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如何长大？

( 火灾事故发生前的胶州路公寓 )

欲望的高度

94层、97层、100层。电梯门打开，一个新的“视界”扑面而来。

这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00层的观光平台。站在474米的高度，每个人都要花几分钟适应，然后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穿过淡淡的雾气，421米高的金茂大厦与468米高的东方明珠如同漂浮的岛屿。

当我们将目光向下投到一块邻近的地块，则可以看到一个刚刚露出地面的楼体。它的下面是一块直径121米、厚达6米的圆形钢筋混凝土平台。在这块巨大的平台上，将站立起中国未来第一，世界第二高楼——632米的上海中心。20年前，这里最高的建筑还只是一幢8层24米的消防瞭望塔。

“人类总是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无论历史还是居住形态。通过挑战极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克服自身发展和增长的瓶颈。当我们发明了垂直交通工具——电梯后，我们必然向高空开辟生存空间。”Gensler副总裁亚洲地区设计总监夏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 11月15日火灾发生时，滚滚浓烟飘散到很远的地方 )

作为全球著名的公共建筑设计公司以设计“庞大”的项目著称，Gensler是上海中心的设计机构。

楼层的高度最终被确定为632米，2014年，上海中心建成后，上海的城市形态将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将有3万人在这个垂直空间中工作与生活。这座100多层的建筑被分为9个相对独立的区域，9段分区相当于9个社区。外层幕墙做成旋转的纽面，如同一个外套，在每一个独立的分区中，都安装有火灾预警系统和多重喷淋系统。区域之间有3层楼板分割，每层可以将火情阻断两个小时以上。

( 上海创盟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设计总监、同济大学副教授袁烽 )

“2000米高的摩天大楼已经开始设计了。在技术上，无论工程还是安全性都已不是问题。”夏军说。这名198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师有着近20年超高层建筑的工作经历。当2014年上海中心落成时，他期望这座建筑能够体现当下中国科学、技术、经济与创新的最高水准。

“人类永远在追求无限的可能，技术上不存在极限。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无限？每个人35平方米的居住空间是否可以满足？”夏军说，“楼的高度，取决于人类欲望与需求的高度。否则高度是没有限制的。”

( Gensler副总裁、亚洲地区设计总监夏军 )

城市高层化，上海中心不会是个终结者。

最“高”的城市

众多中国城市建筑师都是柯布西耶的信徒。他们相信，通过超级城市向高空生长，来释放土地压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

“城市的垂直化是必然的趋势。更高的楼，更高密度和覆盖，是大城市的未来。现在大城市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2万人，在学术领域已经可以实现每平方公里10万人。只有更高的强度，才能实现集约化使用土地，提高效率，更加节约能源。”上海创盟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设计总监、同济大学副教授袁烽说。

就上海而言，其膨胀和崛起与城市高度变化互为表里。

在专业领域内，高层建筑有严格的定义。从建筑楼顶的女儿墙（0.6～1.2米）开始计算，超过24米则属于高层建筑。一般情况下8层以上的建筑都属于高层。7～11层为小高层，11～18层为中高层，18层～32层为高层。超过100米的建筑则为超高层，即“摩天大楼”。

袁烽曾经对上海的高层建筑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调查。“2006～2007年，我们统计出上海的高层建筑超过了3000栋，到2009年底的时候应该超过了6000栋。”袁烽说。

纽约高层建筑不过4000栋。在某种意义上，只用了不到20年时间，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上海城市住宅也开始选择向高处建造，最大的动因在于，市中心城区人口集中，缺房严重。上海城市建设停滞多年，到80年代中期，市中心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8平方米，平均人口密度高达4.08万人/平方公里，某些人口密集地区，甚至超过了15万人/平方公里。在极其有限的住房中，缺乏卫生设施的旧里弄与棚户简屋占到了52%。由此，上海市政府只能大规模兴建高层住宅，以解决居民住房紧张问题，并为道路、绿化、供电等市政用地腾挪空间。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高层建筑是必然的选择。”夏军说，“我们所追求的并非越高越好看，也不是越高越现代。高——代表了对土地综合利用的高度。”

“无论从能耗、效率还是生活方式上，垂直城市都是更合理的，而不是像洛杉矶那样无限制的扩张，将生活寄托在车轮上。”袁烽说，“大城市的发展和灾难是相伴而生的，不能说有灾难就否定大城市，或者说不能有高层建筑。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速度的代价

