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染的蓝白之美之忧

（文 / 李孟苏）

( 璞真综艺染坊是周城村最大的作坊 )

板蓝根扎染的花布没有了

周城村距离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也是大理重点推广的民俗旅游村。村子北端有著名的旅游景点蝴蝶泉——游客们坐大巴到蝴蝶泉，观光约1小时后走出景点大门，先到马路边的餐馆吃大理特产的冰川鱼，再蹩进旅游纪念品商店——它们多数叫“金花商店”，买几件扎染布做的纪念品，10块钱一个挎包，30块钱一套裙装，50块钱已经能买到双人床单了。餐馆和商店都集中在村头、村尾，很少有人往村里走。村里保存完好的古巷道、古寺庙、古照壁、古戏台、“三房一照壁”的白族传统民居、大青树下的集市，没有旅行团的纷扰，很是怡然自得。游客们当然不会注意到村里的主干道其实是富有传奇色彩，带来极大空间想象力的滇藏公路，他们光顾的商店就分布在公路两边。

“璞真综艺染坊”的门牌号是“滇藏路43号”，在周城村17家染坊中规模最大。周城村的染坊多数为家庭作坊，农闲、有订单时才开工，“璞真”常年开工，忙的时候雇了30多人，是我们重点考察的扎染厂。它占据了两进院子，染缸、漂洗池、甩干机、晒架、石碾一铺开，并不显得宽敞。这几天活路少，厂里工人不多，几位中老年妇女有的在往白布上印花，有两位在商店里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往印好花的布上扎花，扎了绳的布扭出一个个的疙瘩，所以扎染也叫“疙瘩染”，古籍中称“扎缬”、“绞缬”，“撷撮采线结之，而后染色。即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斓”。

几位男工人在染布，用木棒搅动染缸，3口染缸里分别翻滚着黄色、绿色、红色的水，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染好的布泡在漂洗池里，水面上漂着树上落下的米白色缅桂花瓣。这一批活路是裙子，一条条染好、漂洗过的裙子挂在晒架上晾着，五颜六色，也有蓝色。“这不是植物染料染出的蓝色，而是化学染料染的。植物染料染出的蓝，蓝里带翠；化学染料染出的蓝发黑。”随队的民间工艺专家宁成春说。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之余，长年研究民族手工艺，曾在江浙一带长期考察蓝印花布。

传统上，周城村扎染用板蓝根制成的土靛，也叫“湿靛”。白族文化、扎染专家，云南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少萍介绍说：“白族聚居的大理洱海地区是云南纺织文化的摇篮地之一，在东汉时期已形成完整系统的染织法。据《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贞元十六年（800），南诏舞队到长安献艺，所穿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光彩照人，即为扎染而成。具体到周城村，其扎染历史到目前没有找到文献明确记载。据调查材料，周城村的扎染约始于明末清初，是从四川传来的，历经了30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全村除种田外，兼营同一种手工活，有的村专营棉花，有的专门纺布，有的专门染布，有的从事裁缝，还有的制作木纺车。在这个时期，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活路精细，脱颖而出成为远近闻名的织染村，后来被文化部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首批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就成了扎染的代名词。”

( 周城村白族扎染的产品 )

周城村的扎染出名到什么程度？周城村村委会副书记段树生说，当年大理一带的女孩子出嫁，嫁妆里一定要有周城村扎染布做的衣服、头饰、床上用品，不然就很没面子。“文革”期间，扎染作坊几乎全部被毁，但还有人甚至是县里干部偷偷拿着白布到周城请工匠私下染布。

“璞真”的厂长段树坤30多岁，少言寡语，迎来送往的都是他媳妇段银开。段银开32岁，从七八岁开始做扎染，现已是白族扎染技艺的云南省级传承人。她戴白族头饰，穿本民族的白色小褂、桃红色绣花坎肩，搭配的却是喇叭裤和高跟鞋。段银开坦率地说，他们厂里现在用的不是植物染料，“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染坊都用化学染料。只染单一的蓝色，卖不掉，很多游客认为板蓝根和化学染料没区别，嫌蓝色太单调，不鲜亮，还嫌弃它褪色。化学染料上色好，颜色多”。院子里有几个大木桶，那是土靛染布时用的桶，已经被渗透木板的板蓝根染成了蓝色。现在它们也用不上了，箍桶的铁丝全锈了，只做招牌用。

