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英：走过一世纪的沧桑

（文 / 杨之英 李菁）

( 杨之英东渡日本前夕 )

婚事

那是1924年11月，姐姐带着一位特殊的客人回到家里，他就是瞿秋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非常有礼貌。虽然我还小，但我也明白，瞿秋白跟姐姐之华一起回来，是要和姐夫沈剑龙一起商议他们的感情之事的。

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屋子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心平气和的，像朋友一样，我猜想他们应该谈得不错了。果然第二天，他们三个人一同去了上海，在邵力子办的《民国日报》上同时登了三条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 邵志刚 )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成朋友的关系。

这样的启事肯定是前无古人的，在上海轰动一时。

( 杨之英 )

1924年11月27日，姐姐和瞿秋白在上海举行了婚礼。秋白哥送了姐姐一枚金别针，上面是他亲手刻的“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小字；擅长篆刻的秋白还曾刻过一枚“秋之白华”印章，巧妙地把他们的名字合在一起。

但是我父亲对姐姐的决定大发雷霆，他说：“你今天跟沈剑龙离婚，今天又和瞿秋白结婚，两件事情登在一起，把我的脸都丢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和母亲拒绝参加姐姐的婚礼，并且通知我姐姐，不许她回娘家。父亲去世得比较早，他一直没有见过瞿秋白。

( 杨之华与独伊合影 )

姐姐和沈剑龙的婚姻，是两家父母给他们从小订下的。沈家与杨家是我们家乡的两个大户人家，我们家是浙江萧山一个殷实的地主之家，祖父杨景轩经营粮食，是当地的富豪之一。我至今还保持着对杨家老宅的记忆：一座堂皇的三进宅院，每扇门窗都雕刻着精致的图案花纹，房子外面被花园和果园围绕着。

姐姐比我大13岁，从小她就是我崇拜的对象，一直都是。我们俩性格不一样，她是很有决心、很有魄力的那种人。姐姐从小就很讨人喜欢，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邻居们都喊她“小猫姑娘”。那时候重男轻女的风气还比较严重，父亲给哥哥请了私塾老师，却不让姐姐上课，姐姐就躲在书房外偷听。后来父亲又给姐姐请了位家庭教师叫倪星炳，他比较开明，也很喜欢我姐姐，经常给她讲木兰从军、秋瑾就义一类的故事，对姐姐影响很大。

( 杨之英、吴元坎和邵美成合影 )

父亲杨羹梅以经营丝茧生意为主，经常来往于浙江和上海，也受到不少新思潮影响。他把大哥杨葆青带到上海读书，姐姐杨之华也从乡下转到杭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有一次姐姐从杭州回来，把头发剪了，竟然轰动了全乡，有人说：“小猫姑娘变成尼姑了。”会游泳、会骑自行车的姐姐被视为乡里的传奇人物，新潮流的代表人物。

姐姐23岁时，嫁给了沈剑龙。他们的婚礼在当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婚那天，沈家不办酒，我父亲也没有给姐姐买金银首饰，只给她一个银行存折作为陪嫁。姐姐那天只穿了一套粉红色镶边的衣服，不坐花轿，步行到沈家。她和沈剑龙二人握手鞠躬，并向来宾行礼。在沈定一的主持下，婚礼成了演讲会，先是沈定一讲话，然后沈剑龙和杨之华讲恋爱前后过程，说明新式婚礼的意义。

( 少年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 )

