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灾难的个人记忆

（文 / 朱文轶）

( 朱文轶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2～至今 )

一个发稿日

人的记忆是被抽象的。对很多人来说，一年只有一件事情。对我也是。

5月12日是星期一，周刊正常的发稿日。这一天里周刊最忙碌最焦躁的是主编朱伟。对大多数记者，这是一周里难得的假期。刚刚熬夜写完报道盖上电脑的那一刻轻松得人都可以飘浮，如果恰好又没有接到主编的电话，意味这一天就安全了。我打算睡个漫长的午觉，直到两点多被一个电话叫醒。是四川的岳母打来的，她说：“我们这里地震了，房子晃得好厉害。”

妻子的手机里于是开始接二连三跳出四川朋友的地震播报短信。我打开电视，看到新闻频道滚动的字幕。印象很深的是，有条新闻说，“死亡人数估计将达3000～6000人”。我由此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死亡人数一旦达到3000这样的数字，也就肯定会达到几万——地震要么发生在无人区，就会很少伤亡；要么发生在人烟稠密处，就肯定不是几千人的问题。

当时我正处在年而复至的职业性焦虑中。2008年是我做记者第七个年头。这些年里每年都要经历几次不同程度的新闻厌倦症。一个新闻密集的时代，会厌倦的不光是我们这些以此为职业的人，也包括普通的信息消费者。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故冒出来，或大或小，但并不会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是摆出各种姿态的旁观者，虽然生活在纷乱动荡的世界中，但每个人意识里都认为“无事”是常态，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在跟这种常态的枯燥和乏味作较量。但5月12日显然撞击了每个人。它深刻地颠覆了这种“常态”的错觉。当一个巨大、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灾难发生时，骤然断裂的秩序和情感，让任何人都无法逃遁。

( 2008年5月16日，汶川地震中等待转移的受伤群众 )

我妻子的朋友是四川交警大队的一名官员，常年出入地震发生地阿坝州。作为我在四川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关系线，我到四川的第一站就是去找了他，他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地理概念，还给了我一件户外冲锋衣，这是我此后几天唯一的户外装备。

这样的大灾难对任何人都是突然的，作为媒体，要说为此报道精心策划是奢谈。李鸿谷在后来追记的《前方在哪里》说：“地震的第二天，13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了6位记者（5位文字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讨论，除了知道地震了，而且是大地震，几乎没有更值得重视的信息。编辑部最初的‘策划’，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救援。我们做救援的报道。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我希望汶川是我们的中心，一切都先到了成都再说，无论是谁，一定想办法进入汶川。除此，唯一的要求是每天前方跟后方通一个电话，或者短信。”

( 陈赛 2005年入职至今，她一直对互联网、动画、游戏、脑科学等新知领域关注，因此在“特别报道”中她是主力之一。曾参与《谁能治好乳腺癌》、《第二人生、谷歌地球与卢浮宫》、《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等封面故事。 )

我与王恺、黄宇本是第一批出发，但当时航路非常拥挤，成都到北京，已经成为物资运输最重要的通道，暂时对客运停止了通航，只能飞重庆。倒是吴琪和李翊第二批出发，到机场正好赶上成都通航后的第一架飞机。5月13日我绕道重庆抵达成都时，只有一件单薄的外套，一双普通的跑步鞋，一个斜挎包，这是平常去田间地头的采访配备，给后来的采访带来太多不便。

很多媒体一去就把重心放到了已经被发现的前线——都江堰、北川。我第一天的采访是在成都，现在看来还是必要的。“5·12”中，媒体的表现是里程碑式的，比任何一次灾难报道都要更全力以赴。作为主力信息源的CCTV，以及都市报和各地的交通台、广播电台，一直在事无巨细地直播现场，但看上去近乎爆炸的信息基本上全是碎片。有很多细节被传递出来，但它们多是同质化的感动、悲伤或愤怒，相互间缺乏联系。这是新闻最原生态的东西。但我当时始终认为，灾难报道的核心事实非灾难本身。发生在一个区域的灾难，一定会带有这个区域的特征。这些山区里的城市，100多年在按照某种规则建造他们的生命系统，灾难突然打破了这个地方的生命系统。我想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城市生活和规则的建立，然后被打破的过程。

