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前途未卜的圣战者

（文 / 朱步冲）

( 2009年12月15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外交和政府人员主要居住区发生巨大爆炸，一名伤者被带离爆炸现场 )

塔利班坎大哈省省长毛拉穆罕默德·哈桑·拉曼尼在接受采访时，喜欢以那条陈旧的木腿为支点，用那条好腿将桌子绕着自己推来推去，似乎是为了向访客和媒体炫耀这一1989年他和苏联军队激战留下的纪念。他的好友、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玛尔在同年因一枚在身边爆炸的RPG火箭弹失去了一只眼睛。由于远离美国中情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铺设的外援输送线，所以，在坎大哈，当一名圣战者（Mujaheddin）在与苏军激战中受伤后，唯一的急救措施就是被送上一匹骆驼，在崎岖的阿富汗山麓间颠簸两昼夜，翻越巴基斯坦边境，前往位于奎达的医院。这些塔利班领导人身上的累累伤痕似乎是这个命运多舛国家的缩影。事实上，今天阿富汗人民所遭遇的苦难与30年前并无二致，在超过20年的内战中，共有150万平民死亡，塔利班所许诺的和平与安定仍然遥遥无期。随着美国与北约撤军时间的接近，阿富汗的命运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巴基斯坦著名独立记者兼阿富汗政治问题研究专家阿赫默德·拉希德的《塔利班：伊斯兰，石油与地区大战略》，为我们揭示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兴衰起伏的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并有助于我们预测这个饱受蹂躏国家的未来。

一座突然出现的政治火山

“1995年3月，我亲眼看到了阿富汗历史改变的一幕。”阿赫默德·拉希德告诉本刊记者，“在坎大哈通向赫拉特，横贯‘死亡沙漠’的公路上，挤满了装载塔利班战士的丰田皮卡。他们怀抱着AK-47冲锋枪和RPG火箭筒，和成箱的弹药、袋装小麦拥挤在一起，大多数看起来非常年轻，在14〜24岁。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数学、历史、地理或者生物等现代教育能够给予的知识，只能用最平实粗浅的语言来解释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伊斯兰法律。”

“塔利班”这个词是“talib”的复数，意为伊斯兰信仰的学生。它宛如一座突然在海洋中涌现的火山，在整个阿富汗内战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光谱中似乎找不到其起源和对应物。与这个国家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宗教领袖一样，塔利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始人毛拉奥玛尔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20世纪50年代，奥玛尔出生于坎大哈附近一个名为诺迪的吉尔扎伊普什图人村落，父母都是位于底层的无地农民，隶属霍塔克部落。为了维持生计，年轻的奥玛尔迁居至坎大哈省梅得旺地区，在辛吉萨村开办了一所小小的神学院。然而他的命运在1994年春天发生了神秘的改变。“这个故事有许多个版本，但坎大哈本土人口中的真相是，奥玛尔的一位邻居向这位年轻而虔诚的毛拉求助，告之当地两名少女被一名部落军阀的手下诱拐，在营地中被剃发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侮辱。”拉希德告诉本刊记者，“在义愤下，奥玛尔率领匆忙招集的30名战士，不顾手中只有16支步枪，敌众我寡，就发动了一次奇袭。结果大获全胜，此后，奥玛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当地巧取豪夺的部落军阀的攻击，并反复声明自己索要的唯一回报即是民众追随他，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伊斯兰社会体系。”

“伊斯兰信仰，是维系这个多民族部落国家的唯一基石。”拉希德说，“然而大部分阿富汗人信仰逊尼派中最温和开放的哈那菲派，很难想象一种最为激进、逼仄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能如燎原烈火。”要追溯塔利班形成的环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环境中去。它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等政治文化“波峰”叠加的产物。塔利班运动的最初成员大多在位于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出生，并在其中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sas）中接受教育，它褊狭的意识形态，最初诞生于印度德里附近，逐渐扩展至南亚次大陆的逊尼派极端分支迪奥班德派——强调对于伊斯兰经典的诠释，将其毫无折扣地运用于现实改造。随着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人口暴涨，宗教组织逐渐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抢先填补了那些在现代化改革之路上步履蹒跚的世俗化政府无力顾及的空白。80年代，在巴基斯坦西北省的“普什图走廊”和阿富汗难民营中，迪奥班德毛拉设立的神学院不断涌现，为穷困的本地和阿富汗难民提供免费的粮食救济、医疗以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因此不断赢得民心。

