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文 / 李菁）

( 于右任（左四）与罗家伦（右四）、刘延涛（右三）等人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前留影（摄于1949年） )

书法之缘

“右老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他台北市内还有另一个住处，但是后来已被拆掉，这里是右老唯一保留下来的住所。”专程陪同记者前来的刘彬彬介绍说。她的父亲刘延涛是于右任晚年最信任的弟子，也是陪伴他多年的私人秘书。刘彬彬解释说，因为里面存放的于右任的东西并不足够多，称“梅庭”为“纪念馆”并不恰当，大家考虑再三，决定叫做“别馆”。

于右任去世后，这幢日式风格的建筑很长时间里都淹没于尘世间。刘彬彬说，当时为了确认于右任确实在这幢房子居住过，工作人员还探访了周围的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他们只记得，1951年左右，有一个白胡子老人曾出入这里，却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刘彬彬又特地打电话给在美国的于右任的幼子于中令，并根据他的回忆，验证了这个住所的身份。

身为北方人的于右任，对台湾溽热的夏季并不适应，每年夏天，他就到这里来避暑。除此之外，刘彬彬说，每年到了生日这一天，很多国民党要人都要到他府上为他祝寿。到了台湾后，他觉得时局不定，为个人祝寿有些不合时宜，后来就索性躲到这里来，“所以这里除了是右老避暑，也可以说是他‘避寿’的地方”。

造访“梅庭”的那一天正逢周末，小小的庭院里已满是参观者，年轻面孔占了大多数，这让刘彬彬甚感欣慰。曾几次到过大陆的刘彬彬解释说，相对于大陆对于右任的了解，台湾这边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遥远的历史人物，甚至都不知道他”。而“梅庭”别馆开放以后的情况，让她比较乐观，“过节或假日时期，这里还要限定入馆人数，我已经很知足了”。

( 左至右为刘延涛、于右任、张大千 )

刘彬彬一家与于右任的情谊，是由书法联结起来的。

1879年出生于陕西三原的于右任，本是清代举人出身。后来受孙中山影响，加入同盟会，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于右任虽然早年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伐袁世凯，算是行伍中人，但究其一生，仍是文人气质。他的书法更是独树一帜，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右任）南郑（孝胥）”之称，他也被人称为“当代草圣”。

而另一方面，从1929年开始，于右任开始研究草书。“几千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写过草书，每一位书法家风格各异，写出来的草书彼此之间认不出来，学用皆难。在右老看来，当下已进入现代社会，草书书法也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刘彬彬解释。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对于自己的工作，于右任本人曾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单靠于右任一人是无法完成的，不久，一个朋友向于右任推荐了刘延涛。

( 于右任作品 )

1908年生于河南巩县的刘延涛，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在老师胡佩衡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绘画。不久，胡佩衡把刘延涛的两幅山水作品送到日本京都参加“中日美术展览会”，一位日本人收购了这两幅作品，这对刘延涛是个很大的鼓励。

“父亲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象形文字的，他又有书法和绘画基础，这种背景，也许正符合右老为制定标准草书工作所需要的人选。”刘彬彬说。

( 于右任曾居住的寓所“梅庭” )

1933年，刘延涛因为父亲去世，回家乡奔丧，后来留在河南南阳中学教中文。一个月后，他接到于右任的邀请电报。“父亲起初并不想离开家乡，他的校长劝他，于右任自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是一位值得追随的人，父亲才决心离开家乡。”到南京与于右任见面后不久，刘延涛加入“标准草书社”，与周伯敏、胡公石等一道，帮助于右任做标准草书的编辑工作，自此终生追随于右任。

标准草书的编辑工作，是非常繁琐的。刘延涛后来告诉刘彬彬，以“草”字为例，他们几个助手需要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寻找，然后按辨识度高、比较容易写又有一定美感的标准进行筛选，然后将初步遴选出来的字交到于右任那里，由于右任进行二度编辑。

