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的战地医生

（文 / 袁越）

( 西高地省的原住民欢度“唱歌节” )

莱城诊所

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7点半，莱城（Lae）的天还没有完全亮透，一辆白色丰田吉普车冒着瓢泼大雨开出了院子，铁门在车后“哐当”一声关闭。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丽贝卡（Rebecca）拿起对讲机说：“总部，一号车驶往诊所，车上载有5位国际工作人员，以及一位中国记者。”

“收到！”对讲机里传来总部的声音。

坐在车尾的我向后一瞥，发现“总部”就是刚负责关上铁门的那个黑人保安。原来，这辆车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以下简称MSF）运送工作人员上班的专车，MSF2008年来到并无战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却仍然继承了战场上留下来的老传统，任何一位工作人员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立刻向保安人员汇报行踪，登记在案。

“别看莱城不打仗，可这里并不太平，经常发生武装抢劫事件。”MSF在莱城的项目组组长丽贝卡对我说，“MSF的原则是绝不在工作场所和住所配备任何武器，所以昨晚我们没用这辆车去机场接你，而是专门花钱雇了一辆带枪的私人保安车。”

( 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当一部分人迄今仍过着原始部落自给自足的生活 )

莱城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城市，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6月正值莱城的雨季，年久失修的马路上到处是泥水坑。我注意到路上跑着的大都是政府机关的专用吉普车和小公共，几乎看不到一辆民用轿车。这个城市看上去像上海远郊的一个小县城，绝大多数建筑物都不超过两层。

一刻钟后，吉普车驶进一所院子，一排排平房掩映在树林间，这就是莱城唯一的一家公立医院，MSF的诊所就开在医院的后院里。这是一幢临时搭起来的铁皮屋，屋顶用西米树的叶子铺成，已经开始漏雨，地上放着好几个接水的脸盆，雨水溢了出来。

( 人道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办于利比里亚的霍乱诊所（2005年摄） )

这个诊所的全称叫“家庭支援中心”，专门为遭受性侵害和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提供医疗和心理帮助。诊所每周营业6天半，每天早上9点开门，但MSF要求所有员工8点准时上班，清扫屋子，整理医疗器具，迎接病人到来。

9点过后不久，从门外进来6名妇女，全都赤着脚，有两位还带着孩子。她们安静地坐在接待室的长凳上，耐心等待叫号。

( 无国界医生组织塔利医疗小组全体成员在一起吃晚餐。左起：美国外科医生Tim，美国心理医生Cindy，澳大利亚内科医生Karina，中国香港志愿者Vivian，加拿大人类学家Holly，北爱尔兰麻醉师Janet，MSF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主管Hernan，后勤主管Nick )

“今天人不多。以往周一人最多，因为男人们喜欢在周末喝酒。”丽贝卡对我说。

“昨天下了一天雨，大概男人们没心情强奸了。”一位本地护士悄声对我解释。

( 露西 )

这位护士名叫伊万（Evan），担任了两年的心理辅导师，是诊所里最资深的本地员工。“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根据乐施会的统计，这里几乎所有妇女都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70%的妇女曾经被强奸过。”伊万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为她们提供心理安慰，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另外就是建议她们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轻易激怒男人，这样只会吃亏。”

“暴力事件如此频繁，为什么不干脆劝她们离婚呢？”我问。

( 在路边摆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几乎每个摊位都卖槟榔 )

“她们大都没有经济来源，离开丈夫很难生存。”伊万说。

“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已婚妇女平均遭受8次伤害后才会最终离开丈夫。”MSF国际志愿者朱迪（Judy）补充说，“作为心理辅导师，最重要的就是只向病人提供选择，不直接提建议。”

(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地区原住民居住的传统茅草屋 )

朱迪来自加拿大，是一位有25年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她的任务就是培训本地员工，把国际上最新的心理辅导理念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来说，心理辅导是个很新的概念，很多受害妇女没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伤痛。另外，大多数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都不知道妻子和丈夫享有同等权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传播这个概念。不过我们面对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了，我有时也会感到沮丧。”朱迪说。

