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逝世100周年

（文 / 薛巍）

( 威廉·詹姆斯 )

气质决定立场

英国哲学家乔纳森·雷说：“20世纪的哲学家分两种：要么是吹毛求疵、诡辩的官僚主义者，要么是自以为是天才的自大狂。詹姆斯则宽厚，风趣，诚实，谦逊，灵活。他与弟弟亨利·詹姆斯一样，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初看上去，他的语言就像是轻松自然地喷涌而出的大白话，其实他是下了工夫，不使用任何艰涩的和令人厌烦的词语。”1905年，他在写给弟弟亨利的信中说：“大约一个月前，我读了你的《金碗》，像你近来的长篇小说一样，我读的时候一头雾水。你能不能就为了让哥哥高兴，坐下来写一本新书，情节不要那么朦胧，活动充满活力和决心，对话里没有栅栏，不做心理学评论，风格上绝对的直白？”简单说来，威廉问弟弟：“干吗不写得更像我呢？”

詹姆斯认为：“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他把哲学家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立场做了清楚的对应和描述：从哲学上说，经验主义者喜爱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理性主义者信仰抽象的和永久的原则。理性主义者的气质是柔性的、乐观主义的、有宗教信仰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则是刚性的、悲观主义的、无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詹姆斯自己的哲学立场是“激进的经验主义”，由此就可以想见他的气质。

路易斯·梅南德在2001年出版的《哲学俱乐部》中说，美国人仍然生活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这些实用主义思想家努力建构的国度中。“他们宣扬一种怀疑论，帮助人们应对异质的、工业化的、市场发达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依靠习俗和社区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手段似乎已经削弱，代之以冷漠而复杂的义务和权威。但是怀疑论也是促使此类社会正常运转的特质之一。”

詹姆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理查德森说：“在2010年，威廉·詹姆斯仍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没听说过的东西。在心理学上，他告诉我们，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感觉，对恰当或合宜的感觉。他还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情绪是身体反应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逃跑，而不是相反）。在哲学上，詹姆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从柏拉图式的迷梦中醒过来，不要再以为理念高于其他的一切。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重要的不是人类行动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在他的激进经验主义看来，重要的是经验。因此在宗教上，詹姆斯认为，“构成真正的宗教的是个人的宗教经验，而不是典籍、建筑、教义或教士”。

( 亨利·詹姆斯 )

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富有且有文化，他更喜欢在家庭餐桌上进行非正规教育，跟妻子带着5个孩子在欧洲游学，吸收各种语言和文化。威廉兄弟接受的教育令人艳羡，但也导致他们回到美国后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亨利·詹姆斯曾回忆说，他们小时候是“酒店里的孩子”，接受了很多文化熏陶，但没接受过多少学校教育。18岁时，威廉决定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在罗德岛一个画家的画室学了一年，但发觉自己做不了艺术家，就决定去哈佛大学学医。亨利也跟他一起去了哈佛大学学习法律，但他觉得太枯燥，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侦探小说。接着内战爆发了。1865年，内战结束后，威廉前往巴西做科学探险，希望成为一名博物学家，回到哈佛大学后他又决定学医。这时亨利已经开始通过向美国杂志出售小说而挣到了很多钱，威廉因为弟弟的成功而感到灰心，陷入了长久的抑郁。直到1873年，30多岁的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一个实验心理学的教职后，才获得了一点独立和自尊。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验心理学学派是结构主义，专注于对精神过程加以组织和分类，希望能像给元素制作出周期表一样，给精神制作出一个表格。但詹姆斯是通过观察精神活动的结果来研究其过程。这种与美国精神一致的方法被称作功能主义。

( 路易斯·梅南德 )

如果你在树林里看到一头熊，你跑掉是因为你害怕吗？詹姆斯认为不是，你害怕是因为你的逃跑。研究者尚未证实这一点，但今天我们相信，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感觉，而不只是相反。

信仰的意志

( 《詹姆斯的传记》（罗伯特·理查德森著） )

19世纪最令当时的人感到痛苦的问题是：如果原始的迷信被丢弃了，宗教还剩下什么？1897年，詹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论著《信仰的意志》。在詹姆斯看来，当我们积极主动地相信不能被理性证明的东西的时候，常会得到真正的好处。这会冒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值得冒。例如，假设一位男青年想知道一个女青年是否爱他。让我们再假定，客观上她是爱他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假设她不爱他的话，那么，他将因为怀疑而不会说或做一些能够让她表白她的爱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失去真相，他的相信的意志并不会必然地造成她的爱，她的爱本来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信仰能够起到让已经存在的东西圆满呈现出来的作用。如果这个年轻人在他能够得知真相之前要求证据的话，他将永远不能知道真相，因为他所寻找的证据只有在他依靠自己的信念行动之后才能得到。

同样，在宗教经验领域，我们只有先在实际上成为信仰者才能发现宗教真理。偶尔，非理性的积极主动的信念甚至能造成事实，而不仅仅是发现事实。例如，在政治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乐观地相信的意志可以在选区内激起足够的热情，从而赢得多数人的选票。詹姆斯用一个火车上抢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火车上的所有乘客很可能从个人来说都是勇敢的，但是，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在反抗劫匪时遭到射杀。其实，如果他们乐观地相信其他人都会起来反抗，那么抵抗就会开始。如果有一个乘客真的站起来，就会感染其他人，并有助于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抵抗。

读者很快就认识到《信仰的意志》这本书会对他们的问题给出新的启发。1901年，詹姆斯受爱丁堡大学的邀请，前去讲授两年的宗教经验课程。他第一讲的题目是《宗教是一种神经疾病吗？》当詹姆斯得出结论说它不是疾病时，听众们都松了一口气。他在结论中批判了“遗俗说”，这种理论认为宗教已经不合时宜，已经成为一种遗俗，一种返祖的陋习，是开化的人类早已摆脱的思想方式。詹姆斯认为：“宗教关心个人的命运，并始终涉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绝对的实在，它必定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永恒的作用。”我们的经验世界由两部分组成：客观部分和主观部分，前者空洞，后者坚实、生动。科学完全摒弃了经验中的个人成分，它建构科学的理论，却完全不顾它们对人类的忧虑和命运将产生何种影响。科学运用的数学和力学概念具有解释及预见的非凡价值，但科学的术语干瘪、苍白、无味。自然具有丰富多彩的灵性，它的稀奇古怪又使得自然现象更加绚丽多姿、灿烂夺目。宗教喜欢的栖居地，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灵性和激动人心的方面。给宗教徒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自然现象的恐怖和美丽：黎明和彩虹的希望、雷的轰鸣、夏雨的温柔以及星宿的崇高，而不是这些现象所遵循的物理定律。“科学扬言应该压抑经验的私人成分，就如同用一张印制精美的菜单，代替一顿实在的餐膳。”

詹姆斯说，我们所有的意见都是有可能会被将来的经验修正的。但他警告说，不要让对教条般的形而上学的不信任本身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他同时代的一些无神论者就存在这种情况。他敬佩进化论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和数学家威廉·金顿·克利福德，但当他们用科学去打击宗教时，他们有变成一种新宗教——科学主义教派——的教士的危险，像过去狂热的信徒那样以不宽容的狂热维护科学。在詹姆斯看来，知识不是一种已经存在的探索的前提，而是一种渴望得到的未来的结果，科学更像是一套偶然的洞见，而不是整块坚固的知识。科学家跟艺术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只有支持他们的直觉、冒着认知上的风险，才能做出有趣的发现。知识要靠信念来指引，而不是相反。■ 100威廉逝世詹姆斯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