经过3年多努力，1936年，《标准草书》第一次印本问世；后来又陆续推出第二次、第三次修正版……到1949年，已出到第六次修正版；到了台湾后，于右任并未放弃《标准草书》的编辑工作，直到1964年去世时，已出到第九次修订版。“第十次是我父亲主持的，但他在序里写，右老走了以后没有他做修正了，所以不叫第十次修正本，而只是称为第十次本。”刘彬彬介绍。

当年，随着标准草书的编订，台湾也掀起一股“标准草书热”。刘彬彬说，当时曾有人建议于右任将标准草书制成教材，但是他还是决定用个人力量来推行此事。可是于右任生前矢志推广的标准草书，却最终未能成为主流文体。“现在很多人写草书，都要写得像右老，以模仿他的‘于体’为荣，而忽略了右老生前推行‘标准草书’的初衷。”刘彬彬不无遗憾地说。

台湾岁月

1949年11月，于右任从成都经昆明，飞到了台湾，落脚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青田街7号。蒋介石曾经要送给这位国民党大佬一栋花园洋房，但被于右任婉拒了。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

20岁那年，于右任和家乡女子高仲林结婚，离开家乡后陆续娶了3位妻子，生下了4女3男。1949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沈建华将幼子于中令送来台湾，不到半年左右又离开台湾，后回到大陆，于右任就孤身一人居住台湾。几个子女中，除了大女儿于秀芝与丈夫屈武留在家乡外，其他孩子后来陆续到了台湾。那时于右任喜欢将同乡的一位老人请到家里，聊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轶闻趣事。刘彬彬说，于右任喜欢面食，而且喜欢吃硬硬的面，一位跟随他到台湾的陕西厨师，便经常给他做，也算略解乡愁。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右任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留在大陆的亲属经常把衣物托人从大陆送到香港，再辗转送到台湾。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看到信后，让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专程去西安祝寿。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事后，又将祝寿照片辗转带给于右任，使于右任稍感安慰。

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后，于右任仍保留着他原来的“监察院院长”一职。而他的生活过得非常俭朴，向来布衣一袭，布鞋布袜。那时候，台湾中南部也有一些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却念不起。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直接跑到监察院来，要找于右任。年轻人告诉警卫，自己并不认识于右任，但自己上学遇到了困难，就径直找到这里来。于右任听说后，拿出一张便签，批示把他下个月的薪水拿去给这个学生交学费。“他经常这样，手上没有钱，写字条给出纳。”当年于右任的三女儿于绵绵想要买件漂亮大衣，向父亲要钱，却遭到拒绝。“绵绵姐常抱怨，‘身为于家子，不如邻家儿’。”刘彬彬回忆。于右任的小儿子于中令要出国读书，于右任当时还是向别人借的钱。

当年41岁的刘延涛也跟随于右任到了台湾。于右任的住所前面有一座门房，最初，刘延涛和妻子就住在这间门房里，白天随于右任一起到“监察院”上班，闲暇时与于右任一起研习书法或编辑《标准草书》。刘彬彬回忆，母亲经常对她说：“从早到晚，都看不到你父亲。”多年的相处，也使得于右任与刘延涛之间形成了既像师徒也像父子的深厚情谊。

在于右任家寄住了一段时间后，妻子对刘延涛说：“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寄人篱下。”劝刘延涛搬出去。刘彬彬说，台湾当时需要租地盖房，刘延涛并没有这笔钱，他后来开画展卖画，才筹出钱来租地盖房。于右任的儿子于中令后来向刘彬彬回忆，当刘延涛告诉于右任要搬家的决定时，曾经踌躇了好长时间才开口。

不久，刘延涛夫妇搬到中埔一带，四处都是稻田，刘彬彬就出生在这里。“在我的记忆里，右老不是书本上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一个亲切、和蔼的爷爷。”过年的时候，于右任会喊刘彬彬过来：“娃，给你押岁钱！”押岁钱不多，只有10块台币，但是会让儿时的刘彬彬高兴很长一段时间。

