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志愿者阿富汗遇害(592)

（文 / 蒲实）

( 2009年8月28日，一位美国医疗志愿者在喀布尔为一位男孩检查眼睛 )

吴凯伦出发去阿富汗北部纽里斯坦省的前一晚，给她的好友菲鲁兹·拉希米打了一个电话。拉希米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对将要踏上这趟旅程感到特别兴奋，那个偏远的地区几乎什么医疗条件都没有，她感到自己的足迹能够深入到阿富汗更远的地方了。”出生在阿富汗北部的拉希米在电话中提醒她，那一带很危险，要格外小心。“她并非没考虑过安全问题。她轻松地说，这里是阿富汗，到处都充满危险，何况，我们一队人马有10个人。她更担心的是，自己的体力能否胜任这次艰苦跋涉。”拉希米告诉本刊记者，结果，几天后，他就接到朋友的电话，被告知，8月5日在纽里斯坦山区里被杀害的10名医疗志愿者中就有吴凯伦。塔利班和另两支伊斯兰极端组织都宣称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但更多的人相信，在这片塔利班势力辐射微弱、政府还未完全控制的北部偏远山区，这一事件更可能是土匪所为。

在电话采访中，拉希米并未流露过多的悲伤，在危险的阿富汗，生命无常让人对死亡有一种特别的淡定。拉希米告诉本刊记者，凯伦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她并不希望被人解读为做了什么牺牲。今年6月，凯伦的两位朋友在阿富汗一次撞机事故中丧生，她曾感慨，在阿富汗，今天你所见到的一切也许明天就将物是人非。但她始终充满活力，总是用黑色幽默去调剂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她告诉我她想去阿富汗，这是她自身意愿的选择。”曾经是时装模特的她，在阿富汗也常常会聊起自己喜欢的“性感时装和高跟鞋”，拉希米说，“她曾希望自己的人生与众不同”。

拉希米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职业记者，他与吴凯伦的第一次见面在伦敦。拉希米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我们在为阿富汗女性募捐的一个时装秀上认识。那时她已经去过一次阿富汗，去拜访她在那里的一位朋友，那次旅行让她感到自己想为阿富汗做些什么。在时装秀上，我们聊起来，她加入了我创办的‘桥梁阿富汗’慈善机构。在阿富汗，创办慈善机构的本地人还很少，和大的慈善基金相比，我们的‘桥梁阿富汗’很小，但它吸引了许多不拿任何报酬、贡献自己的同事。创建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从英国征募一些医疗物资运送到阿富汗，直接分发到当地人手中。除了组织募捐，我和凯伦还一起到阿富汗，制作一部关于阿富汗医疗体系的纪录片。全世界都在关注阿富汗战争与政治，但还很少有人去关注阿富汗人在暴力后面最现实的苦难，医疗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吴凯伦深信，作为一名职业医生，她能够接触到记者所接触不到的东西，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阿富汗。从去年10月起，她一直在阿富汗拍摄。”

吴凯伦最后一次登录她的博客是7月20日，她在博文中描述了即将到来的死亡之旅。她写道：“我将作为医疗队的一员在这片难以接近的山区中跋涉3个星期，把医疗服务带给住在那里的人。车辆无法进入的地带，我们要靠脚和骑马行路。从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尚省起，我们需要在马背上穿越穆延河谷和帕伦河谷。我们将从7000英尺的海拔高度开始攀升，最高处大概1.6万英尺，有积雪覆盖，然后到达海拔9500英尺的目的地，全程往返120英里，努里斯坦将是最险恶却也最美的地方。会同在阿富汗有40多年历史的‘国际援助团’，医疗队还包括眼科医生和牙医，而我负责母亲和儿童的诊疗。”她预知潜在的危险，但她做了一个权衡：“旅途并非没有危险，但最终我相信，为那里的5万多人提供医疗服务是最为重要的。”

也许决定出发去努里斯坦的每一个医疗队成员，都做过同样的权衡，至少对51岁的托马斯·格拉姆斯来说是这样。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杜兰多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这一次，他的好友、“国际援助团”医疗队的队长托马斯·李特尔邀请他共赴努里斯坦，格拉姆斯专程从美国赶来。格拉姆斯的弟弟蒂姆是一位摄影师，在他的图片网站里，展示出格拉姆斯是一个热爱探险的人。他曾在犹他州和北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徒步旅行，徒步穿越科罗拉多的山区，在阿拉斯加的谢里登莱克滑皮艇，在明尼苏达州冬天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扎营、滑雪。“9·11”之后，他开始在柬埔寨、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为穷人和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他的好友迪兰·诺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去他家拜访，他就像再也不会回来一样，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安排。我说，如果你感觉很危险，这次就别去了。他说，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做，这太复杂了，但我必须去。在格拉姆斯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他说，‘我希望这仅仅是一次冒险，一次去一个独特的地方见一些独特的人的机会，不要比这再多了’。”对于格拉姆斯的遇害，诺顿克制地说：“对我们来说，失去朋友是悲伤和恐惧的，但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汤姆——他内在的东西在召唤着他，即使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