上海膨胀的速度超出任何一个时期。对于新建大楼的统计是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

1994到2010年，浦东最高的十大建筑榜单不断变化，不断有新大楼取代旧建筑，前前后后共有41幢大楼进出这份榜单。如果将每年最高的十大建筑的高度取一个平均数，1994年浦东新区的十大高楼的平均高度是117米，到了2000年则是222米，而截止到2010年4月，这一数值达到了304米，是1994年的2.6倍。

然而，短期内城市高度的不断刷新并不等于城市质量的同比提升。“现在的问题是，早年的快速发展，在质量上严重打了折扣。20多年的发展，我们只有速度而没有质量。”袁烽说。

从建筑师最直观的角度看，中国建筑寿命的短暂令人诧异。“中国建筑设计的寿命周期是50年，实际建筑寿命是20～30年。”袁烽说。

以速度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往往会付出不可预料的代价。

胶州路教师公寓的大火源于保温节能改造中的事故，这几栋竣工于1998年的高层住宅缺乏最基本的保温层。“2000年以前竣工的住宅几乎都没有保温层，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现在所有的空调位都是有遮挡的，而当初都是裸露的。”袁烽说。

胶州路大火和CCTV新楼失火本质上相似，都是发生于施工过程中而不是交付以后。“因为目前的高层建筑规范，在交付或者没有施工的时候相对比较安全。往往在动态过程中比较危险，比如CCTV新楼当时即将完工，消防设备已经安装好，但是水还没有接通，没有起作用。这次胶州路教师公寓是因为要增加保温层，维修与居住同时存在，处于中间状态时发生事故。目前建筑法规对于中间状态，或者对施工过程中的控制是不够的。”袁烽说。

“我一直在想，政府是否可以把钱花在更值得的地方，不仅关注面子也关注‘里子’。” 日清的主任建筑师余泊说，“上海还存在大量无法拆迁和改造的里弄社区。建筑密度非常高，电线、煤气管线非常复杂，消防难度很大。在这种地方，如果发生火灾，会比胶州路更加惨烈。这是更加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工程。”

泰康路就是让余泊感到不安的地方。“这里建筑密度很大，而且都是砖木结构，电线、空调密布，到处都是餐馆，人员密度非常高，楼与楼之间距离最小处只有两三米。如果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在密度很大的老社区，我们能否牺牲一点利益，拆迁一些建筑，建成公共的广场，开辟公共水面，作为避难所和火灾时的取水点。只是牺牲了一点面积却可以拯救一大片社区居民的生命。”余泊说。

灾难改变城市

当隐患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往往以最惨烈的方式爆发，甚至需要血的教训来换取些许“微薄”的经验。

1996年11月20日16时49分，香港九龙嘉利商业大厦燃起冲天大火。消防处出动消防车、泵浦车、急救车50辆，云梯车5辆，直升机2架，消防和救护人员300多人，扑救了21个小时，至次日13时才将大火扑灭。火灾夺去了39人的生命。

嘉利大厦火灾的起因与胶州路大火相似，同为电焊火星引发燃烧。当时，大厦电梯正在维修，电焊火花引发槽底的可燃垃圾和轨上的可燃性油垢与尘埃。最初的起火位置在地下3层，但是由于高楼火灾的烟囱效应，烈火浓烟很快向上层蔓延扩散。燃烧势态越往上越猛烈，死亡人数越往上层越多。

楼内租户中艺百货擅自更改一楼至三楼的消防梯作为货仓及改装大闸，导致大火在低层得以持续并迅速蔓延。由于嘉利大厦缺乏自动洒水系统及封闭式的防烟门，火势未能被及时控制，加上工人及住客在电梯工程进行期间的防火意识不足，在火警初期未有立即警觉逃生。

依照当时香港法律，凡是旅店、宾馆、酒店等重要建筑，都必须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洒水灭火系统，但一般商住楼宇则可以减免这项投资。这就使一些业主钻了法律的空子，将本应安装防火设备的楼宇散租给若干商户，使之各营其业，各行其是。由于缺乏防护措施，火灾一发，便不可收拾。

香港消防处后来进行全港楼宇查勘，发现只有28%的私人楼宇在消防装置和大厦消防管理方面获得“满意”的评级。屋宇署的查勘结果相似，查勘显示，80%的综合用途楼宇的逃生路线不足。有关部门加强采取执法行动，积极清拆天台搭建物，并要求大厦业主和住客自行清理走火通道和把防烟门关上。