( 2010年2月18日，巴基斯坦警方拘捕塔利班人肉炸弹“招募官”阿卜杜拉 )

1994年12月，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缴获了坦克、苏制装甲车、大量轻武器，以及苏联占领时代遗留下的6架米格-21战斗机和6架运输直升机。总数超过1.2万名在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伊斯兰神学院中就读的年轻人，以及巴基斯坦年青一代伊斯兰激进分子，争先恐后穿越边境前往坎大哈省参加这场突然兴起的圣战。在随后的3个月内，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31个省份中的12个。“他们是由意识形态而非乡、部族血统凝聚在一起的群体，从未经历过和平，由于大部分是孤儿，或者在伊斯兰学校严酷的男性环境中长大，很多人从来没有过与恋人甚至母亲、姐妹生活的经历。”拉希德告诉本刊记者，“阿富汗传统历史文化在他们的性格中毫无影响，除了对一个纯净、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式天堂的模糊憧憬，他们对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未来毫无概念。”

“无论对于阿富汗本地军阀，还是日后的美国与北约多国部队，塔利班武装始终都能保有一种不可阻挡的人力资源优势，这要归因于它独特的动员体制。”伦敦政治与经济科学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奥古斯托兹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兵员招募上的轮休和复合工作制。”2006年，五角大楼估计，在阿富汗共有大约4000名“核心”塔利班武装分子和1.2万名“胁从者”，然而这仅是冰山一角，更多“兼职”与“后备”塔利班战士始终在源源不断地投入——地区塔利班领导人有效地在伊斯兰神学院和传统的部族村落结构中攫取青壮年男性：一名塔利班战士在3/4的时间里，都在位于本地的农田中继续劳动，或者在山岭中隐蔽的基地中接受训练，而位于巴基斯坦边境的无数神学院里，毛拉们用几乎强迫洗脑的方式鼓励每一名学员拿起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加入到邻国的“圣战”中去。1997年，巴基斯坦西北省的一名13岁男童阿卜杜·伊斯梅尔的父母就曾向当地司法机关控告神学院毛拉强迫伊斯梅尔和所有同学越过阿富汗边境参战。

( 2003年6月4日，在首都喀布尔街头，一名取水阿富汗妇女 )

1995年元旦刚过，塔利班就在赫拉特遭遇了第一次严重挫折，北方联盟的塔吉克族武装领袖伊斯梅尔·汗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地理优势击溃了入侵之敌。8月，对自己实力过分自信的伊斯梅尔·汗对塔利班的大本营坎大哈发动了一次贸然进攻，结果以惨败告终。造成这一始料未及结果的，是巴基斯坦。“自1979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就在寻觅阿富汗境内能够稳定局势的政治势力，这不仅直接有助于巴基斯坦北部安全，也是巴基斯坦开辟一条通向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陆路贸易通道的关键，而塔利班的迅速胜利，促使当时的ISI决心在其身上下注。”阿赫默德·拉希德说，在这半年中，塔利班从巴基斯坦境内难民中补充了足够兵力，乌孜别克族北方军阀拉希德·杜斯塔姆向坎大哈派遣了工程技师，修复了苏联遗弃在那里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米24雄鹿武装直升机，使塔利班首次拥有了自己的空中打击力量。