( 魏一平 2007年春进入三联社会部，他的报道的突发事件、剧烈变动中的乡土社会笔调细腻，总有感人的发现。如《瓮安之乱》、《攀会地震：灾难与阶层之别》、《乌鲁木齐75事件全记录》、《非洲人在广州》、《菲律宾人质危机》等。 )

从成都的交通部门那里，我了解了一些关于地震的交通和区域知识——这是一个发生在山区九环线上的地震，九环线寸寸断裂，使得救援分为好几个现场，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每个现场都不得不孤军作战。采访对象不断被电话和紧急召开的会议打断，我用了一天时间收集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建构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地理和空间概念。

在这段时间里，同事吴琪、李翊已经徒步踏上去映秀的山路，王恺也进入了另一个主阵地北川。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是恐慌的。一个大事件发生，你知道同行已经进入了核心，而你仍然在外围打转，心里真是着急得一点底也没有。

( 袁越 网名土摩托，2005年入职至今，他本来就是科学从业者，到周刊后责无旁贷地开始了“生命八卦”栏目，专栏的文章曾结集成书，广受欢迎。此外，他还是个全世界到处跑的最多的记者，而且专门去最苦最最远的地方。 )

成都的采访让我确定了要报道一个非碎片而近于全局性的问题，但是在何处实现我的构想，在哪里建立我的战场？刚到一个七零八落的世界时，到处都是被震碎的生活，被打乱的秩序，很难做出选择。而且对一个有限制时间截稿的报道任务来说，地震不仅毁坏了生命系统，也毁坏了路网，一个全局性的观察会受制于断裂交通的阻隔。第二天，我离开成都到了都江堰，看到的场景更加重了内心的不安。这里既是一个交通和救济的中转站，又是受损巨大的城市。路边摆放着来不及收敛的尸体。救援者在瓦砾间穿行，往路边不断堆积新的尸体。灾难的原貌和救济秩序的人为混乱交错在一起，让灾难的形状变得更难以捉摸。

当时唯有汶川，因为地处九环线中端而成为孤岛。它还沉默着。

选择现场

到达成都的第一个晚上，我才有了点遥远的现场感。我的采访时时被高音喇叭打断。交通大队每一个小时广播一次“23点会有一次较大级别余震，请大家注意，离开办公室，到空旷地带躲避”。这幢新建不久的钢混结构大楼其实结实无比，但此时却似乎一点未能带来安全感，广播里急迫的通知声甚至时刻在摧毁人们构想中的“安全”，告诉你此刻一切摇摇欲坠。这还是离汶川百公里之远的成都，那个“震中”呢？我想。

我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报道方向——进汶川。其实汶川并不是这次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但它是一个地理概念。我去汶川有两个使命，第一是，我希望能作为一个纸质媒体，第一时间赶到汶川。第二个使命是，我自己对新闻的好奇心，为什么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所有通往汶川的路都中断了？震中成了一个像铁桶一样的封闭之城，在这个背景下的救援如何展开？我要去找到这个答案。我甚至已经在心中拟好了一个标题。“挺进汶川，多牛逼啊。”我在电话中对妻子说。

面对这场灾难，对于媒体来说，我想一定要有一个记者去写灾难中情绪化的东西。事实证明，王恺在北川的报道完成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用那种很缓慢的语调完成了叙述。而我的报道要提出建设性的、效率的东西，它能对未来灾难性事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对川西高原地区的特殊地势结构，是否要更多听取一些当地有地质经验人的意见？还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怎样去汶川？一开始我对直达震中的最短路线南线寄予厚望——部队全部集中在都江堰，挖土机日夜不停，甚至传出了几点前必须打通的死命令。但我的朋友很冷静地告诉我，南线在短期内绝对不可能畅通。因为交警部门派去摸排路况的人已经回报，巨大的扭合力将这条路上的两座山挤压到了一起。之前媒体对“打通”的概念其实也是相当混乱的。我们从电视上得知哪条线被打通了，哪条线可以进入了，但打通的情况是只允许小部队徒步进入，还是允许救援的机械化力量和大量设备进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实际上，在最初打通一条可以少数人步行的通道后，南线在进入汶川上的使命就暂时停止了。留在现场作业的几台挖土机，更多是激励志气和展示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以成都为出发点，另外的选择还有西线——经雅安、泸定到马尔康，然后到从理县进入汶川。从理论上讲，这条线最长，700多公里，而且是高原山路。左边是河谷，右边是峭壁，一旦有余震，上边就有滚石下来，车辆难以躲闪。当得知我打算从西线进汶川时，成都交警大队的朋友曾给我妻子连发4条短信，让她劝说我放弃这个想法。因为，一是这条路太长，路上就要两天时间，一来一回需要4天，余震不断产生的新堵点会让这个时间无限延长。二是这条路非常难走，整条路上的山体已经被震松，你根本没有办法衡量路上的风险，他认为不值得为新闻去尝试生命的风险。三是他觉得，在当时看不出西线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前提下，因为路途遥远，路况极差，即使通车，也难以保证救援力量快速进入。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走这条路不一定能采访到有价值的内容。他建议我还是去平武，这是一个在地震中也遭到重创的地方。他非常体贴地帮我分析：那里交通已经完全畅通，也有死亡现场，有末日情绪，有救援故事。总之，到那里也是进入了地震的前线，而且能保证发稿。