这个莱城小诊所开办两年来一共接待了5100多名病人，经常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为了减轻压力，MSF不得不改变政策，只接待性暴力受害者和受到直系亲属（丈夫或父亲）伤害的妇女儿童，其余暴力受害者只能转到当地医院或其他机构。MSF提供的服务内容比本地公立医院多，而且全部免费。除了心理辅导，MSF还提供紧急避孕药和抗生素、阴道涂片检查、接种乙肝疫苗和破伤风疫苗，以及抗HIV感染的紧急治疗（PEP）等等，其中PEP和乙肝疫苗服务都是公立医院所没有的。

虽然同处一个大院，但两者差别非常明显。公立医院的病房大都是木结构老房子，很多都被白蚁蛀空而不得不拆掉，只留下了一个个打着木桩的地基。医院候诊室就设在走廊上，不用说保护隐私了，连凳子都没有，病人们只能坐在地上。走廊一端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厕所里只有一个蹲坑，从里面传出的阵阵恶臭和人们的体臭混杂在一起，几乎让人窒息。

我去拜访了公立医院院长沙劳博士（Polapoi Chalau），他曾在国外接受过专业教育，英文流利，态度坦诚。“我们这个医院是1964年建的，当时整个莱城只有20万居民，医院床位数是500个。现在莱城人口增加到了65万，床位数反而降到了300个，根本不够用。”沙劳院长对我说，“50%的病人都是来治外伤的，除了少量车祸外，几乎都是刀伤和枪伤。也就是说，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占用了我们医院几乎一半的资源。”

丽贝卡告诉我，当初MSF有意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曾经花了两年时间讨论这么做的合理性，毕竟MSF的强项在战地救护，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今后恐怕就会忙不过来了。但在考察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看到了莱城医院的窘境后，终于下决心来这里，因为莱城的暴力事件无论从频率还是强度都快赶上一场小型战争了。

“我们非常感谢MSF所做的工作，他们帮了大忙。”沙劳院长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太穷了，我们的医疗水平和西方国家相比至少落后30年，MSF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国际水准，他们将会在莱城留下永久的印迹。”

“可是，MSF终究会离开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暴力问题呢？”我问。

“太难了。我们国家从原始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速度太快，很多传统都丢失了。”沙劳院长说，“比如男人结婚送彩礼是原始部落遗留下来的传统，这在过去是为了表达对女性的尊敬，现在却变成了女性卖身的标志，男人以为自己花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沙劳院长给出的原因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露西的选择

回到MSF诊所，我发现病人多起来。有个带孩子的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带着一块格子布头巾，赤着脚，脸上密密麻麻地文着许多花纹，右眼布满血丝，上嘴唇贴了块胶布，显然刚被人打过，肿得很厉害。她搂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坐在长凳上等待就诊，面无表情。

我征得了她的同意，在一间小屋子里采访了她。她叫露西（Lucy），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Highland），也就是岛中央的高海拔山区。就像大多数来自高地的妇女一样，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伊万猜她今年35岁左右，因为她有5个孩子，年龄依次相差3岁，正好是从怀孕到哺乳期结束所需要的时间。

露西的丈夫也是高地人，娶她的时候按照规矩付了彩礼，共计54头猪，外加100基纳（巴布亚新几内亚货币，大约相当于260元人民币）。露西的父亲要价400基纳，但看在猪的分上，对现金彩礼的不足也就没有太计较。露西的丈夫从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殴打她，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停过。

“他经常拧我的乳房，把我的乳房都拧破了，总是流脓。”露西说着就从上衣里掏出一只乳房，给我看上面的痂。我这才注意到她左手食指缺了第一指节。“我气不过，又打不过他，一发狠就用刀把自己的指头砍了下来。”她说。

不久前露西的丈夫在莱城的饼干厂找到一份工作，一家人搬到莱城。丈夫每周给露西60基纳养活5个孩子。上周末她丈夫去外面喝酒，回来后说露西贪污了这笔钱，想要回来一部分，可露西已经用这笔钱买了食品，拿不出钱来给他，于是她丈夫便开始殴打，还用靴子踹她的脸，当场踹掉了两颗门牙。