次年2月，超过1200名来自阿富汗各地的毛拉与其他宗教领袖聚集在坎大哈，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恰兹·胡马扬和几名ISI情报军官出席了这次会议。最终，毛拉奥玛尔被选为“信仰者的指挥官”，号召发动一场针对喀布尔拉巴尼政府的圣战，在万众欢呼中，他披上了一件曾属于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斗篷，从而宣布他不仅是全体阿富汗人的最高领袖，更是全体穆斯林社团的导师。

( 2006年11月24日，暮色中的喀布尔，一名男子在祈祷 )

然而对于未来阿富汗政府的组织结构、经济与公用设施建设、人民的福利，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安排。“无论政党、政治，都与伊斯兰教法不相容，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过上与1400年前先知一样艰苦、朴素的生活。”奥玛尔的助手毛拉瓦基尔这样说。这无疑奠定了未来阿富汗人民永恒的生活方式。1996年9月28日，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不到24小时后，由6名清一色来自坎大哈省、从未涉足现代化城市的毛拉组成的喀布尔最高管理委员会，就宣布在首都施行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伊斯兰法统治：所有妇女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尽管这意味着几乎全部小学、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事业的瘫痪。几十所女性教育机构被强制关闭，将近7000名学生被强行驱赶回家，电视、电影、录像厅、音乐以及包括博彩、棋类和足球等任何娱乐消遣迅速地从喀布尔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战士在街头巡逻，逮捕那些胆敢不穿全套黑色长袍的妇女和敢于剃须的男子。窃贼的处罚是断手断脚，酗酒者将被判处鞭刑，而犯有“通奸罪”者则被乱石打死。8月，当塔利班再次占领北方重镇马扎里沙夫后，一场针对乌兹别克和哈扎拉族的报复性屠杀随即展开，毛拉奥玛尔亲自下令，允许士兵在进入该城后两小时可以横行无忌，使暴行整整蔓延了两天。1998年7月20日，塔利班勒令所有NGO人道主义组织撤离喀布尔，立刻使得120万严重依赖这些外来粮食、医疗援助的市民陷入恐慌，绝望的妇女和儿童手持空空如也的水桶和食品篮，向路上不时驶过的塔利班武装皮卡求援，得到的回答却是：“真主总会想到办法抚养他们的子民。”这之后，直到2006初，在塔利班占领10年后，毛拉奥玛尔才迟疑地宣布，考虑建立一个包括20个现代化政府部门在内的“有效管理机构”——但直至今日，这些计划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石油管线博弈

( 2005年5月29日，阿富汗东北部Barak，农民在罂粟田里劳作 )

就在喀布尔宣布陷落的前夕，一直对卷入阿富汗事务持谨慎态度的美国加入了这场复杂的中亚政治大牌局：1996年6月，助理国务卿鲁宾·拉斐尔访问伊斯兰堡与喀布尔，宣布美国政府在中亚意图建造从土库曼斯坦南下经过阿富汗，直达阿拉伯的石油管线。“华盛顿对于输油管线的战略考虑成为其关注塔利班的动力。”拉希德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计划来自野心勃勃的南美洲第三大油气公司阿根廷布拉达斯公司董事长卡洛斯·布迦罗尼的天才想象。由于项目过于浩大，不得不拉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入伙。1993年初，布迦罗尼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以及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达成协议，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共同修造一条造价20亿美元、长918英里的天然气管线和一条造价40亿美元、长1005英里的石油管线。

1996年9月，当塔利班武装把北方联盟的军阀驱赶到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边境地区，阿富汗的统一似乎近在咫尺的时候，美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政府使团前往阿富汗，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聘请了前国务卿基辛格为谈判顾问，并与国务院前反恐事务协调员、前驻巴基斯坦大使罗伯特·奥克利一道飞往喀布尔推销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此以外，两位出身名门、富于人望的普什图族阿富汗人也加入了游说塔利班的行列：在老布什时代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助理以及在小布什时期担任防务事务小组领袖的扎尔米·卡里扎德和后来成为阿富汗总统的卡尔扎伊，两者都是亲塔利班派。在1996年，这两位说客都坚信塔利班能够带来管线工程开工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同时，由加州联合石油牵头，沙特三角洲石油公司、土库曼斯坦政府和巴基斯坦新月集团等联合组成了中亚天然气管道联合公司，次年11月，一群塔利班政府代表还在卡里扎德的陪同下参观了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位于休斯敦的工程基地。