( 作坊里的女工在往白布上印花，这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 )

还种板蓝根吗？“种了一些，在那儿。”段银开指着墙根一个小花圃，砖头围起的地里种了几十株。“来厂子里买扎染纪念品的游客总要问板蓝根长什么样子，我们就种了一些。这么少，不够染布的，也就是观赏。我们平常喜欢用板蓝根叶子泡水喝，清热，‘非典’的时候，游客把我们种的板蓝根都挖走了。”段银开说。

只有张仕绅还会用板蓝根做扎染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族扎染技艺传承人张仕绅 )

一位老人进了“璞真”的院子，穿过院子里的一排扎染成品时，他随手指着一块布说：“这树叶花没扎好。”他笑眉笑眼，穿件自家缝制的蓝布褂子。宁成春小声说，这件褂子肯定是土靛染的，年头应该不短了。一问，果然有40年了。“这布是我自己用板蓝根染的。”老人说。那蓝色经过无数次洗涤，显出沉稳、温润的色调，凝重雅致。老人叫张仕绅，虚岁70，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是白族扎染技艺。

张仕绅是被村委会叫来的。他家祖辈从事扎染，是周城村最好的手工艺人，云南唯一一位国家级扎染传承人。他给我们分发名片，名片上的手机号码是“139”打头。“我是中国最早的手机用户。”张仕绅骄傲地说，那时他担任村办企业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厂的厂长。他说，1987～1996年，他当了10年厂长，把厂子经营得红红火火，产值最高的一年达800万元。在恶性价格战中，2004年厂子倒闭。“璞真”所用的正是当年“民族扎染厂”的厂房，张仕绅指着院里那栋3层办公楼说：“这是我当厂长后第二年盖的，那个年代就花了30多万元呢。现在卖了，跟我没关系了。”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技艺传承人次仁多杰 )

他说，他有10多年不碰染缸了，厂子关门后，他回家养老，每天侍弄家里园子。他家在坡上，距离周城村北边的本主庙——灵帝庙不远，“文革”前庙里曾供奉有染衣业祖师葛洪、梅福二仙的塑像。要么他就去棋牌室打牌，要么去帮姑娘（大理方言，“女儿”之意）照看商店。张仕绅给他的三个姑娘每人开了一家商店，都在滇藏公路边，其中两家也叫“金花商店”，卖白族服饰。他的大儿子张人彪开了家染坊，他也不过问。问为什么不做扎染了，他答：“现在的扎染都用化学染料，不用植物染料，没意思了，我也老了。”张仕绅笑呵呵地说，他曾经保护了周城村的板蓝根，使之躲过了灭绝之灾。

板蓝根原本在苍山上野生，用量大了后，染坊人家就在山上进行大面积人工培育。张仕绅介绍：“板蓝根每年二三月下种，8月底、9月初收割，留下根，只割叶和茎，按比例加石灰、水，在松木缸里泡一周。泡制过程中每天要用染棒捣打，让水起泡，再沉淀、上架、去渣，反复几次，水分蒸发掉，蓝靛就做好了。手艺好的人100斤板蓝根能出30斤蓝靛，手艺差的也就出十五六斤。做得好的染料只要拿清水泡着，不脱水，可以用10多年。”周城村历史上也是云南重要的土靛产地，生产的土靛在大理和周边的洱源、巍山、剑川很畅销，还远销到弥渡。

( 朱哲琴在手工艺采集之旅途中 )

“苍山十九峰，峰峰有水。”周城村水资源十分充足，张仕绅回忆他小时候，村里有300多户人家做扎染，苍山上的溪水流下来，染坊人家便在门前支起木制的大染缸，用活水漂洗经板蓝根染过的布匹。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发生变化，周城村几乎没有人种植板蓝根、染布了。1961年，19岁的张仕绅因为是“高小”毕业生，到大队当了会计。此时政策有松动，大队恢复了板蓝根种植、土靛生产和扎染。“当时周城村分4个大队，别的大队做土靛都做垮了，只有我们大队有个懂技术的老倌才做得好。我们卖板蓝根染料，100斤能卖50元。”随后“四清”运动开始，“上面派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队给土靛泼上大粪，要集中销毁。我和队长、技术员晚上扒开大粪，偷了100多斤板蓝根渣渣（土靛），悄悄保留下来。一两年后工作队走了，我们又开始悄悄搞板蓝根，最多也不过种十来亩”。