我姐姐和沈剑龙青梅竹马，感情其实也蛮好的。可是姐姐去上海青年会读书期间，沈剑龙和另一个人好上了，姐姐很生气。1923年底，姐姐到于右任、邓中夏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那时正好瞿秋白经李大钊推荐，任系主任。瞿秋白的第一位夫人王剑虹可惜与瞿秋白结婚仅半年，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姐姐同情瞿秋白，两人也有共同的志趣，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沈家也是萧山的一个大户，家里非常富裕，中西式楼房，富丽堂皇。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号“玄庐”，他身材魁梧，是我们当地的名人。沈定一在家乡办了一所农村小学，专供农民子弟上学，一分学费不收，他请了许多比较有名的老师过来教课，膳食住宿和工资一概由他负责，原来乡里都喊他“老爷”，可他要求大家称他“同志”。沈定一思想开明，他对我姐姐很好，起初他让我姐姐在他办的农村小学校教书。他喜欢游泳，教会了我姐姐游泳、骑自行车。他也教我游，可我就是不敢下水，他批评我说：“你这样没出息，将来只能做一个家庭妇女。”

( 晚年邵力子在北京 )

无论沈定一还是沈剑龙，对农民都很好。沈定一还把田分给农民，给佃户减租，从原来的每亩10斗改为3斗，还拿出一笔钱专为家乡修了一条宽阔平坦的路，农民对他非常尊敬。其实沈定一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早年支持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曾逃到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还捐了不少钱，在浙江一带比较有名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上海与戴季陶共同主编《星期评论》。当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沈定一也是其中一员。不久，这些人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

1923年，沈定一受孙中山指派，与蒋介石、张太雷一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第二年，他还参加了国民党的“一大”，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沈定一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参加了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当上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了反共分子。1928年，沈定一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在衙前汽车站被人打死。我还记得沈剑龙当时在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

( 瞿秋白和杨之华（1924年摄于上海） )

有人写文章说，沈定一后来的反共和瞿秋白“夺走”杨之华有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沈定一也非常支持我姐姐，他总是觉得儿子不争气，支持我姐姐早点和沈剑龙分开，而且他也认识瞿秋白。

在我看来，瞿秋白和沈剑龙都是好人。用现在的话说，沈剑龙是名“风流才子”，年轻，字、画都不错，也有气度。他和姐姐离婚后，他们三个人也真的是好朋友。沈家人对人都蛮好的，就是身边女人多得很，沈定一娶了好几房太太；沈剑龙表姐表妹的一大堆。解放前，沈剑龙在一次游泳时不慎淹死了，非常年轻，想来也蛮可惜的。

(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遗骸入穴前时任国家领导人和瞿秋白生前友好向烈士致哀。自左向右：叶圣陶、许广平、董必武、周恩来、康生、彭真、陆定一、周建人 )

起伏

姐姐和秋白哥结婚后不久，就托人把我从家乡带到了武汉。在武汉，我和之华姐姐、秋白姐夫住在一套公寓里，秋白的弟弟景白也常来。

( 1967年，北京大学大字报区 )

当时我15岁，在附近的一个学校读书，平时除了帮助姐姐干些家务外，也还会为他们传递信件。临出门，姐姐、姐夫总要叮嘱我几句：出门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瞿秋白对我很好，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和蔼可亲，他爱喝红茶，身体很弱，经常咳嗽，但是工作起来又非常投入，日夜写稿。之华姐姐每晚给他泡红茶加糖。

那时候，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已经开过，年仅28岁就走上了党内领导岗位。他工作非常繁重，但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也从不高声说话。姐夫是属狗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写文章时，突然长叹着说了一句：“我是一只狗，现在做的是牛的工作，总觉得力不从心啊！”虽然我还小，但我懂他的意思。那时党内斗争比较复杂，他的性格更像文人，可能适应不了那种生活，我觉得他也蛮痛苦的。

1928年春，秋白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姐姐带着独伊随后也去了苏联。之后他们就留在苏联工作。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姐姐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委员，兼任该组织的中国代表。独伊是姐姐和沈剑龙的女儿，姐姐当年在上海生下她后做了手术，再也不能生育，秋白非常能体谅姐姐，给女儿取名“独伊”，意思是仅此一个独苗。秋白对待独伊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也是他们生命中最愉快、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工作之余，姐姐陪随秋白，姐姐曾在文章里充满留恋地回忆过这段生活：“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

