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和《小东西》

（文 / 苌苌）

( 朱文（中）与电影《小东西》主演毛焰（左）、托马斯 )

2004年拍完《云的南方》之后，朱文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拍电影之外的事情——配合审查修改剧本，配合宣传，消耗了他的热情。他也像很多电影人曾经历过的那样，做过很多“无用功”，被几个项目搅进去。有人准备投很多钱让他去做一个古装片，他的任何要求都统统答应，后来那家公司出了问题，项目搁浅了。韩国公司买了《云的南方》的故事版权，要做一个商业片，叫他参与，后来经济危机来了。“也因为不像《小东西》，那些事都不是我自己的事，没有那么大的动力。”2008年，他开始写《小东西》的剧本。朱文解释片名时说：“也许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不希望自己迷失在这个好大喜功的游戏里。”故事基于画家毛焰和他的模特托马斯之间的故事。毛焰和托马斯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从2000年开始，毛焰以托马斯为模特，一画就是10年。“在毛焰开始画托马斯之前，我们就在一起玩儿了。我总在想是怎样的一种缘分，让这两个人在这辈子发生这样的联系？”朱文说。

朱文生于1967年，福建泉州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动力系。90年代以后，以小说家姿态迅速获得南京文艺圈的认同，他和作家韩东、画家毛焰等人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整个90年代，他的小说被认为是关注存在的困境，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当时体制化写作和非体制化写作是泾渭分明的，但到近年，他的中篇小说《我爱美元》已经入选大学语文教材。为什么放弃当作家而成为电影导演？朱文被问了很多次，他现在坦率地说，因为不认可作家的职业性，“当时拍电影就在手边，我说我想拍一个很棒的电影，就有人把钱给拿来了”。一开始的两部影片《海鲜》和《云的南方》，朱文还比较接受电影工业的叙事规则，然而对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因素而言，这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规则拍电影又成了诱惑。

朱文并不是人过40岁才开始思考前世今生的主题。早在1995年，他的中篇小说《三生修得同船渡》就涉及过同样主题。在三峡的江船上，一个像雾气一样迷惘的年轻人和同船乘客之间上演着或粗俗或平淡，夹杂着荒诞和无常的一幕幕场景。当时他对于生存的焦虑，盖过了题目的深意，读者看到的更多是主人公对周围乘客的不认同、漠然和他的逃离感。年轻的男主人公坐在三等舱干嚼着方便面默默地想：“这样的日子实在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原可以吃饭像个吃饭的样子，睡觉像个睡觉的样子，我有这个条件的。我的狼狈之态没有道理，也没有必要。”后来他升级到二等舱，但同舱乘客的表现仍让他保持着距离。一以贯之的是，若干年后，朱文在文艺人生中完成了他期望的升舱。之后，才得以更为自由和轻松的态度回视这个“缘定三生”的主题。

10多年来，朱文自己也有了很多变化。现在的他过着稳定而规律的生活，早起早睡，定时遛狗，不再会像年少轻狂时把文艺工作比作是宣泄他的青春利比多的泻药。“在现在这个时代，稍微有点质量的人，应该都不在台前混了。这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大家都安静待着。”朱文说，“年轻的时候，未必理解人之间的关系。现在能感受无常，理解缘分。好多人一聊到这儿就问我是不是看了很多佛教的书，好像一个学科似的。没有。人生只有一堂课，就是你的人生。你如果想活得明白，就会纠缠于这个问题。”

《小东西》是一个投资500万元的小制作，毛焰和托马斯除了以真实身份出场外，在轮回转世中，他们分别是小客栈老板和画家，古代女侠和她亦爱亦恨的对手。拍摄时间被拉得稍长，因为朱文想等待一场雪。一开始，毛焰饰演一个说一口纯正湖南话的小客栈老板，托马斯饰演来写生的画家。客栈老板听不懂外语，但习惯于不懂装懂，于是两人之间的对话无异于鸡同鸭讲。托马斯用英语说：“一定还有其他的智慧生命在什么地方。”毛焰说：“嗯嗯，这里10月份就下雪了。”《三生修得同船渡》中，乘客和男主人公也经常是鸡同鸭讲，是由于男主人的“不在场”的状态造成的，因为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平添了一股人生的孤凉。而《小东西》却多了分喜感和诗意。最明显的变化是，那种对立感不再有了。朱文把这个题材处理得很轻盈，清晰，飘逸，不知何来，像一个真实的梦。

一直等到南京快开春了，确定不会下雪了，电影才在一个大雾天完成最后部分的拍摄。最早，朱文想在湘西拍摄这部电影，在他的理想中，应该是沈从文小说的意境——有一条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的小溪，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边有一户单独的人家，他们养着一只黄狗⋯⋯但他走遍湘西，再找不到这样幽静的地方，后来去了内蒙的克什克腾旗。拦河，搭景，制造出他理想中的气氛——“没有时空的分别，有过去，现在，未来；有东方，有西方。地域也很模糊。在这种气氛中进行你的故事，我就觉得必须下雪，必须有外星人来，就是这种冲动。”朱文说，“外星人是超越现实的另外一个参照系，关乎地球人根本的时空观和世界观，提醒我们天外有天。”