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在1998年相继修订了《建筑物管理条例》及《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例》，并提供财政上的援助，协助业主提高建筑物的消防安全标准，包括增建洒水系统等消防设施。法律规定，凡是1982年以后落成的，建筑面积超过360万平方米的商业楼宇，如商贸写字楼、银行、旅馆、商场、百货公司，都必须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排烟系统和紧急照明系统。1997和1998年，香港政府在新界和屯门新建了两个消防队并配备新型消防车。同时，还在新界地区增派了一个摩托救护队，专门为一些交通道路状况较差的地区提供紧急救援。

嘉利大厦火灾后十余年，香港政府始终将每年火灾致死人数控制在10人以下。

让余泊最有感触的是一件发生在身边的灾难。他在日本工作时，一位同事发生了车祸。一家人驾车外出，被醉酒驾驶的卡车冲撞，夫妻二人逃出幸免于难，而两个孩子则在父母的眼前被烧死在车内。“当时，在日本法律中对醉酒驾车并没有严厉的惩罚。我的同事停薪留职3年打官司，最终迫使政府修改了《道路和交通法》。”余泊说。

在修改后的法律中，大大加强了惩戒力度。除对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种，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

灾难本身并非是一个句号。“无论新加坡还是东京，或者香港，都经历了城市的快速扩张期，也都承受了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能每次到了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才知道该好好读书吧？”余泊说。

对人的尊重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大火发生之前，上海市正在酝酿将静安与卢湾两区合并，以实现区域管理中的规模效应，使资源配置更有效，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社工部门开始进入社区，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服务，以取代日渐式微的居委会。上海市政府甚至开始考虑如何向越来越多国际社区提供深入服务，让外国人更快地融入上海，分享城市的价值。

“城市是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集合。”袁烽说。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管理，尤其是超级城市的管理更像一道拥有无穷变量的函数题。城市建设可以高歌猛进，但探寻大城市的管理之道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城市的真正长大，终究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充满了坎坷。

“我们的高层建筑与城市的繁华程度未必能比得上东京，但肯定超过了台北和首尔。”余泊说，“不过衡量城市水平的标准，最重要的还是看城市对人的尊重程度，对生命、舒适度、人的尊严的全面尊重，对穷人与富人的同等尊重。”

人应该是城市的中心。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城市化被功利性主导。高楼的位置取代了人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未做评估的情况下，以边施工边居住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即是忽视了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我在波士顿生活过一段时间，刚去的半年，会觉得杂七杂八的要求特别多，非常不习惯。而一旦适应了，就觉得很好，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清晰的规定。”袁烽说，“比如开车，到路口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3秒钟，不管有没有车。”人是城市的主人，而非汽车。

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年长一些的上海人会想起1987年12月10日的一次踩踏事故。这天清晨，黄浦江上骤起大雾，浦东至浦西的轮渡停航。此时正是上班高峰时间，大量市民在轮渡站的浮桥和候船室内焦急地等待轮渡开航。上午9时，浓雾渐渐散去，轮渡有望开航，按平时的流量，这时在陆家嘴轮渡站已聚集了4万以上渡江心切、赶着上班的乘客。9时10分，当第二班轮渡船开航时，在码头铁栅栏外等着上班的乘客拥挤着往船上赶，大量的自行车与行人混杂一起，秩序极为混乱。一辆自行车被推倒后引发了连锁踩踏。在这次事故中，共死亡66人、重伤2人、轻伤20多人，是有史以来上海发生的最严重的踩踏事故。

检讨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外乎没有紧急事故的处置预案，没有及时疏散人群；电视、广播没有及时发布大雾的气象及轮渡停航的信息。而同时奖金制度也是造成事故的主因，因为职工迟到一次，不但要扣除当月的奖金、引起连锁反应的是还要扣除季度奖、年度奖，在收入很低的1987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是人们无论如何不愿迟到的根本原因。

此后市政府发了一个内部文件，职工凡是因大雾轮渡停航而晚到岗，一律不算迟到；一旦起雾，电台、电视做滚动报道。这次事件也成为上海政府决心开造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和延安路隧道的直接推动因素。

城市以人为本。对于刚刚举办完世博会的上海，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还有漫长的道路。■ 长大高层建筑如何城市一座建筑建筑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