可惜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短暂了。不久，他们受到排斥，瞿秋白在苏联的职务被解除，他们只好把9岁的独伊留在莫斯科的好友鲍罗廷家，于1930年回国工作。他的三弟景白当时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王明、米夫不和，后来在苏联清党中“失踪”。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瞿秋白不但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更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姐姐也受牵连，被撤销了中央妇女部秘书、全国女工部部长的职务。秋白身体不好，就请了长假在上海养病，实际上也彻底脱离了政治舞台。

那时间的上海，已笼罩在对共产党人的高压恐怖政策中。国民党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其中瞿秋白和周恩来的悬赏金是两万元，“身价”最高，由此也可以看出瞿秋白在国民党眼中的危险程度。姐姐和秋白在上海只能处于隐居状态，此时秋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中。他后来自己说，他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秋白哥的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在上海的几年，肺病更严重。在这3年里，他写了150多万字的作品，其实这不仅是秋白哥的作品，也包含着姐姐的血汗。在上海养病期间，他们的生活，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在当时的上海，这份微薄的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姐姐除了学习和写作，还担当了一切家务，买菜、烧饭、煎药、洗衣，一个个铜板地计算着，节衣缩食，用省下来的钱为秋白治病。姐姐坚信秋白是没有错的，她说：“他受打击我同情他，所以我更要好好地照顾他，让他把身体养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这段时间，秋白和“左联”联系得比较多。秋白和鲁迅先生互相欣赏很久，后来经冯雪峰介绍，他们终于会面。姐姐和秋白遇到危险时，曾几次到鲁迅家避难，把他家当成最可信赖的庇护所。鲁迅先生还介绍秋白翻译了不少俄文著作，也帮助他们增加点生活收入。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他说：“中文俄文都好，像他（瞿秋白）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鲁迅先生还特地手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送给秋白。我觉得他们之间更是文人间的惺惺相惜。

秋白在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的前夜，还特地到鲁迅家向他辞行，他俩彻夜长谈，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秋白才回到家里。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忍痛，编辑出版了秋白的译文《海上述林》上册，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可惜不久，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海上述林》就成了他编辑的最后一本书。

分离

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我从没和他见过面。他在1934年初受命离开上海去湘赣苏区，也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姐姐后来回忆，秋白哥听到这个消息时，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之华可以去吗？”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姐姐和秋白只能接受。离别时，秋白还满怀信心地鼓励姐姐，说他们马上会再见的，谁知道，这一天永远也没有到来。

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每天都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记得有一天，姐姐突然到北京路馀荫里娘家来找我，说机关被人发现，他们处境非常困难。可是姐姐也不敢在我们家久留，因为这里也是巡捕房经常来光顾的地方，于是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姐姐送到在复旦中学工作的亲戚周仲丹家，在他的亭子间里藏身。

1935年2月，突然传来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的消息——我后来才知道，当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秋白哥并没有跟随部队，而是被要求留在苏区“打游击”。据说他也申请要参加长征，但未被批准。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争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否有意“扔”下瞿秋白，我不懂政治，也无法参与评论，但我只知道，对体弱多病的秋白来说，留在苏区几乎等于死路一条。果不其然，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一个月后他就被抓到。

我跑到周仲丹家去见姐姐的时候，她一下子消瘦很多，姐姐早已有了不祥的预感，她忧心忡忡地跟我说：“秋白可能会牺牲！”我听了也非常悲痛。姐姐心急如焚，马上写了三封信让我立即送出去，试图营救秋白。一封给邵力子，一封给宋庆龄，还有一封是给蔡元培。写给蔡元培的信，我交给了蔡元培的大儿子蔡无忌，当时他是我邻居；邵力子当时正在南京，我当晚打电话告诉了他；可是去给宋庆龄送信时，我被警卫阻拦未能送到。6月18日，噩耗传来，秋白还是被处决了。

