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

（文 / 苌苌）

( 《柔软》剧照 )

11月17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柔软》，是一个可以被贴上很多文化标签的故事。故事只涉及三个角色，郝蕾扮演的整形科女医生，范植伟扮演的想做变性手术的男青年，和詹瑞文扮演的有易装癖的男歌手，每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异性的自己，于是生出很纠结的故事。而它的叙事却是一个去标签化的过程，给观众留下一层又一层对存在的质疑。

人物身份之所以非如此不可，廖一梅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每个人都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推到极致，就是对性别的不满。”这出戏更像一个寓言，我们该如何面对被迫而来的人生？“有的人的改变，是遵从本性。还有一种改变是改变本性，去适应社会准则和教育准则。后一种带来的身体和灵魂的不匹配，更是造成很多困惑的根源。”去改变还是不改变？《柔软》最终探讨的是生活态度。

三个角色分别代表了三种人生态度。女医生和男青年身上的两条线索，带出一系列的质疑。男青年认为，人应该去改变对自身不满意的部分，而赋予他勇气和决心的，是他深信改变可以化解他所有的问题。女医生并非缺乏勇气，她可以拒绝“一地鸡毛”的生活，但对于“改变能让生活更美好”，她的态度保持悲观，一是她不认为改变能解决问题，再一个是她自身的经验告诉她，作为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男青年想做变性手术，而女医生必须打消自己对此的置疑。一开始，医生和病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很好地保护着女医生（在舞台上，孟京辉用一些夸张的肢体动作，表现女医生的孤独和困惑），而他们术前和术后的对话，便形成了对生活态度、对生命越来越深入的探讨。

一般人都相信，不留痕迹的游戏才会减少生活所冒的巨大风险，何必袒露自己的秘密，又目睹它们惨遭嘲笑。“一个人要掩藏多少秘密，才能够巧妙地度过一生？但我觉得巧妙毫无价值。”廖一梅说。《柔软》的名字即来源于此，“各种自我保护的外壳一层层地剥掉，人心没有保护的时候，最柔软的地方裸露出来”。但剧终时，当你发现男青年被创作者给定的幸福也是值得置疑的时候，“柔软”的另一层意思也暴露出来：剧中每个人脚下的地都是软的。知足常乐，踩都踩不踏实了，那种最深层的焦虑人们如何排解？然而，没人能从中找到确定的答案。

无解的问题

( 孟京辉 )

这种踩不踏实的感觉也蔓延到导演孟京辉那里，在公演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仍然在不确定性中徘徊：“一个艺术家能理解这种感觉：从A点到B点，他知道用他的审美、他的经验、他的资源肯定能走到，我前几个戏都是这种情况。但这次我经常找不到点儿上，以为找到的时候，却一脚踩空了。”

郝蕾扮演的女医生有姣好的外形，她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去生活，笑对非议，表面上勇敢和冷静，但其实她对生命中的另一半也是有憧憬的，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让她内心充满困惑。她看不透的是，她憧憬的幻象本身来自社会建构——被告知女人的幸福建立在一个懂她的忠于她的男人的爱。她不承认自己需要爱，只是出于对不忠的反叛，最终在心理上变异成一种对自身性别的不满。这种质疑是第二层文化上的建构——像西蒙娜·波夫瓦一样，质疑“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后天教育成女人”。有人曾经指出，如果不是萨特风流成性，她也许就写不出这部著作。他们的一个朋友比安卡曾经在《萨特、波夫瓦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

而再度创作时的孟京辉，他的男性的观点，就和廖一梅原来的剧本互为阻力。这大概是他有时感觉踩空的原因。在他看来，女医生的疑惑更像是一种较劲——她试图剥离自身被社会建构的成分，而这种努力本身，就来自被建构的观念。但孟京辉原则上还是要遵照剧本执行的。他剖析女医生的态度：“‘你看不懂我，听不懂我，那我就这样了，你说你理解了我，那还侮辱我了。’她以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战胜自己，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了。没有合理性可言，无逻辑，非生理、非感性的。我用我的经验和理解力，都概括不了她，只能祈求舞台能出现奇妙的东西。”

一个帮助来自郝蕾对女医生这个角色的理解。首场演出，演到女医生的困惑和委屈，郝蕾哭得很厉害，虽然她用她的表演巧妙地掩盖住了这种人生的表演。此前，她对本刊记者说起她对女医生的体会：“女医生有很坚韧、很强势的一面，也有很柔情的一面，但大部分时间大家看到的是她的社会形象，甚至取代了她本真的形象。在她身上，关于女性的压力和困境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相信改变性别能改变这一切，因为性别不是本质的问题。现代社会需要女人去争取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人们又期望你不丢弃原本中国女性所拥有的美德，于是产生的冲突。”

( 廖一梅 )