1983年之后，大理逐渐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传统民艺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急速解体，工业商品对传统市场进行了无情的占领，扎染变为旅游和外贸商品后，工匠们在迎接发展机会的同时，毫不犹豫抛弃了传统，抛弃了板蓝根染料。

宁成春说，扎染的韵味在于蓝、白二色之间的自然过渡。由于扎花时针法有松紧，浸染时程度不一，染出的每块花布都独一无二，加上用植物染料后略有脱色，色彩的对比淡化，反差趋于缓和，从而透出朦胧、柔和美。张仕绅、段银开、段树生等人则介绍，板蓝根有药性，染过的服装、被单有消炎清凉的作用，对皮肤好。“我们这里的人生了疮，被蚊虫咬了，就用染缸里的板蓝根水洗皮肤。”张仕绅说，80年代日本客商来厂里考察，问染料是不是纯植物的，他情急之下从染缸里舀起一瓢蓝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可现在“村里会弄板蓝根染料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周城文化站的杨麟站长在一旁说，这老倌舀起一瓢水，看一眼、闻一闻就知道这缸染料好不好。宁成春认为，民间工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具备手工艺尊重自然的本质，正宗白族扎染的核心价值在于三个元素：手工扎花，采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手工印染。他说：“板蓝根染料环保无毒，不用它了，白族扎染又和工业化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周城村的扎染作坊早在民国年间就开始用洋靛，洋靛算云南省大宗的进口商品，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印度的月亮牌、德国的公鸡牌、瑞士的狮马牌。洋靛的大量倾销早就开始冲击土靛生产和市场，据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中记录：“洋靛的输入，迫使大理周城、喜洲一带的土靛染布业逐年减少，土靛生产逐年下降。”张仕绅、杨麟等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辈人回忆，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见过洋靛，洋靛第二次冲击周城作坊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白族扎染是热销的外贸商品。云南省工艺美术公司、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找到张仕绅，要他打几个样品，帮他们吸引来日本客户。“我并不愿做外贸，自产的板蓝根染料自己用都不够，哪里再顾得上出口？纺织品公司的一个经理拿来进口染料，是瑞士和德国产的，说进口的染色快，让我们把土洋两种染料混在一起用。”洋靛大大简化了工序，上色稳定，色彩丰富，最重要的是降低了染布的成本。于是，化学染料迅速风靡开来，替代了土靛。原来衡量一个作坊的规模会说它有“几个染缸”，现在这种说法也成为过去。

段银开说：“除非是客户订单要求我们必须用植物染料，一般的产品都用洋靛。用土靛成本太高。”张仕绅和段银开估算，土靛染布的成本比洋靛至少高5倍。板蓝根染料比化学染料成本高，高成本主要体现在工艺上。用土靛做扎染，是以冷染的方式浸染，反复多次才能成色。张仕绅告诉我们，土靛染色“少则三四天，一般要用一周，反复染20次以上，每次都要染色、氧化、漂洗三道工序，出来的颜色还不一样，而且染缸对工人的要求很高”。在张仕绅家，他拿出一件长袍，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寿衣。他说，“布料是40年前自己染的，用了两周才染好”。化学染料则是煮染，一次就能成色，还不脱色。段银开也说：“土靛染布褪色，顾客不喜欢，还有人投诉过。”张仕绅的寿衣布料蓝中泛红，他介绍“这是猪血的红色，我用了猪血固色”。周城村的老手艺人用猪血、牛皮胶为染好的蓝布固色，减轻了褪色的问题，但也增加了成本和难度，仍然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求。

土靛种植户也不愿种植板蓝根。种板蓝根的田间劳作非常艰辛，泡制土靛时间长，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稍有不慎整桶染料全部报废，风险很高，但制好的土靛一斤才卖几块钱。2000年，周城村背后的山上还种了100亩板蓝根，是几户人家的责任田，由期望守祖业的老人们种植，现在几乎没有成片的板蓝根田地了。有人乐观地称，目前植物染料只占到市场不到1%的份额，潜力非常大——在周城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个结论未免下得过早。