秋白哥被捕后不久，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找到我们家，自称上虞人，说是从福建长汀、囚禁秋白的地方来的。他说他在看守所工作，很赞赏瞿秋白的学问，也同情瞿秋白的处境，所以来给杨之华送来瞿秋白的亲笔书信，不过要求当面将信交给杨之华。

当时政治形势复杂险恶，姐姐也被通缉，我不敢贸然透露姐姐的去处，就推说杨之华不住这里，我也不知道杨之华在哪里，是否可将信留下，由杨之华回来时转交。但那人不肯，约定过几天再来，走时还叮嘱我，一定要设法通知杨之华本人。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立即跑到姐姐那儿，告诉她这件事情。姐姐听后说：“这个人也许不是好人。”她跟我说，最好想办法把那封信骗下来。

几天后，那个人果然又找上门来，我就以各种借口搪塞，要他把信留下来。那个人似乎感觉到了我对他的不信任，为了证明此信确实是瞿秋白亲笔所写，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抽出让我看了一眼，然后又迅速放进信封，一再坚持要亲手交给杨之华。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给我留了一个新闸路的地址说：“要么下次你到我家来。”我又跑去找姐姐商量，姐姐觉得这个人很可疑，姐姐说：“你不能到新闸路去，也不能再到这里来了。”而且她要我马上离开上海。听了姐姐的话，我立即仓促出走，跑到南京邵力子家躲出来。现在想起来，那封信的笔迹也的确与秋白的很像，至于信中内容、送信者到底何人，已成了历史之谜。

其实瞿秋白的一生也颇令人感慨的。他比姐姐大一岁，是江苏常州人。瞿家本来也是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瞿秋白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上都有天资。可是到了他少年时，家境败落，妈妈又因为家族琐事自杀，因为家境贫寒，他失学了。后来辗转到了北京，考入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开始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的本意是研究俄国文学，后来阴差阳错地走上政治道路。姐姐说：秋白死得太早了，如果再多活几年，会对文学有更大贡献。

动荡

因为长期在上海经商，父亲在上海租了一幢房子，后来又在上海娶了一位太太。父亲后来生病了，为了照顾父亲，我从杭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馀荫里的老家里。不久，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邵力子的次子邵志刚。

邵志刚是从莫斯科回来的。1925年苏联成立了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都派了不少人前往莫斯科学习，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邵志刚后来被调到第三国际远东局工作，以后还担任了远东局国际部部长、“少共国际”书记等职。

1930年春，邵志刚奉第三国际指派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苏联期间，邵志刚与姐姐杨之华、姐夫瞿秋白都认识。临行前，姐姐对他说：“你到了上海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妹妹，她会帮助你的。”邵志刚回到上海后，就住在我们家。我和志刚小时候在沈定一家见过面，所以这次见面大家都感到很亲切。志刚谈吐文雅，待人谦和，善解人意，颇得我们一家人好感，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俩自然也相爱了。

那时，国共已经分裂，从事地下工作的志刚不能公开身份，平时以理发师的身份作为掩护。那时候志刚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回来时一脸疲倦，为联系不上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焦虑。邵公觉得现在形势不好，建议志刚索性先离开上海，到国外读书。志刚思考再三后决定去瑞士学习。此时我已有了身孕，我和志刚商议，我先留在上海，等把孩子生下后再去欧洲与他团聚。

志刚到了瑞士后不久，我生了个儿子，邵公非常高兴，给孩子取名“美成”。我写信告诉志刚，他回信说：“你要好好培养他，让他长大以后比我还要好十倍。”起初我们还经常通信，后来我再也收不到他的信，我很不安，想方设法打听。不久，志刚正在巴黎留学的大哥邵遂初从法国来信告诉我，说志刚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他是在意大利遇害的，具体原因至今也是个谜。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想到志刚死时才24岁，还没见过孩子，更是难过得不得了。但是大哥还叮嘱我，不要告诉邵公，担心他受不了丧子之痛。可是没多久，我还是忍不住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邵公，他听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愣怔了好久才缓缓流出眼泪。