( 2010年7月27日，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市附近的阿尔甘达卜河谷，一名阿富汗士兵向疑似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射火箭弹，在他身后为三名美军士兵 )

为了研究该计划的可行性，加州石油公司向奥马哈大学阿富汗与中亚研究所捐助了90万美元，还不包括向阿富汗投放的1500万〜20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1997年6月，加州石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以及巴基斯坦政府正式约定，管线建造工程将于1998年启动。

但是，这个计划在现实中却立刻触礁，塔利班内部对于是否应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合作举棋不定，而它在对待妇女方面的不良记录激怒了美国一些在华盛顿相当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团体。1998年8月7日，被塔利班奉为“座上宾”的本·拉登袭击了美国驻东非大使馆，作为回应，克林顿下令向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尽管如此，当时的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都拒绝认定塔利班支持恐怖主义，认为“塔利班对待敌人、妇女和友好人士的手段总会比先前的阿富汗盟友好一点”。最终，在12月4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宣布撤资，失去耐心的华盛顿才最终认定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真正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能够与美国在输油管线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的政权。

( 阿赫默德·拉希德 )

罂粟造就的财富与苦难

罂粟不仅维持着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更是庞大的塔利班组织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

“鸦片使得每个阿富汗农户可以在一个季度内获得大约1500美元的额外收入。”拉希德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可兰经》明确规定伊斯兰信徒不能制造、服用这些麻醉药剂，但坎大哈一名塔利班指挥官阿卜杜曾对我表示，相对于大麻，鸦片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前者毒害穆斯林信徒，后者的使用者是异教徒。”在塔利班领导层眼中，对于这种特殊货物课以伊斯兰税Zakat并不违背教义，尽管税额高达20%。1995年，塔利班从鸦片税收中获取了这个5000万美元的收入，塔利班指挥官和毛拉也逐渐成为鸦片贸易的中间人和批发商，从而使阿富汗超越了缅甸，成为全球头号鸦片产地。很快，一批海洛因加工厂也在阿富汗边境地区迅速诞生。在苏军入侵时期，中情局与ISI特工联手组建的由骆驼、骡马以及卡车和小型运输机组成，向阿富汗境内“圣战者”供应武器弹药与医疗用品的秘密运输队在回程中从未空手而回，而是满载这些阿富汗“特产”。尽管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UNDCP）一再要求调查，但美国和巴基斯坦仍然认为利用“冷战”遏制苏联的目标更为优先。1986年6月，巴基斯坦空军中尉卡里路·拉赫曼被捕，在他驾驶的运输机上就发现了220公斤海洛因，拉赫曼供认，这已经是他的第五次“特殊运输”飞行。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估计，仅拉赫曼一人运输的海洛因，就价值3亿美元，毒品美元不仅被用来支付向边境普什图部落首领索取的“过路费”，也被巴基斯坦军方高层用来贿赂贝·布托和谢里夫时期的某些高官。

到了1997年，随着塔利班控制区域的扩展，阿富汗毒品制造数字扶摇直上，达到了惊人的2800吨。在塔利班控制下，有超过100万阿富汗农民从事鸦片种植。在赫尔曼德省，每月都有几支庞大的丰田普拉多车队，在满载塔利班武装分子皮卡的掩护下，穿越俾路支坦沙漠，抵达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土耳其与伊朗。相对于鸦片，海洛因的边际利润更为惊人，虽然塔利班从海洛因走私贸易中获得的年收入始终是个谜，但根据UNDCP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阿富汗海洛因贸易所产生的纯利润达到135亿美元。