最让我犹豫的是时间。确定下目的地和进入路径时，5月14日已经结束。距离最后的发稿日还有4天。而这时还没有听到理县到汶川路打通的消息，这也就意味着，我经过很长的路进入理县，还要徒步从理县到汶川。我无法估计我能否在18日进入汶川。19日截稿，也就意味着我根本没有采访时间，我还不知道汶川有没有条件写稿，有没有条件传稿。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就完全是白费工夫。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次大灾难报道的经验或教训，我想比后备准备不足更困难的，就是面对一个混乱、信息不断变化却无一确定的环境，在截稿时间的压迫下，如何迅速确定自己的目标。我想，现在我的答案会是不要犹豫，无限地接近现场、接近前方。在“5·12”中，汶川就是当然的前方。尽管它的灾情并不是最严重，但是它是这次赈灾的一个行政中心，后期的指挥部在那里。

但当正常采访的所有保障都无法确定时，我当时确实动摇了，这消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5月15日那天，我甚至已经坐上了去平武的车，这是和去汶川背道而驰的一个方向。大概车已经行走到了距离平武约一半的距离，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理县到汶川的路有可能打通。于是，我立刻让司机折返——我决定去汶川。

汶川！汶川！

为了抢时间，我决定让司机连夜赶路。高原夜路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但决心一旦下定，运气反而转好。车行到泸定的时候，已是23点。我接到了朋友的短信。他们交警部队摸排到了一条老路可以到达理县，距离可以比原来的路线短一半。虽然路况更险要，但前方摸排的人说，基本能通行。

这是一个大喜讯。5月16日傍晚，我包的车到达了马尔康——这是当时唯一还保留着网络和电信讯号的地区，再往前走就是未知了。司机拒绝前行，不过在这种关山阻隔的情况下，也多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氛围。我一路搭车，先是部队的大卡车；到理县后已是黄昏，部队停车安营扎寨；我又徒步前行，半小时后搭上一辆中铁二局的丰田越野。5月17日夜晚，我终于到达汶川——这时离截稿日还剩下一天。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系统的一些媒体，都是比我早一两天通过直升机到汶川的，但是走那条陆路的记者，应该说我是第一批。

作为救援一线行政中心的汶川当时看起来相对平静，虽然大型机械设备林立的救援大场面还未展开，但已经接续的大量物资让这个城市的混乱忙碌中还夹杂着一些热闹。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照片，当黑鹰直升机降落草地时，孩子们就欢笑着一哄而上，穿着羌族服装的老人和妇女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这些稀罕的外来者。

5月17日晚，黑暗中我直奔最灯火辉煌的指挥部，帐篷里有当兵的、有将领、有媒体，拥挤着很多人。我目测了一下，得出两个对采访不利的结论：要想找谁都比较困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通讯只在指挥部有，出了指挥部就不可能上网。我当时很急，给后方的李鸿谷打电话说，上网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发不了稿有没有备选方案？有没有可能把我的稿子放到下一周发？结果我得到一个很残酷的回答：今天晚上尽量把所有采访完成，第二天一早原路返回，赶回马尔康写稿。