全面使用化学染料，对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周城村地势西高东低，村落与洱海之间是倾斜的农田。每天，扎染作坊排出的红、紫、蓝、黑、绿的刺鼻污水就顺着倾斜的地表渗入农田。如果天逢下雨，污水直接流向洱海。有三五个雇工的小作坊每天排污量约为1吨，大作坊就无法估计了。污染引发了染坊个体户和村委会、其他居民户之间的矛盾，对此，村委会副书记段树生表示无奈：“我们也请过专家希望解决问题，专家说要治污必须建污水处理厂，治污成本1立方米污水花1块钱，买设备要120万元。村里的17家个体户不愿出这笔钱，村委会也没钱，村干部的工资都是贷款发的。”曾有居民向州政府举报污染问题，村委会夹在中间很为难。“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执行整改条令的话，这17家作坊都得全面停产。难弄啊，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扎染传承的困境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周游日本列岛，对日本民族手工艺做了全面考察后，不无忧伤地发现，摧毁手工艺的不是战争，而是商业化。商业化导致民艺品的生产过于依赖机械作业，“有着使世界产品同化的倾向，往往被用来逐利”。

半个多世纪后，周城扎染进入了大工业环节，也走进了日本民艺当年面临的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是优质的传统产品得不到尊重。段银开的库房里还存有板蓝根染的产品，是集体厂在80年代的产品。它们蓝得温厚，图案繁美，一条双人床单要200多元。“没人买，嫌贵。”段银开说。

商业化滋生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竞争。周城村扎染市场的竞争还处于初级的无序阶段，各作坊主以压低成本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破坏了周城村的扎染生态。除了个体家庭作坊，1983年周城村成立了大集体性质的蝴蝶牌扎染厂，后来张仕绅将其改名为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厂。村里扎染最繁荣的时候，仅承担扎染厂外包扎花业务的本村和周边村民就超过5000人。集体企业有专职图案设计师，对周城扎染的创意改革做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见到了图案设计师，他叫董维水，是张士绅的外甥。董维水40多岁，见人很腼腆。张士绅很赏识这个外甥：“他是高中文化，读书时跟本地的画家学过画画。他还懂木匠，会造房子，会扎染桶。全村只有他一个男人会扎花。”扎花特别要求细心和耐心，向来都是女人做，董维水会扎花在村里也就有了轰动效应。他的扎染手艺是跟舅舅学的，厂子破产后他回家自己做染坊。董家染坊在村里规模中等，只有农闲和有订单时才开工。

在董家院里挂了件男式夹克衫，上面有扎染出的抽象图案。“这是我的衣服，自己扎着好玩的。”董维水说。他搬出几大本影集，里面有1000多张照片，有厂子当年为日本、东南亚客户加工的产品的图形，也有他自己设计的花样，“大约230多种吧”。他还保留了30多种扎染用布料的样品，是非常有心的人。白族扎染的传统纹样经过“四清”和“文革”，流传到80年代只剩下小梅花、小蝴蝶、毛虫、马齿4种，董维水将纹样发展到10多种，其中有种蜘蛛花，最受订户认可。他和厂里的艺人们还开发出30多种扎花的针法。以这10多种纹样、30多种针法为基础，组合排列，董维水设计出230多种图案，“可以扎出任何图案，除了花卉、动物，还有文字、人像”。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对日式门帘，河水在蓝布上流动，他介绍说这是用毛虫花变形扎出的。

张仕绅无奈又有点生气地说：“村里现在任何一家扎染用的图案，都是我们厂里搞出来的，他们偷去了。本村人，也不好追究。”扎染最关键的步骤是扎、染，扎花工序是外包出去的，这样集体厂里开发的新图案、新技法完全处于泄密状态。本村、外村，甚至整个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个体染坊学到新设计、新工艺后，彼此展开了激烈而恶性的竞争，导致市场环境越来越恶化。扎染厂遵循严格的质检标准，没有偷工减料之说，报废率高；个体染坊推出和扎染厂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质量、价格却低很多。在税收上，个体户只需缴纳4%或6%的定额税，大集体性质的扎染厂却要交17%的增值税，成本远高于个体户。扎染厂倒闭后，没有了专业设计人员，扎染工艺再无创新，专利更得不到保护，个体户几乎是滥用图案、技法，推出的产品千篇一律，并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低价让扎染产品廉价化，板蓝根染料被淘汰正是廉价化的最突出后果。