儿时的刘彬彬经常被父亲带到“监察院”，于右任一见到她，就会带着浓重陕西口音说：“娃儿来了？娃儿来爷爷这里！”“当时我常跳到右老的跟前，摸他又长又密的白胡子，玩完胡子，我还喜欢玩他那双手，他的手又大又软，我后来想，也许只有这样的手才能写出飘逸的草书吧！”刘彬彬微笑着回忆。有一次，正在父亲办公室玩耍时，刘延涛过来告诉刘彬彬：一会蒋先生或蒋夫人要来，让她暂时躲避一下。“蒋先生夫妇对右老也非常尊重，如果右老身体不好，或者有些大事情要和右老商量，蒋先生都会亲自上门来拜访。”

刘彬彬还记得，于右任的办公室里堆了厚厚的一撂纸，平时也要花很长时间写字，以应付络绎不绝上门求字的人。“他每天都写，他认为写字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但是于右任却从来没有在台湾鬻字换钱。

刘彬彬说，于右任外出时，经常会看到很多署着“于右任”名字的招牌。对这些假冒者，于右任并不动怒，相反却显得十分宽容，他只是淡然地说：“这个人写得很好，可以自己写了，用不着冒我的名。”最近几年，有人出来声称自己曾为于右任代笔，刘彬彬对此则断然否认：“右老从来没有让人代笔。”她也曾向于中令求证过，于中令也否认有人代笔。因为刘延涛与于右任交往甚密，刘延涛生前也曾被问过是否替右老写过字，刘延涛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资格替右老代笔。”

葬我于高山

晚年的于右任生活比较简单，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或者出门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得少。

1962年1月12日，83岁的于右任在日记中第一次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22日的日记里，他再次提及此事：“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1964年7月，86岁高龄的于右任因感冒引起喉疼发炎，导致语言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不久住进台北有名的荣总医院。十几天后，病情稍有起色，但因为牙根被病菌侵蚀，必须拔去两颗牙，不幸导致细菌感染，继而转成肺炎。1964年11月10日晚，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

这位老人的离去，也使得追随他三十几载的刘延涛悲恸不已。刘彬彬说，因为于右任个子比较高，在台湾选不到现成的棺木，只好临时定制了一副。出殡那天，刘延涛扑倒在棺木上失声痛哭，回到家后发现全身长满了疹子，原来棺材上的油漆未干，导致皮肤过敏。

于右任弥留之际，其幼子于望德与亲友及下属等人一起打开了他的保险箱，期望能找到遗嘱的只言片语。保险箱打开后，大家发现，里面没有一点金银积蓄，只有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

保险柜里还有一份特别的纪念物，是于右任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于右任早年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高仲林一针一线缝制的。于右任去台湾后，一直将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携带身边，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

因为于右任生前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众人寻找最高之山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经过多方勘探，最后选定淡水镇肖明里海拔700余米的八拉卡作为他的墓园。墓园朝向西北，隔着大海，那里有他魂牵梦萦的故乡。

于右任去世后的第三年，台湾青年登山协会在全岛发起募捐，最终在台湾的最高点——玉山山顶上为于右任建了一座纪念碑和一尊3米高的铜像。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座经历了三十几载风雨的铜像，却遭受了一场劫难。1995年，民进党一位“议员”跑到山上，偷偷将于右任铜像的头部锯掉，然后扔到50米外的一个坑凹里。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刘彬彬回忆，当父亲刘延涛闻知此讯，气愤难平，以致3天无法进食。

1998年11月4日，92岁高龄的刘延涛去世。刘延涛生前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于右任的真迹墨宝。“我父亲过世后，由我来整理他的东西。起初一两年我都不敢拿出去裱，我很怕人家知道我手里有这些字画，他们要找我来买，我不会出手的，因为我对它们，有那么深的感情在里面。”刘彬彬说。

2007年，刘彬彬带着于右任和刘延涛的书法作品到大陆展览。她说：“我也知道，近些年来，右老的字画非常值钱，但我舍不得脱手。不脱手也有不脱手的麻烦，我需要照顾好它们。”刘彬彬说。如今哪里有展览，她就把它们带到哪里，“直到我跑不动为止”。■ 草书岁月刘彬彬草圣父亲于右任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