海洛因和鸦片不仅毒害了阿富汗，也造就了周边地区的社会动荡与危机。“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的五星饭店大堂里，我亲眼看到海洛因贩子公开交易，衣着光鲜、口噙雪茄的俄罗斯、土耳其毒品大亨随处可见，身边是五大三粗的保镖和他们容貌惊艳的女伴。”拉希德说，“他们毫不避讳地谈着即将开始或刚刚结束的阿富汗商务之旅。”从1992〜1996年，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的有组织犯罪率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

在巨额利润面前，任何改变似乎都是徒劳无功，1998年，UNDCP负责人皮诺·阿拉奇曾向塔利班提出一项为期10年、总额2500万美元的替代性农业补贴计划，希望用其他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取代罂粟种植，然而一年后，这项计划即告搁浅，原因再简单不过：UNDCP无法及时筹集到补贴所需要的款项，而塔利班也拒绝放弃这一构成自己收入最主要部分的财源——直到今天，阿富汗每年仍然要从外国进口75万吨谷物，并且有上百万妇女与儿童长期营养不良。

基地组织——神灯中放出的魔鬼

“1989年4月的一个傍晚，苏联刚刚从阿富汗撤军时，在喀布尔完成一次采访的我来到了边境小城托尔哈姆，等待过境。在我身后开来了一辆破旧的苏制卡车。”拉希德对本刊记者回忆，“出乎意料的是，上面的乘客并非阿富汗民兵，而是阿拉伯人和中亚人，身着不合体的Salwar套装披挂子弹带，手持AK-47突击步枪，由一名阿富汗指挥官兼翻译带领——这是从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埃及甚至阿尔及利亚赶来参加反苏圣战的伊斯兰斗士。”

正当今日，当华盛顿和中情局抱怨“基地”组织和其他宗教激进分子如同“一头长了1000个脑袋的不死水蛭”时，他们很可能忘记，正是在1986年，中情局局长威廉姆·柯西做出了释放日后瓶中魔鬼的第一个致命性决定：派遣中情局特工和特种作战顾问训练阿富汗境内的“圣战者”，并指挥其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低烈度”游击战与破坏行动。更致命的是，柯西要求中情局与ISI全力合作，展开一项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招募伊斯兰激进分子，并将其输送进阿富汗的长期计划。截至1992年，共有3.5万名来自43个国家的外籍“圣战者”进入阿富汗，更多的激进分子选择进入巴基斯坦边境的圣战者训练营和神学院进行“深造”，以便有朝一日将“圣战”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无论是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ISI，还是沙特王室，都沉浸于苏联在阿富汗“逐渐慢性失血”的欢欣鼓舞中，很少有人能拨冗考虑这柄双刃剑未来的指向。“就在我离开托尔哈姆的第二天，我在一次伊斯兰堡的政府宴会上遇到了当时的ISI负责人哈米德·古尔将军。”拉希德说，“我问他，大量邀请、协助这些来自周边地区国家的激进分子进入阿富汗，并让他们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内接受训练，是否最终会导致其他国家局势的动荡？遗憾的是古尔对此非常乐观，声称这是一次伟大的成就，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伊斯兰反侵略抵抗运动。”然而，只有少数清醒者看到了潜伏的危机，其中就包括萨缪尔·亨廷顿。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以及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

