在安国市的西照村，种过药材，也经历过“1997年那会儿，白芷卖3分钱一斤，被农民当柴烧掉”的日子。“如果药材价格不能体现农民的劳动付出，还有谁会去种？”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在长庄村的沙参种植上，表现出来的是更多农户选择了“种粮+打工”的模式，而不是“种粮+种药”，从而导致了沙参种植面积的减少。而在沙参的另一产地内蒙古赤峰，由于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大，沙参种植，尤其是收获、剥皮的过程，必须雇佣劳动力，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又反映到沙参的种植成本上去。这些都是从去年至今年沙参这个品种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

像王伟这样处于30多岁年纪、没有出去打工、稳定种沙参的人是村里的少数。他看到的是沙参的价格周期：“一旦价格不符合农民预期，种植面积就在第二年缩减，后来库存消耗，价格就会回升。沙参是当年能采收的药材，一个价格周期在2～3年。”另外还有沙参这种药材的药效，“它可以润肺止咳，在流行性疾病到来时，经常是中医药处方上的药材”。近10年来，王伟家年年种沙参，他却只在2003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卖过，其他价格不好的年份就先将沙参储存起来。“钱当然能赚，比如2003年‘非典’时，当时每斤就能卖到10元，我一下卖掉了之前3000斤的库存。按今年的价格形势，收益也会不错，甚至比出去打工强。”但王伟还是认为，种药不如出去打工那样没有风险且收入稳定，“毕竟，有时候家里生活等着用钱，挣不回成本，也要卖掉”。王伟说，2008年，他以4.5元/斤的价格一下卖掉了2000斤存货，就是一次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无奈之举。“我选择种植为生，而不是打工，还是因为性格里喜欢自由，不爱被人管着。”他说。

陈永增的价格信息

“自2009年开始，我就一直喊着中药材会涨价、快涨价，好尽早走出行情低迷。等到2010年下半年，我的立场转变了，我感到有些药材的涨价并不是需求拉动，而是资本拉动。除了少数炒家获利，这种类型的涨价会打击从药农到疾病患者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人。”《中药材信息》杂志的主编陈永增对本刊记者说。他经营的永信信息咨询公司就在药材城交易大厅的旁边。公司门口悬挂的电子牌滚动着当天的药市交易价格、供求信息和市场行情预测。在信息还不那么灵通的时代，像王伟那样的药农每周都会来到这块牌子下了解行情，好决定自己手里的药材应该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

陈永增的经历颇有些传奇。1988年，他离开国营百货公司管库员的职位，进入刚刚形成的药材交易市场。“国营商场全部明码标价，到了这里，每个摊贩随便报，我很不能适应。”陈永增说他当时在市场上转了一圈，记下了主要药材的最低售价，回去自己花钱油印了许多份药市价格表，免费发给来到安国的客商。“当时没人理解我，我被一些商贩们追着打。我告诉他们，衡量一个城市的好与坏是什么？就是出租车有没有计价器。公开、公平、公正，药市才能繁荣。”于是，凭借钻研市场的智慧，陈永增做成了第一笔大生意，他说：“我和朋友承包了一个门市部，开始盘算卖什么药材好。那时候是短缺经济，骑着自行车在药城的大街上一转，家家店铺的门口都挂个招牌‘求购××’。我统计了一下，求购茯苓的最多，于是就以6元/公斤的价格买了20吨，后来涨到16元时卖了出去，净挣20万元。要知道，那可是十里八乡连万元户都没有的年代。”1998年，陈永增结束门市部经营，一心一意来做药材信息发布。“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不够客观，人家会说你预测某种药材的涨落，是为了自己做买卖方便。”现在，60多岁的陈永增每期都会在《中药材信息》上发表一篇分析当前价格形势的主文，他的信息员遍布在各大产区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17个药材交易市场。

陈永增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初，各项政策的出台已经让他预料到药材涨价的必然。“先是国家为了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准备投入4万亿元来拉动内需，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温和的通胀。再有，国务院通过了8500亿元的医改方案，其中中成药和中药饮片进入基本药物目录，能够医保报销，这就增大了对中药材的需求。”陈永增说，“但2009年秋天，粮食收购价大幅度提高，使得农民没有安排一定量的空白地来种春天的药材。其实，2009年底药材价格处于第一轮上涨和第二轮开始，只是有一部分药价还落后于粮价，总体上看，粮药亩经济效益尚有差距，让农民意识不到未来趋势。”关于药粮的价格关系，杨青局长也告诉本刊记者：“只有药粮价格比处于3∶2和5∶3之间的时候，农民才会选择种药。粮价的增长，往往随着药价的增长，因为农民都去种粮，中药材的供应量就会减少。”

陈永增说，进入2010年，有一些药材的涨价引起了他的注意：比如100头的三七，从1月份的210元/公斤瞬间涨到4月份的490元/公斤；还有福建产的太子参，从8月份的86元/公斤，涨到11月的301元/公斤。“从价格曲线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部分药材的价格是短时间内暴涨，这就是炒作的力量。如果是供求引起的价格变化，曲线应该是平缓上升的。”