悲观主义是女医生的底色，本来所有办法都不能改变她对世界的判断，但是男青年的勇气，又动摇了女医生。女医生以她的专业知识从男青年身上感受到的勇气，也许需要我们用超出这部戏的常识去理解。有人告诉我，在泰国，男人做变性手术之前，医生都会给他们看一个录像，在网上可以搜索到那部视频，就是告诉他整个过程有多么痛苦，而且之后要持续地注射雌性激素，而手术效果只能保持10年左右，之后就变成了雌雄莫辨的存在。女医生提醒男青年，再造的阴道没有感受快感的神经丛，但男青年却告诉她，你身体太紧张了，我让身体思考，我全身都是神经丛。女医生此刻又置疑起先前对自己的置疑。

在第一稿的剧本结尾，廖一梅说，她让女医生自杀了。她说：“写完那天我特别高兴。”这是一个让她的胃痛了很久的剧本，像一个偷懒的作家，解决不了问题，就杀死自己的角色。而在最终稿，男青年如愿找到真爱，结婚了，女医生是他的证婚人。仍没有解决剧本里提出的问题，从此他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吗？廖一梅也在后来的采访中表达了她的悲观，这个结尾更符合某种社会价值，而这仍不是我们最终从戏剧舞台上看到的面貌。孟京辉对剧本最大的改动是，女医生成了变性成功的男青年的新郎，估计看晕的人多过看懂的人。“我就是要打破廖一梅的梦幻。”他说，出于对原剧本结尾的反叛——怎么她又回到建构中来了，给观众留下很多问号。他认为，因为所有这些试图反建构的问题仍是在一个被建构的社会和哲学框架里提出的，现代哲学有一种观念，认为近代哲学里所提出的“我是谁”、“女人何以成为女人”这类的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招得文艺创作者去苦思这些没有解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给人带来的伤害。

反讽的注脚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事实上，每个人检视自身可能都会发现身体里住着一个异性的自己。廖一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双重性，写作是她发泄的出口。这种冲突在戏剧舞台上被极端化，尖刻的台词后面，是痛苦堆叠的体验。有几个人能像《西藏欲经》作者更敦群培所言“参破雌雄，我即美人”呢？体认到这种双重性，并不意味着人人能演好生活这出剧，让这头黑色怪兽发抖，或笑或哭，气喘吁吁地在你面前蹲下。

《柔软》中的第三号人物碧浪达，是以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樊其辉，他在白天的身份是时装设计师，很多女星都找他定制过模仿国外大牌的时装；另一个身份是易装歌手，每周他会给自己两个小时透气的时间，去解决自己基因里的问题。穿着10英寸高跟鞋，戴着蘑菇云般高耸的假发，出现在朋友聚会的酒吧里，唱着三四十年代的女声留下的凄美歌曲。每每唱到情深处，还流下混合着睫毛膏的两道黑色的眼泪。在过场时，他说着貌似超脱的话，一如碧浪达的台词：“生活就像一个沙漏，正着放反着放，怎么放都是同样的时间流逝。”本来在男女主人公的不平衡之间，他可以成为一个校正的标本，但生活却给了我们最真实的答案，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平衡感的希求。

10月12日的下午，廖一梅正和朋友们探讨剧中人物的造型，碧浪达不时进入他们的话题中。没有人知道，此刻，那颗真实的灵魂正在飘离这个世界。第二天上午传来了樊其辉自杀的消息，给一个月后上演的这部戏剧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反讽的注脚。“所有的伤心事都被他消遣了，你会觉得他的眼泪都是很夸张的表演。你以为他已经把人生当成一个笑话，但这玩笑还是没开过去。”廖一梅说。

生活处处是问题，还认为改变可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悖论。鲍德里亚曾经在《完美的罪行》中指出，现代技术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特征。“仿真并不是本真，却得以超越本真，比本真还要真。”技术的完美甚至超越天然的完美，去解决本来就是现代性给我们造成的伤害。真正的、原始的反倒在人为的现代技术中被掩盖或扼杀。你以为碧浪达的“反技术”很超越，但他还是被巨兽打败了。更多人躲在忙碌的社会身份的后面，躲在防水睫毛膏的后面，躲在那些没有解的现代哲学术语后面，掩藏起生存的真实焦虑和哀伤。“碧浪达是个魔鬼。”孟京辉说，“我没把他当做一个真人来处理，而是把他作为穿梭在两个主角心中的一个意象。如果是真人，他会削弱那两个人的存在。他的笑和哭，插科打诨，对生活的嘲笑，各种反文化的、媚俗的无聊举动，都很真实。让所有人关于存在的问题，在他面前变得没有了意义。”

《黑客帝国》曾经通俗地表现出鲍德里亚在《拟仿物和拟像》中提出的现代社会构成的置疑。现代变革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真实的荒漠”。借影视和网络，文化产品得以被大批复制，所有人都迅速接受同样的信息，包括对真和假、好和坏的人为构建的判断，资本家等价和交换的基本法则，保证其权利的基本法则。Matrix就是对社会建构的隐喻。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段被设计好的程序，《柔软》同情出了Bug的程序，想到追问，为什么我这段程序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但她仍然没能出离母体本身去问，为什么我们是一段程序。■ 郝蕾廖一梅孟京辉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