志刚离开前，邵公把我接到他们住的愚园路33号，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起。邵力子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节假日常回上海小住。邵公平时生活俭朴，连旧信封都要反过来再用，他也非常爱国，平时不许家里用日货。邵公人非常好，总是心平气和的，他经常跟我说：一个人，对外不要老和别人争执，但是对内要有自己的主张。他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得知志刚去世后，他反过来还劝我注意身体。他对我说：“你还年轻，可以改嫁，如果还想在这里，生活上绝对有保障。”从此，我带儿子美成，与邵公一家住在一起。

不久，邵公又调到西安任陕西省主席，我和儿子也随同前往。西安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但我心里却一直不踏实。我想，我才20多岁，也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一生，而且美成也已经5岁，我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了。有一所日本女子齿科学校年年招生，我决定去那里学医，邵公也欣然同意。

我是1935年春天到的日本，先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日语，然后再学齿科专业。仅学了一年多，1936年12月12日，我在日本听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当时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与蒋介石一起被拘禁。我担心邵公和美成，赶紧赶到西安，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邵公一家平安无事后，我再重返日本继续上学。

可是没多久，又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之间正式开战。我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受到了严密监视，而且随时会被搜查，大家纷纷回国。我变卖了一些衣服首饰，筹钱买了船票，直接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还立足未稳，“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了。我匆匆逃回萧山老家，与母亲住在一起。没几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钱塘江大桥一带，我家就住在江边，我和妈妈日夜提心吊胆，周围的乡亲们也都人心惶惶，各自逃难。可是我们几个孤儿寡母也不知道往何处逃。所幸遇到电话局的一位王先生，他带着我和妈妈、美成逃到诸暨住了两个多月，听说上海租界比较安全，当时火车已不通，只能坐汽车到绍兴再乘小舢板到余姚，走水路到宁波。还好我们在宁波很顺利地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当时船上人山人海都是逃难的人，混乱不堪⋯⋯

到了上海后，我和美成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可是不久，上海沦陷，我们母子在上海的生活也遇到了困难。周建人建议我到重庆找邵力子，也曾好心劝我说：“你年纪还轻，跟邵家的关系是续还是断，也要做决定。”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赶紧到了重庆再说。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好要运一批书到重庆，周建人介绍我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先生，我们母子就跟着王云五先生同行。

为了安全，我们决定坐船走海路绕到重庆。先是坐船到香港，然后乘坐海轮到越南的海防，换火车经河内，一路辗转终于到达昆明。可是在昆明停了两周也买不到去重庆的机票。这时，我得知邵力子要被派到苏联任大使，急得赶紧拍电报给他。两天后，邵公寄来了机票，就这样，我带着美成顺利离开昆明。

离开日本时，我曾帮助一些经济拮据的同学也买了票，其中有一位叫吴元坎，他是我在日本东亚日语补习班的同学。吴元坎回国后在重庆当编辑，我把要去重庆的消息也写信告诉了他。所以当我到重庆后，除了邵力子的副官开车去机场接我，吴元坎也去了。

此时邵公赴莫斯科出任大使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为了我的安全，他把我们母子安排在于右任先生家。有一天，邵公突然问我：“那天在机场来接你的那位先生是谁？”我猜测是副官向邵公汇报的，我如实汇报：吴元坎是江苏吴县人，比我小一岁，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复旦大学毕业后，向亲戚借钱去日本留学，半工半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邵力子说：“你把他找来，我和他谈谈。”

见了面，邵力子微笑着说：“你是复旦学生，我曾是复旦校长，那么，我们就是师生关系了。”然后他又详细问了吴元坎的情况，最后邵公认真地问：“之英是我的儿媳，她人很好，你们是同学，你是否愿意和之英结婚？”