多年观察药市场行情的陈永增对药材炒作的模式非常熟悉。他告诉本刊记者：“被炒作的品种往往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的产地集中，货源容易控制；二是它的产量少，炒起来盘子小；第三，这种药材的生长周期长，不能当年收获，这样不会马上有新的供给；最后，药材要有能炒作的题材，比如因自然灾害而减产。一般炒作方法是，先悄然在几个产区布人，然后同时买进，之后便很像股市的操作技巧。一种年产1000吨的药材，炒家已经收了900吨，剩下的100吨还在零散经销商的手里，但价格已经高得收不动了，怎么办？这时候要‘震仓’。庄家低价卖出一部分药材，让别的经销商以为价格会跌，于是纷纷出手。‘震仓’之后还有‘拉价’，就是再去找那些还有药材的散户，高价收购，于是就形成了这种药材十分昂贵的舆论。等到庄家将货物基本垄断，经销商必须要货的时候，他就可以随意要价。”

陈永增说，炒货的现象原本就有，但今年的特点是“来自中药材行业之外”且“资金量大”。走在药材市场上，与摊贩们闲聊，大家最爱说起的笑话就是：“一个外地人上来就问，你们这儿有川芎么？给我来几百吨。可他眼前摆的就是川芎呢！”以另一个被炒作品种山萸肉为例，陈永增向本刊记者解释业外资金进入中药材市场的风险和危害：同样是在1998和2000年两年，山萸肉因为炒作达到了200元/公斤的历史高价，之后便导致河南、陕西、浙江、皖南地区的农民大量种植。业内形成一个共识：山萸肉一年丰收足可以够3年用。山萸肉每年两三千吨的需求量，较之四五千吨的产量，年年都有积压。山萸肉又有一个特点，不管存放几年，它的药用有效成分都不会减少太多，只是颜色会由鲜红转为暗红。因此山萸肉库存量丰富，全部能进入流通。业内人有的将北方地区倒春寒引起今年山萸肉产量下降为背景，吸引业外资金进入，山萸肉价格已从年初的15元涨到现在50元。但其实，根据它的库存和今年的产量，这样高的价格并不能维持多久，到头来只会给农民发出错误的信号，引导他们扩大种植。

价格周期与药材认证

杨青局长认为，今年的药材涨价放在历史上看更容易理解：“药材生产完全是市场调节。在供给上它有两个特点：一时生产供全年和一地生产供全国。而它的需求又是刚性的，生病就要吃药。这就决定了如果某种药材的行情不好，农民缩小种植面积，形成的供求缺口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弥补。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药材涨价和跌价。综合来讲，药材每10年会形成一个价格周期。上一次周期的高点出现在1998年，之前则是从1994年起涨，又在2004年回落。2005年开始的新周期，高点本应出现在2008年，却因金融危机向后延迟，现在正好是这一周期的高位。”

药材烂市，影响的是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而过高涨价，又会波及终端的疾病患者。安国药都集团的董事长李晓恩在今年的“两会” 上，根据2003年“非典”和2009年“甲流”期间金银花、连翘、贯众等药材价格飞涨的教训，提议建立中药材战略储备库，以备应急所需。不过至今还未有下文。药都集团办公室主任王会兴告诉本刊记者：“具体收购哪些药材，收购价如何制定，平时由谁管理，怎样维护一个良好的仓储环境，这些都是实施当中的具体困难。”在今年的涨价中，药都集团停止了复方丹参片的生产，“它的主要成分是三七、丹参和冰片，三七的进货价太高。这种药在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上，定价上受到政府零售指导价的限制”。

中国中医药协会中药材市场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周洵则带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从另一方面来为稳定药价努力，他告诉本刊记者：“进入饮片厂和制药厂之后，中药材则变为药，受到国家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的严格管辖，不能违反《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这之前，中药材是一种农副产品，中药材市场的管理方法和农贸市场没有区别，很混乱。从种植到市场流通，农业局、林业局、工商局、药监局、商务部，牵涉多个部门，反而形成了一块监管空白。”“药材的价格为什么常会有波动？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主管部门能说得清，某种药材的产量到底有多少，需求量大小倒是从药厂、饮片厂可以来统计的。种植上讲，种药需要倒茬，每年的面积都不一样；到了交易市场上，各家分散在自己的仓库，又没有统一的仓储，无法统计交易量。现在的估计都是非常粗略的。”周洵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和推广药材的认证系统。“我们挑了几种需求量大、质量问题多的药材来先做实验。在这些药材的产地，我们会对产新的药材进行逐一认证，获得认证标记的才能进入市场流通。这个过程里，药材数量会进入数据库。掌握产量和需求量的数字之后，我们就能指导农民种植，减少供求不平衡的情况。”■ 沙参药都安国涨价中药材种植业三农考察农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