张仕绅等周城村的老辈人认为，扎染丧失了经济优势，无法留住技术人才，越发倚重廉价的劳动力。董维水就说，他家做扎染的经济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搞旅游、搞工程的差远了”。段树生介绍说，周城村的建筑工匠闻名省内外，用鹅卵石铺路面的手艺很有口碑，外出打工的周城村人多数从事这一行，“那些包工头挣的钱就不是开扎染坊能比得了的，扎染搞得好一年顶到天挣10万元”。扎花的快手、好手一天收入10块钱，慢手两三块钱，而扎花不仅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扎久了手指关节变形。所以，手艺好的人都愿意出去打工，就连老太太也宁愿去旅游点的餐馆洗碗，一天能挣30块钱。现在做扎花的都是要领小娃娃，被家务绊住脚出不去门的妇女，并不情愿做扎染。年轻人不愿做扎染，技艺传承给谁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对此表示担忧：“传统手工艺是在相似的生活形态下才得以代代传承的，人是这传承中的主角。民间艺人的流失成为民艺发展的严重问题。”

张仕绅的好手艺也传不下去。白族扎染自古传男不传女，张仕绅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大理的银行工作，大儿子张人彪原来在村里医务站当郎中，后来自己搞了个染坊，也是用化学染料的。“他不行！”——张仕绅没有多说儿子的情况。侧面一打听才知道，爷俩彼此不认同对方的思路，分歧很大。一位染坊主人告诉我，张人彪发明了“注射器染色法”，用针管给扎好的花“打针”，其实是套染，可以给一个图案同时染出5种颜色。传统的染法因为染料渗透的程度不同，特有一种色晕，套染后没有了色晕，张仕绅显然不欣赏这样的创意，索性不过问儿子的生意。他说，当年扎染厂曾举办过14期扎花培训班，培训了2000人次，对周城扎染的传承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都是家庭作坊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要发展、传承扎染手工艺不成规模不行，必须再次建厂。“我要是自己搞扎染，那不得了，这些人都算不上。”老先生看着他家照壁上“百忍家风”4个大字说。■

令人忧虑的还有藏香、藏纸与黑陶

除了周城白族扎染，我还随手工采集团队考察了西藏藏族自治区尼木县吞达村和雪拉村的藏香、藏纸，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的黑陶。在这三个偏远的乡村，藏族手工艺的精髓还没有被大工业改造，却也逃不掉慢慢被吞噬的命运。

柳宗悦认为民艺品之美，在于其有两个显著特长，一是自由，二是健康。“民艺品的作者是无名的工人们，对出名、心理并无期待……所制作的物品本来就不想得到世上的褒贬，因此，制作时的心情里就有充分的自由，创作时也无拘泥之心……多数物品是便宜的日常用品，没有采用神经质的制作方法。使用者都是民众，物品不断地被使用而受到磨炼。”

藏纸、圣香、雕版合称“尼木三绝”，而尼木县又被称作“拉萨的作坊”。尼木吞巴乡出了个英雄人物吞弥·桑布扎（约公元7世纪），他创造了藏文字，又教会乡亲们制作藏香来谋生。吞巴乡水利资源丰富，雪山上流下的河水穿过村子汇入雅鲁藏布江，河上架了座座木水车，河边绿树成荫。这个村以风景优美闻名拉萨，但在寸草不生的灰色喜马拉雅山脉映衬下，更显得脆弱。

河上有254座水车，分属150多户制香人家。水车带动一块长木板，在研磨柏木，将它磨成了泥。工匠次仁多杰把木泥中的木屑挑出来，再把木泥做成砖，放在河边的草地上晾干，晒干的柏木砖上印着他的手印。他家三代做圣香，水车边堆着足有2米高的柏树泥，“这些泥磨了两个月”。次仁多杰不会说汉话，他那正上小学、长着圆脸圆眼睛、见了生人毫不羞怯的儿子帮着做翻译。次仁多杰家的二楼是作坊，走进去香气扑鼻，那是柏木、藏药散发的香味。他为我们演示了做香的流程：把晒干的泥砖与水、藏药按比例拌匀，装入尖端钻了眼的牛角，挤在木板上，阴干就可，“一定要阴干，不能晒，不然香容易断”。这样的手工制香，他一天能做100把，共4000支。