吴元坎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觉得和邵力子的儿媳结婚，会被同学们看成是贪图财势。我也觉得自己有美成了，结婚与否并不重要。可是邵力子还是苦心婆心地劝我们，吴元坎答应仔细考虑再做决定。

第二天，邵公又把吴元坎请到家里来，劝他放开顾虑，然后非常真诚地说：“之英像我的女儿一样，如果你们成婚，你就是我的女婿。”他又说，你喜欢到哪里工作，你直接告诉我就行。吴元坎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邵公非常高兴，开始张罗我们的婚礼。他订了十几桌酒席，发了很多请帖，还给我买了家具和衣服，又给了我两万块钱作陪嫁。谁知道婚礼临近时，吴元坎却出走“逃婚”了，邵公急得出动了宪兵到机场、车站寻找。正好我碰到吴元坎复旦的老同学，他帮忙找到了躺在浴室里的吴元坎。

周折

婚后不久，我们的大女儿吴小英出生了。后来不久，我又怀了孕，我挂念还在沦陷区的母亲，执意要回上海。在苏联的邵力子得知后，立即从苏联打电话到重庆，让他的秘书拦住我们。在我们准备登机时，邵公的秘书张九如坐汽车赶到，可是我们认为一切都安排妥当，再改不好，于是还是飞走了。

我们的计划是转到香港再回上海。没想到到达香港后没几天，就爆发了珍珠港事件。香港处在日军的炮火下，整个香港市民吃住都发生了困难，考虑再三我们只得决定再回重庆。可是此时香港机场已被日军占领，我们只得先冒险偷渡到澳门，在那里与叶浅予、戴爱莲夫妇和另外一些文艺界朋友结伴而行。此时天气已变凉，我们随身的行李在旅馆里被窃，靠这家给一件、那家给一双，穿的衣服长短不齐，狼狈不堪，但也顾不了那么多。我们又卖掉了手表和首饰才继续上路。

有一天我们一行经过粤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天下起了雪，挑夫的担子里一头挑着一个孩子，我挺着大肚子跟在后面。没想到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进池塘里。当时没有任何抢险工具，就是一人拉着另一人的衣服，形成一条“人绳”，总算把我救上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重庆，我生了一个男孩子，没有医生接生，逃难时又身体虚弱，我得了血崩症，养了一个月后，才知道孩子因为消毒不严得了脐带风，已经夭折了。

不久，吴元坎在报纸上看到英国驻印缅军司令部招翻译官的消息，他便去投考，结果考上了甲级翻译官。1942年，我们从重庆飞到了印度。

元坎在盟军司令部主要从事日语翻译，军衔是少将，收入也不错。我们在新德里租了一幢二层洋房，一共有9个房间和3个大阳台，四周是大花园。我们还请了7个佣人，有花匠、厨师、保姆、扫地的女佣等，雇佣这么多人并不是我们摆阔气，而是印度有非常严重的等级观念，比如扫地的人不能碰桌子，付给他工资时，他的手也不能和我们的手接触等等。

元坎在驻印军总司令部工作，他和那些工作人员相处得非常好。很多盟军的工作人员喜欢吃中国菜，常来我家玩，我经常烧了菜请他们吃。因为我们家房子大，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曾借住在这里，我们家成了一个小联合国。

战争一结束，盟军就负责把我们从新德里送回上海，从此我们就定居在上海。回到上海后，元坎由邵公介绍进《大公报》当编辑。那时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难。我和元坎已经有了4个女儿，美成也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老家又来了3个人投靠我们，当时家里真是连吃饭都成问题，经常是典卖了报纸、衣服才能开伙。我怕饭不够，就让他们先吃，我最后一个吃些锅巴。家里的女佣也很感动，她说：“二小姐这么慷慨善良，我的5块钱工资就不必给了。”