( 8月9日，亲友们抬着阿富汗人Jawed的棺材走出喀布尔的一家军医院。27岁的Jawed是“国际援助团”的成员之一 )

邀请格拉姆斯去努里斯坦的托马斯·李特尔是眼科医生，他是这支医疗队的领队。“国际援助团”新闻官沃立克·吉尔伯特告诉本刊记者，李特尔1976年举家从纽约来到阿富汗定居，一直在全国眼科康复组织工作，组建了许多诊所和眼科研究小组。他深受阿富汗人和在阿富汗的外国人爱戴，是“国际援助团”的灵魂人物。道格拉斯·布朗克霍斯特与李特尔家相交20多年，友谊深厚，几乎每一次李特尔家从阿富汗回到纽约，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这个夏天，李特尔与妻子莉比一起回到美国，庆祝他们结婚40周年，老朋友再次在美国相聚。李特尔为了参加这次旅行，先动身回到阿富汗，“他每天都给莉比打电话，直到有一天，电话不再来了”。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布朗克霍斯特说：“33年前，李特尔夫妇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一些善事，那时的世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们选择了阿富汗。是的，也许把家安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李特家的3个女儿都在阿富汗出生和长大，现在一位在美国当医生，一位在阿富汗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工作，一位在伊拉克为联合国工作。人们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留在一个贫穷和战乱的地方，而不是回到纽约过自己舒适富裕的生活？但我想，如果出于信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意义。”

布朗克霍斯特告诉本刊记者，李特尔踏上死亡之旅时，即将晚一步动身回阿富汗的莉比在纽约做了一些演讲和访谈，回忆起他们一家在阿富汗的经历。“留下，还是离开？这是每一个在危险地带服务的人要问的问题。我们曾有两次做这个选择的机会，第一次我们必须留下，因为我们来不及离开；第二次我们还有选择，但我们选择了留下。”莉比回忆说，“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正在建设就要开张的眼科医院。3月，有谣言说，一场针对外国政治顾问的公民起义正在酝酿。一天早晨，我们在政府坦克的炮火声中醒来，泥砖房屋的街道上落满飞机扔的炸弹。一个军事护送团把外国顾问和政府同情者送到安全的地方，而我们以为最糟糕的轰炸已经过去，错过了跟护送团离开的机会。战火越烧越旺，邻居给我们送来面包和牛奶，有些人轮流为我们守门，把愤怒的暴徒指引开。战斗结束后，人们把我们称为‘留下来的人’。第二次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喀布尔，连续几个月，叛军的火箭成百上千地落在街道上。我们不超过20个外国人，大部分是医疗人员，住在光线无法照进来的第一层。我们让左邻右舍来我们的地下室躲藏，在每一轮火箭轰炸中，我听到他们低吟的祈祷和哭泣，而我在恐惧中只有不停低声呼唤上帝。”

( 51岁的美国医生托马斯·格拉姆斯生前照片 )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内战与美国对塔利班的战争中，“汤姆以内心的和平坦然处之”。布朗克霍斯特说。李特尔的另一位朋友戴维·伊万斯曾与他一起从英格兰出发，驾驶8419公里路，把医疗队的路虎车送达喀布尔。伊万斯说：“汤姆从来没有受到过暴力的威慑。当他的眼科医院在火箭袭击中被摧毁后，他的反应是，走，我们现在出去捡砖头，重新建一所医院。”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冒险精神和经历过危险历练后对生死的从容，使这支医疗队伍走进危险的阿富汗东北部时，完全没有安全保护，尽管阿富汗警方警告他们说，努里斯坦地区很危险，他们仍凭经验放弃了武装人员和装甲车的护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他们中已经有人到过那里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因此在队伍出发前，他们中有人说：“谁会袭击医生呢？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是帮助他们的人，又不是军队。”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吴凯伦曾预言性地对她的命运做出过回答。在她的博客中，她写道：也许来到阿富汗的人，没人认为自己会是不幸的那个人——不幸的人总是一些可怜的、无名的人，一个当地阿富汗人，或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人。我们总说，来到这里，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这可能吗？这种“准备好了”，无非是侥幸地认为不幸或死亡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自己或自己亲近的人身上。布朗克霍斯特告诉本刊记者：“李特尔的妻子对李特尔的死很悲伤，但她却用平静对待这一切。虽然如此匆忙和突然地说再见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但她相信，这就是李特尔式的人生，它有意义的完结，她为他祝福。”“国际救援团”的吉尔伯特则说：“我们也许会重审我们的安全措施，但我们在阿富汗经历了国王的统治、俄罗斯人的统治、圣战者组织的斗争和塔利班政权，现在不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危险的时期。我们从来没有撤离过，现在也没有考虑撤离。”■ 医疗遇害李特中东局势志愿者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