在进入阿富汗的外籍“圣战者”浪潮中，就有一名年轻的沙特籍大学生，名叫奥萨马·本·拉登，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是一名来自也门的建筑承包商，通过承包扩建神圣的麦加与麦地那清真寺，成为沙特国王费萨尔的挚友。与沙特王室的亲近，使得ISI和中情局一眼相中了与沙特王室亲近、身份高贵的本·拉登，很快，他成为极端逊尼派圣战者武装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和阿富汗著名激进派神学家萨耶夫的挚友，而来自沙特王室、穆斯林联盟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大批捐款则使他成为阿富汗各政治派系争相拉拢的对象。1986年，本·拉登在阿富汗西部边境的库纳尔省建立了自己的训练基地，训练来自沙特的极端主义分子，并宣传瓦拉比派教义，就在这一时期，他和随从者获得了“基地”组织这一称号。1990年，由于对阿富汗军阀的无休止内讧感到厌倦，本·拉登回到沙特，当他获悉法赫德国王邀请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入沙特，以防御刚吞并科威特的萨达姆时，立刻判定，美国是自己要对付的最大敌人。1996年5月，本·拉登带着他的许多追随者连同家眷，回到阿富汗，定居在贾拉拉巴德，发布了第一份针对美国的“圣战宣言”，1997年，拉登正式移居坎大哈，与毛拉奥玛尔以及塔利班建立了联盟。“这一联盟的基础是拉登持有的泛伊斯兰激进主义联盟观点和拥有的巨额沙特援助。”拉希德说，“数百名沙特籍基地主义圣战者参与了塔利班清扫阿富汗北部的军事进攻，并导演了几次臭名昭著、针对哈扎拉族什叶派平民的种族屠杀。更重要的是，这位危险的客人成为奥玛尔向美国讨价还价、要求国际承认的重要筹码。”

直到这时，如梦方醒的中情局才匆忙着手监控拉登的举动，并把他列为“最为危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之一”。然而曾经在“冷战”时代合作无间的ISI和沙特王室都拒绝听从，前者仍然需要拉登在库纳尔省的基地训练武装破坏分子，以便在克什米尔冲突中对抗印度；后者则害怕一旦拉登被捕，将彻底暴露沙特王室中那些暗中支持他的成员。1997年冬天，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就曾计划派遣特种部队潜入库纳尔，对拉登实施暗杀，然而，缺乏巴基斯坦政府和塔利班的协助，这项绝密行动最终被叫停。作为对塔利班的感激，拉登宣布将为坎大哈建造道路、供水系统，并继续为塔利班提供资金援助，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沙特情报局向毛拉奥玛尔提供情报。根据ISI解密档案显示，美国最后一次试图斩断两者联系的努力发生在1998年底，通过卫星电话，美国国务院高层与毛拉奥玛尔进行了直接会谈，但毫无结果。随着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受的两次撞击，美国、巴基斯坦乃至整个西方才意识到，自己将要为过去所做的一切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

（感谢阿赫默德·拉希德和安东尼·奥古斯托兹先生提供的资料和大力协助。参考书目：《塔利班：伊斯兰，石油与地区大战略》，阿赫默德·拉希德著；《古兰经，卡拉什尼科夫与笔记本电脑——阿富汗的新塔利班运动》，安东尼·奥古斯托兹著）

专访阿赫默德·拉希德

三联生活周刊：自从奥巴马去年做出在18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阿富汗的命运又一次放在了十字路口。你坚持宣称，美国和北约应当抓住这个为数不多，可以在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的契机，选择近期开始与塔利班谈判。那么自从1979年以来，类似的契机还有哪些？

拉希德：1989年2月，最后一批苏军撤离时，前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飞抵伊斯兰堡，作为首位访问巴基斯坦的苏联政府高层，带来了一份紧急协议，希望布托总理能够从中斡旋，说服派系林立、被统称为穆贾拉丁（圣战者）的阿富汗抵抗力量能与苏军扶植的喀布尔现政权达成某种共识，建立联合政府，避免阿富汗再次陷入无休止的分裂与内战。

遗憾的是，伊斯兰堡拒绝了这个建议，一心一意扶植它一贯支持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掌控全局。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再次判断失误，被预计在苏军撤离后几周就垮台的喀布尔纳吉布拉政权在此后居然支撑了3年，直至1992年4月内战全面爆发。