我一生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但元坎非常尊重我，也从未以家长式的大男子主义对待我。解放后元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我们俩一共生了5个女儿、2个儿子，都靠元坎一人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养家。他对美成，也视若己出。经济困难时期，逢年过节，为了让孩子们高兴，我总是想办法为孩子们做件新衣服，没有钱买衣料，虽然我没有学过裁缝，就把自己的旧旗袍拆开，有的里子坏了，我就用桑皮纸用糨糊粘起来拼凑做成一件件新衣给孩子们。

我对邵力子蛮感谢的。全国解放前夕，邵力子为国事频繁来往于南京、北京和上海，有一次遇见他，他轻声对我说：快了，快了，共产党要胜利了，你耐心点。解放后，邵力子定居北京，每次到上海开会，他总要打电话把我们叫到他住的地方一起吃饭，聊聊家常。记得有一次，他还批评我生了5个孩子：“子女过多，小家庭负担太重，对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利，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后来才注意到，邵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很有远见地提出避孕节育的建议，可是当时我并不理解邵公的一番苦心，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

1966年“文革”开始后，邵公成了第一批被批判的人，我和邵公也断了联系，彼此都不知生死。一年后，已在北大工作的美成从北京来信告诉我，邵公忧愤成疾，终于不治，已经逝世。我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为未能在他病中卧床时尽一点孝心而难过。

聚散

记得解放前的一天，邵公告诉我：“你姐姐从新疆监狱出来了。”我喜出望外。自1935年我们在上海分别后，我和姐姐已经14年没有相见了。

这一天很快就到了。1949年夏的一天，姐姐和新华社记者杨刚一起出现在我所住的《大公报》宿舍的家里，姐姐此时的身份是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她是借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来看我的。久别重逢，我们姐妹俩情不自禁拥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姐姐把眼泪擦干，高兴地跟我说：“之英，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看到革命成功了！我们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重新相见，该是多么高兴啊！”姐姐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

分别后姐姐的经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1935年，姐姐藏在周仲丹家住了两个多月后，经组织安排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她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她和分别5年的独伊也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姐姐带着独伊离开莫斯科回国，在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时，被盛世才投入监狱，不过化名为“杜宁”的之华并没有暴露身份。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后来张治中亲自安排10辆美式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姐姐和独伊也终于回到了延安。

姐姐看我儿女成群，高兴地说：你要是在苏联就成光荣妈妈了。你到底是学过幼儿师范的，等孩子大些了，你可以出去办幼儿园，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之后，她真的为我联系去参观工厂，带我去参加在上海开的国际妇女会议，还带我去结识了当时负责女工部的汤桂芬同志。可惜我终因孩子多脱不开身而未能外出工作。

姐姐和秋白之间的感情很深，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志同道合。秋白在生命最后一刻写的《多余的话》里还曾深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秋白去世时，姐姐只有35岁。虽然我从来没有和姐姐直接谈过，但我知道，以她与秋白哥之间的感情，她也不会再嫁给另一个人的。

姐姐对秋白的感情一直很深，秋白去世后，她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她还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秋白的遗骨，1951年，秋白的遗骨终于在福建长汀被找到。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牺牲20周年时，他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总理亲自题写了墓碑，也算是对瞿秋白的在天之灵有个安慰。

1965年，正在杭州华丰造纸厂搞“四清”的姐姐看到报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时，以大姐的经验，她很敏锐地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她叫我去杭州，说要和我谈谈瞿秋白的事。但见了面后，我们也没来得及多谈，不久她就回北京了。

没过多久，姐姐所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内部开始搞起了运动，贴了姐姐很多大字报。“文革”正式开始后，瞿秋白因为《多余的话》被打成“大叛徒”，红卫兵冲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挖了他的坟，砸了周总理手书的墓碑。不仅如此，秋白母亲在常州的墓、父亲瞿世玮在济南的墓也都被砸毁。

紧接着，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被转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实际上等于被关起来。独伊也被打成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备受折磨。独伊的女儿晓云被赶到内蒙古的农村。这样姐姐一家老小统统被扫地出门，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此前，姐姐曾捎信来要我去北京一次，说要和我谈谈关于秋白的许多事，但那时中央监委已派人来上海调查，我经常受派出所和居民委的传问，我怎么去得成?当时母亲住在我家，她老人家担心大姐的安危，让我去探望，但都被禁止。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独伊给周总理等人写信，一直在反映杨之华的问题，终于在1973年初获准探望之华。那时候大姐已被关了6年，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段时间，独伊曾多次去看望，替她梳头、洗头、擦身。姐姐多年没有好好梳洗的模样，让人看了辛酸!