藏族寺庙、家庭离不开藏香，它的原理出自藏医的熏疗法，配方来自诸佛菩萨续宝典。不过，菩萨的香经早已失传。次仁多杰的药物学知识主要来自老一辈人的言传身教，他家传下来的制香配料有18种，除了柏木，必不可少榆木，它是增加黏性的；白檀木，可以预防感冒；丁香、里夏、古那等可以增添甜味或苦味；藏红花等药材则用来表达对菩萨的敬畏和供养；麝香太名贵了，用得很少，而且它取自生灵，所以必须同时加入一种叫纳给的海生药物。次仁多杰说，制香工匠很像药剂师，各种药的搭配很费苦心，但是配方简单的香反而卖得好，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制香工匠的苦心。他也不希望儿子学制香，家传的手艺断了虽然可惜却不遗憾，他家的制香规模一年能收入三五万块钱，健康却受到极大损害。常年在河水里掏泥，在阴冷的屋子里制香，他患上了关节炎，“年纪大了关节会变形”。在村口，318国道旁，村里另一位制香世家的后人加措建起了制香厂，全部用机器。机器做的香密度大，比手工香燃的时间多两三倍，售价还便宜。民主改革前，拉萨寺庙里的香多数由加措家供给，现在他又成了尼木数一数二的制香大户。次仁多杰知道，他和儿子联手也竞争不过加措的机器。

从吞达村出来，沿雅鲁藏布江向西走，再向北，沿玛曲河，便到了雪拉村。雪拉村是著名的藏纸产地，村里有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技艺传承人，也叫次仁多杰。老人说，做藏纸要用狼毒草，有毒性，全身会起皮，流泪，脸和手也会浮肿，在冰冷的水里掏纸浆，关节会坏，而且收入不高。藏纸需求量一年比一年少，雪拉村在民主改革前有16家藏纸作坊，现在只剩他一家了。好在他的两个儿子愿意继承父亲的手艺，正在跟他学徒。次仁多杰伸出手，关节已经严重变形。

雪拉村的藏纸用狼毒草的根做成。用铁锤砸草根，使皮肉分离，用小刀剥出外皮与肉之间的纤维组织，晒干后在锅里煮。煮好的纤维捞出来，用石头砸成泥，加水搅拌成浆。这时将纱布框均匀地浸水，浮在水池中，把草根浆均匀地浇在纱布框里，双手提出纱布框，晒在太阳下，晒干后揭下来就是藏纸。藏纸质地坚韧，不怕折叠，耐磨损，不浸墨，不怕虫蛀，水洗不烂，在历史上多用于寺庙抄经、贵族习书法、官府记录档案、文书、合同。民主改革前，学生们用的本也是藏纸做的。1959年后，西藏和内地商业往来增多，机制纸张大量输入，纸张不再是紧缺物资，藏纸制造业日趋衰落。但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狼毒草。狼毒草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藏历6月雨水充沛时才适合挖采。造纸要用草根，所以采集狼毒草对环境破坏很大，而喜马拉雅山的生态本身已非常脆弱。现在，狼毒草越来越少，意味着原料愈发紧缺。

藏纸的制造工艺非常简陋，完全靠有经验的手工艺人指导。为了用水方便，次仁多杰的作坊离家有一段距离，在水塘边。父子一般在天气好的时候做纸，这样纸浆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晒干。晒干的纸揭下来发出沙沙声，闻得到纸里的药香气。次仁多杰会造10种不同厚度的藏纸，有一种薄如蝉翼，是自治区档案馆专门定做的，用来修补档案。他做的纸最贵一张卖10块钱，在旅游市场上销路并不好，游客觉得贵了。他也在想办法拓宽销路，比如在纸浆里加上花瓣，做出花瓣纸，再做成灯罩，也给纸染上颜色，用的是化学染料。次仁多杰的两个孙子已经能放羊了，他们未必愿意遵从祖辈留下的“家传手艺不能丢”的家训。而藏纸与现代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既不适合现代书写工具，又达不到印刷技术的要求，何况谁现在还用笔写字呢？