这对我心理打击很大，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旅程，从马尔康到汶川，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我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十八九点，路上还要面对山上的飞石。而且如果回程，我已经无法再包车，搭车的话，时间更由不得我控制。我记得当时给李鸿谷发了一条短信，宣泄我的紧张和愤怒：“你也太不为记者考虑了。和你共事这么多年，这次你让我很失望。”实际上，李鸿谷当时也面临着极大压力——前方几路记者的安危，情绪，杂志的稿件供应，都压在他肩膀上。而且，对每次报道都强调核心信息源的他来说，汶川是杂志必须要有所作为的一个地点。李鸿谷是一个意志强大的人，面对记者在前方的软弱摇摆，或许他也有愤怒和不解。

如何报道

把情绪发泄出来后，我开始冷静下来，觉得既然到了，我不可能撤退，采访是第一步的。我当时想要了解的是，在汶川与外界失去联系的48小时里，第一批救援人员进入前，汶川县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灾难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由两方面的力量构成的，这就是自救和别人的救援。对于一个县城来说，它是一个更大的个体，存在着怎样去维持自我生命，怎样去寻求援助，最后怎样获得援助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人解答，这个故事也没有人去揭开，大家把精力都放在了外在的救援上。

我找到对外宣传的一个帐篷里，问想联系一下对县委书记的采访，能不能找到他。对方看了我的证件后说实在很忙，不一定能找到，但是他会尽力。跟我说完这句话后，人就再也找不着了。我自己跑到指挥部去，所有人都在讨论问题，不停地接电话，你不知道该去打扰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打扰他们。

于是我很小心地问一个工作人员，县长在不在？特别巧，他就告诉我，常务副县长张通荣正坐在那儿。我很冒昧地表明了我的意图。我说我需要你讲述的只是地震后汶川48小时发生的事情。我想对于经历过这样一个大的突发事件的人来说，其实他是有倾吐欲望的，但是没有记者像我这样去直接问他，大家的注意力都没放在这。

我先提出一个大问题，在他的讲述中，如果听到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把人疏散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怎样对粮食实行管理，我就借着自己的好奇心，问当时有多少粮食，能用多少天。在那种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下，我们两人的问答竟特别有效率。副县长迅速进入了事发时的回忆，讲得很细致，县城里存有多少斤粮食——老百姓手里10万斤，政府手里10万斤——水抢出了多少，我也听得很激动——这都是我想要的。听他讲完后，我说我不打算把他的讲述糅到我的文章里去，一定要用口述的形式。因为我觉得，对一个灾难的经历者，又是现场的指挥者来说，他的口述比你任何的描述都要可贵得多，这将是我这次报道里最有价值的部分。

好像新闻报道的规律是，一个看起来几度陷入绝境的任务，如果坚持下来，最后或多或少会有柳暗花明。对张通荣采访的另一个收获是，我发现在县政府对面的邮局，居然还有一个临时网络。在那里打开邮箱，发现妻子传来了在北京帮我做的有关灾区地理环境和部分救援的采访，材料整理得非常清晰，这缓解了我的一部分紧张。5月19日凌晨，我终于没有打破自己从业7年来的惯例，在星期一早上7点前将稿子发到了主编的邮箱里。发完稿件后，躺在汶川的草地上，仰望夜空，感觉到了莫大的轻松。

这次出发有很多准备不足的地方，也是我们回来一直在讨论的。以前在我们的报道经验中，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级别的地震，我们也不是有野外生存经验的记者，大家对于到前线去究竟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后来我发现我的一身装备，是全程很大的累赘。我采访结束后，要赶直升机回成都。那时候每天都有飞机降落汶川，记者可以搭飞机离开，但直升机只在县城有几个固定着陆点，其中一个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我才发现我背的包真的会对生命造成威胁，我穿的鞋一点防滑功能都没有，山上很多地方完全塌方，没有路，完全用手攀爬。一个媒体是不是需要卫星电话，需要准备野外装备、帐篷，这些都是应该事先考虑的。

现在再翻检2008年的记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但是需要感谢的人。我在闹哄哄的帐篷里连夜赶稿时，一个入伍不久的小战士在旁边给我削了一个苹果。当爬山精疲力竭几近虚脱时，一位联通的员工接过了我装着笔记本电脑的挎包。我们是赶着去山顶坐飞机离开险地，他却要留在那里修理被地震摧毁的机站。这些人我都不知道姓名，再见机会渺茫，但他们和我的家人，尤其是2008年10月出生的儿子，都是我2008年最珍贵的记忆。■ 个人进入灾难片记忆地震自救灾难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