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独伊发来的电报，让我立即进京，说姐姐一定要见我一面。我一听就慌了，赶紧借钱买了机票。10月18日到了北京后，我照例向中央监委的人打报告申请探望，这一次令我意外的是，对方告诉我：杨之华刚刚被撤销隔离审查，已转入北大附属医院，不必再申请就可以探望。

我不知是悲还是喜，马上赶到医院，看见姐姐住在一间大病房里，病人很多，人声嘈杂，姐姐在靠边的一张床上，几年未见已是骨瘦如柴，两眼无神，说话声音也虚弱无力，但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我抱住姐姐，我们在一起流了好长时间的泪⋯⋯半晌，大姐吃力地问我：“妈妈可好？”我说：“蛮好。”她说：“托毛主席的福⋯⋯”后来，她又问元坎和孩子的情况。晚上，她轻轻对我说：“我希望能见到胡愈之、周建人、周扬。”还说：“周建人很了解我以前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我陪大姐时，她精神挺好。她说：“我有些存款，你孩子多，负担重，经济困难，独伊拿些，你也拿些。”然后又说，“你要好好地为国家做些事情。”我含泪点头。下午，胡愈之、沈兹九夫妇，还有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来探望大姐。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姐姐情绪很好。周建人的夫人临走时说：“华姐，你在医院没有什么可吃的，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姐姐微微地点头感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想吃西红柿。”

因为之前我在医院已陪了两晚，美成就换我回家休息。谁知凌晨1点多钟美成回家告诉我，大姐已去世，我忍着悲痛赶到医院，刚刚得到自由3天的姐姐已在另一个世界⋯⋯我知道姐姐后来一直为瞿秋白鸣不平，但到死，她的心愿都没有了结。

1977年，之华被平反，听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说了“杨之华没问题”。独伊找到陆定一，写信给中央为瞿秋白平反，陆老抱病写了封信，他说：以《多余的话》而论，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结论是，“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终于，1980年10月19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瞿秋白也终于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叛徒”、“特务”的大字报一直贴到我们家楼下，经常有人来调查。元坎受冲击不小，他认识邵力子，是国民党的红人，又是瞿秋白的连襟，又去过日本，我每天都担心他是否回得了家。他每天回来都垂头丧气，忧心忡忡，但是想到一大家子都要靠着他，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姐姐去世的消息没告诉母亲，怕她受不了。姐姐一生蛮苦的，我和姐姐走的是不一样的路，我觉得政治太复杂了，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吴元坎后来一直在出版社做翻译，他翻译的主要作品有十几种，其中有著名美国作家库柏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狄更斯的《钟乐》，还有德富芦花的《黑潮》、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元坎是1989年去世的，一共活了77岁，我们俩感情好得很，从结婚一直到他死，没有吵过一句。他去世后，我每天都供他“吃饭”。早上，我知道他喜欢牛奶红茶，我就给他冲一杯，放在他照片下面；中午再给他换别的菜，每天都供，直到我死为止⋯⋯

回忆这些往事，仿佛做梦一样，一幕一幕悄然滑过。我最怀念的还是童年，在家里的山间田地里自由地玩耍，没有政治，没有动荡，无忧无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沈定一历史独伊后汉书日本生活汉书军事历史沧桑世纪杨之英瞿秋白周建人多余的话剑龙邵力子走过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