香格里拉的尼西乡是藏族黑陶的发源地，制作工艺100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专家评价其在当代陶瓷艺术史上有活化石的意义。每年2、3月份，工匠们去村边的山上取土。取来的土被敲碎并反复筛选，成粉末状细土后装袋保存，供全年使用。制陶时工匠们从不使用现代技术，一把自制的木片、一方木案和几片木板底座，就是他们所有的生产工具。工匠们先做出黏土片，再把它们制成酥油茶罐、炭火盆、藏八宝（一种挂在墙上的装饰品）、鸽子壶等用品，即便是圆形器皿，也不借助电动转轮。烧制方式也很原始，并不搭建窑炉，挑一个天晴无雨的好天气，将陶坯堆在露天空地上，外面用松木或冷杉升起一堆篝火，烧30～40分钟，烧到器皿像锻造的钢铁一样通红，就“烧熟”了。火灭后，马上用锯末、炭灰覆盖陶器，黑色便烧制出来。最后，用酸奶水和青稞粉混合的液体洗净陶器内部，去除有害物质，黑陶成品就诞生了。藏民喜欢黑色，颜色不纯就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烧成后的器型他们追求薄、光、亮，这也是传承下来的一种标准。

尼西乡的汤堆村是制陶村，村里147户人家中有89户做陶，112个手工艺人，有两位国家级传承人。1958年之前，艺人们没有加入合作社，制作的黑陶产量不多，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基本没有现金收入。20世纪80年代后，香格里拉的游客增多，黑陶传播开去，才成为村民重要的副业。即便商业的触角已经伸到尼西，工匠们的产品还是以藏民的日用品为主。最受当地人和游客欢迎的是一种扁圆的陶锅，这和尼西名菜“土锅炖鸡”有关。尼西的土鸡在山上放养，身材袖珍，必须放在黑陶锅里清炖，土陶吸附了肉食的油脂，越用越好看，炖的汤越香，也就成了最畅销的黑陶产品。

制陶艺人扎西培楚骄傲地自称是汤堆村的“赵本山”，村里有喜事都是他做司仪。他上过两年制初中，可以用汉话聊天，他说：“我可能说笑话了，不过要用藏语说，但我老婆从来不笑。”尼西一带的制陶艺人全部是男人，女人负担了农活和家务，劳累让扎西培楚的妻子没有闲情听笑话。扎西培楚的手艺在村里数得着的好，可他的两个儿子不愿做陶。大儿子李小龙曾在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剧组跳过几年舞，由于藏族传统是长子必须为父母养老，他回到了家乡。我见到了这位俊朗的年轻人，他很有些苦闷，想着到香格里拉城里去开家酒吧。小儿子师范毕业，当了老师。

扎西培楚对我说，他40多岁了，一直过得很辛苦，年轻时干过很多苦力活，后来又照顾了几年患病的母亲，母亲走了，他接着赡养终生未嫁的姨妈。做陶挣不了多少钱，他家还没有盖新房，乡里评十星文明户，我看到他家大门的标牌上缺了一颗“致富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扎西培楚的心情，他坐在自家楼上的作坊里，一边唱“经歌”（有吟唱的念经音），手和着节奏，不到两小时就做出一个酥油茶罐。做的时候他“跟着感觉走”，图案基本上都是藏族传统的纹样，有树叶、吉祥图案，还有地里长的青稞。他的身后摆了很多做好的半成品，没有抛光，看得见手指压摁拉伸的痕迹和自然成趣的旋纹。“它们在晾干。我每个月做40多个，攒到100多个再拿去烧。”他说。工作台旁边的窗台上，摆了个抽象化的作品，造型丰满，既像女人的臀部，又像乳房。朱哲琴拿起它，爱不释手，赞叹不绝。宁成春认为它有原始图腾的特征，蕴含女性崇拜的意味，扎西培楚却不在意这些提升到美学高度的赞扬，只说“它有什么美的？有天我坐在这儿，不想做别的什么，就做了这个”。■ 扎花白族服饰手工艺云南大理板蓝根染料蓝白扎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