博尔赫斯说，诗意就是翻译中丢失的那一部分。应用到电影中，很多人电影作品拍得很光滑，但总觉得缺什么，缺的那部分也许正是诗意。以前因为塔尔科夫斯基采访苏联电影专家，她说诗意就是联想，而塔尔科夫斯基的镜头语言给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朱文则把诗意比作像空穴来风，因为超越以往的经验而感到欣喜，令人产生幸福感的微妙感觉，就好像投射在景物上的一束光。然而，电影里的元素往往特别务实，每个细节都会影响观众的判断。所谓的谈玄说妙，如果能力不够会拍得非常难看，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导演纵然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让观众感受到。

客栈老板和外国画家的对话连接巧妙，有的片段像是超现实主义诗歌。问朱文是否有演员临场发挥的成分，朱文说：“都是照剧本念的，我本来就是个诗人。”在北京的第一场放映会后，专业的电影批评人指出这部电影的镜头语言不够专业。朱文则对本刊记者说：“语言就是我的天赋，但是让我跟学院里的教授去解释是扯淡，他们能理解的是对以往规则的熟悉和贯彻，但我是创造规则的人。”

有很多电影圈外的人做电影，貌似很有实验性，破坏了规则，但是他本身的叙事也乏善可陈。朱文说：“如果能把细节处理得有新鲜感，仿佛启发了观众本身具有的美学修养，就能让人有幸福感。”在《小东西》中，有一段武打戏，是客栈老板和外国画家做的相同的梦，金子饰演的古代打女和对手可能正是他们的前世今生。朱文说：“这段武打戏是向胡金铨和张彻等导演的经典武打戏致敬。”但准确地说，是经典的变奏。类似菊花之约的悲情故事，却被演员诡异的动作和如花洒般喷洒的鲜血搞出十足的喜感，当大家准备感动的时候，却又忽然感觉被现实嘲弄了——这是南京作家作品中一贯流露出的气质。“破坏本身是要重建，不是说你打破规则就行了。新鲜感，非现实感的，魔幻的，超现实的，所有这些元素都在诱惑你，你所有的感受力要调动出来，创作的过程如履薄冰。”朱文说。

“做事情应该有必要性。很多时候，我对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好多朋友都劝我多拍一点电影，多写一点东西，我这些年听了很多，但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性。”谈到他每次在文艺创作上的跳跃，朱文说。本刊记者问他那个必要性是什么，朱文说：“就是夜莺想歌唱。”对他来说，真实的进步就是渐渐地理解更多东西，用不同的态度思考以后的人生。《小东西》背后的哲学思想是“庄周梦蝶”，打破生死和物我的界限，这也是朱文在这一阶段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总结。“对生命的认识一点都不要抱着浪漫的想法。我们不知道的那一部分，比如濒死的经验，死后的经验，有很多智慧传统就像指地图一样告诉你，哪个阶段在哪儿，它的知识系统很精确，但大多数人的视野中因为没有这个部分，就去否认这部分。” 另外，《小东西》也不完全是凭空得来的超验性经验。朱文说：“你渐渐感到时空不那么束缚你，某种游戏规则不那么束缚你，都是我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获得的。这和文艺所谓被限制的自由也不矛盾。所谓这些限制，我们受困其中，但是它是相对的，并不会对你的艺术和人生构成根本的威胁。你继续往前走，会看到原本以为的很多对立的东西，其实都不对立。”

多年来，朱文的创作一直只在乎特定的关注，他对想要什么样的交流，有自己的一套认知体系。“让观众理解？那是一个虚假的任务。这种责任感，是你自己不理解自己。”朱文说，“语言是障碍，具象也是。真正能感受到的，像打个响指一般，‘啪’的一下就过去了。心领，神会。想更多解读，让对方明白，但更大的可能，是把别人引入歧途。让每个人都明白，那是政治家的说法。”

“毛焰选择了那样一种画法，无限深入地关注一个外国人，而且坚持10多年，我觉得特别有趣。”这就是朱文最初想拍这部电影的动机，他在创作过程中又衍生出别的主题，比如契合国际上陈腔滥调的一个艺术主题——巴别塔。“不同的文化将世界分割，但在上帝眼里，世界永远是完美统一的。”对毛焰来说，事情并非那么复杂而世俗。他借助一个西方模特，在一种西方绘画方式中，去恢复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毛焰对本刊记者说：“托马斯本身具有一种虚无的性质，他是一个外国人，和中国符号没关系。他来自卢森堡，欧洲很小的一个国家，不像法国英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中国传统画的意境，一定是和现实有距离的，所以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时间。”与绘画中迷蒙的形象不同，托马斯毕业于牛津大学，今年还做了世博会卢森堡馆的馆长。朱文形容他是一个修养很高但内心紧张的人。“毛焰画的其实不是我。”托马斯一语中的，让观者的情绪释然。影片的结尾，一幅幅变换的绘画像是电影每秒24格的胶片，它们的流动组成一个叫做时间的故事。朱文说毛焰的艺术是“时间的艺术”，简单却极有分量。在最后一个场景中，毛焰和托马斯恢复了他们现实中的角色。托马斯在毛焰的画室喝茶，两人争论普洱茶的年龄。最后，托马斯说：“10年？But good enough！”10年还不是他们关系的终点，对于来自东西方的两个男人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很特殊的缘分。■ 文学朱文小东西云的南方毛焰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