美国中情局也一再敦促巴基斯坦，不给喀布尔任何使亲苏派政权苟延残喘的空间，以便彻底洗雪在越南遭遇的耻辱。我个人曾于晚些时候见过谢瓦尔德纳泽，他对于华盛顿和伊斯兰堡的固执与短视的愤怒溢于言表，并对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的灾难性未来做出了精确的预见。很明显，如果当时各方能够有足够多的远见，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可能避免，包括塔利班的兴起、基地组织的猖獗，以及自反恐战争以来，北约与美国军人以及阿富汗平民的巨大生命损失，甚至“9·11”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美国在阿富汗遭遇的僵局是否已经迫使华盛顿开始认真考虑谈判的必要性？双方在公开场合是否已经发出了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信号？

拉希德：2009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统计，塔利班和其他抵抗组织武装平均每月发动1200次不同规模的袭击和恐怖行动，比上一年增长了65%，共有2412名阿富汗平民丧生。而美军与北约部队阵亡人数达到520人，增长了40%。塔利班组织已经成功渗入卡尔扎伊政府的阿富汗国防军和治安警察部队——而后者正是美国撤军后维持阿富汗局势的最大指望。在全国34个省中，塔利班已经在其中33个中设置了秘密的“影子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利·麦克斯特里尔和大卫·皮特鲁斯将军都相信，仅依靠开火与杀伤，是不能赢得胜利的。五角大楼与华盛顿的现阶段战略，是争取对人口稠密地区和交通要道进行有效控制，并用15亿美元收买分化瓦解塔利班。奥巴马在2008年12月一次西点军校的讲话中，已经表示支持喀布尔“打开谈判之门，假如塔利班能够放弃武力，并且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权利”。麦克斯特里尔将军今年1月在伊斯兰堡向我保证，在塔利班武装力量被有效削弱后，卡尔扎伊总统将在美国主导下开展和平谈判。较之伊拉克，阿富汗民众的态度对于联军较为有利，他们既对北约和美国未能及时建立稳定秩序，展开重建工作表示愤怒，同时也不希望看到政教合一的塔利班卷土重来。

麦克斯特里尔将军告诉我，许多中层塔利班指挥官都在期望卡尔扎伊政府正式宣布一项和解政策，“将塔利班纳入现有阿富汗政治格局内，有助于减少恐怖袭击与武装冲突，并促使‘基地’组织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从而被迅速消灭”。当然，他强调，是否开启谈判，最终决策权仍然保持在华盛顿手中。美国政府驻阿富汗特别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私下对我承认，70%的塔利班成员保持与联军敌对的原因仅仅是由于部落首领或地区性矛盾。

反过来，在2009年11月的开斋节，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玛尔在号召将与傲慢自大的敌人的圣战进行到底的同时，宣布未来的塔利班政权将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与邻为友，并拒绝一切“外来干涉”，隐晦地暗示“基地”组织将不会被允许在国内扎根。当年早些时候，我确信双方已经在卡尔扎伊和沙特阿拉伯某些高层的力促下开始了秘密的初步接触。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阿富汗问题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巴基斯坦对于以谈判实现阿富汗境内和平的立场是什么？

拉希德：巴基斯坦的影响，在这一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大部分塔利班领导人来自位于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汗难民营和宗教学校，巴基斯坦也是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人力资源桶，后者从ISI接受武器、资金与医疗后勤，许多塔利班领导人持有巴基斯坦护照以便前往中东阿拉伯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一旦这项和平谈判开始，那么你认为双方需要在哪些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

拉希德：一些重大议题至少在原则上已经得到了美国和北约高层的同意，诸如说服以巴基斯坦为首的阿富汗周边国家与塔利班签署一揽子谅解协议，以便让后者与卡尔扎伊组建一个过渡期临时政府；我个人还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将塔利班领导人从恐怖分子名单上去除，使其能够与联合国难民署和红十字会、巴基斯坦合作，实施一项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以及解散后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的重新安置计划，杜绝类似宗教激进主义武装势力重新崛起的可能，并切断“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联系。■ 未卜伊斯兰文化前途巴基斯坦经济武装圣战者塔利班坎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