她张开嘴，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黑洞，触目惊心。

“我来诊所的目的就是为了开一张医疗证明，好把丈夫告上法庭。”说这话时她抬起了头，紧盯着我，目光中透出一股狠劲儿。我请求为她照一张相，说明将会用在杂志上，她立刻答应下来，而且同意我署上她的名字。

“打赢了官司你会怎么做？和丈夫离婚吗？”照完相后我问她。

“不想，我家还不起彩礼，而且我又怀孕了，得靠丈夫抚养。我只是希望我丈夫能认识到自己错了，等我把孩子养大后再离婚。”她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那两道锐利的目光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一无所有的露西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

伊万告诉我，露西的故事非常典型。诊所每天都要接待大量和她一样跟随丈夫进城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的故事全都大同小异。“露西的情况甚至还算是比较好的，她丈夫毕竟有工作。还有更多的农村青年进城后找不到活儿干，只能结成黑帮到处抢劫，大部分强奸案件也都是这帮无业青少年干的。”伊万说。

可我还是不能理解。像这样的城市化进程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普遍，为什么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演变成如此大量的暴力事件呢？

彼得（Peter）为我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一切都是电影造成的，好莱坞黑帮电影和功夫片宣扬金钱和暴力，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年轻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彼得自己就曾经是个受害者，他年轻时混过帮派，强奸过妇女，后来因为贩卖毒品被关了4年监狱，出狱后他信了教，成为MSF的第一个男性志愿者。他还组织了一个“自行车慈善基金会”，其成员骑着自行车走乡串镇，教育青少年放弃暴力，善待妇女。

第二天我去莱城郊区的一个移民点参观，顺便检验一下彼得的理论是否正确。这是位于海边的一个热带雨林，紧挨着班布（Bambu）河的入海口。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都会是富人们梦寐以求的黄金宝地，可在莱城，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们没有地方住，只能随便找片树林，用木头和铁皮搭起一个窝棚，安置一家老小。

每天早晨，男人们从林子里走出来，挤小公共去城里打工，妇女们在路边摆摊，但因为没啥东西可卖，几乎每个摊位卖的都是槟榔。孩子们没学可上，因为父母亲交不起一学期30基纳的学费。可一颗槟榔要价半个基纳，这里的男人们平均每天都要吃上4〜5颗，否则就打不起精神，算下来他们只要每天少吃一颗，学费的钱就有了。

在这样的地方，环保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林子里到处都是垃圾，空气中永远飘着柴火的味道，班布河既是妇女们的洗衣房，又是孩子们的游泳池，同时也是所有人和家畜们的厕所。海边的风景很美，但没人下海游泳，怕粘上粪便。

我注意到，这里的大部分房子都没有拉电线，村民们用不起电。没有电，怎么从好莱坞电影里学坏呢？

“暴力早就进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男人们的血液里，我对成年男人不抱任何希望。”一位名叫埃尔维娜（Elvina）的护士为我提供了又一种解释，“就连MSF诊所的护士也经常被丈夫殴打，甚至诊所雇用的司机也打过自己的老婆！在我看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中学搞宣传，从小开始改造男人们的思想。”

MSF诊所有个名叫亨利（Henry）的司机私下里向我承认他确实打过老婆。“我俩有一次吵架，她朝我泼热水，我没有选择，只能揍她一顿。”他说，“后来还是诊所的心理辅导师帮助我改变了想法，不过最后还是跟她离婚了。”亨利和露西一样来自高地，小时候因为学习好，申请到一笔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去澳大利亚留学3年，是这个诊所所有本地员工当中唯一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如果像他这样的人都会打老婆，可见其他男人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喜欢把本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地人，一种是沿海人。高地男人性格粗暴，是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一位名叫艾尔西（Elsie）的护士又向我提供了一种解释。艾尔西是诊所里最年轻的护士，也是唯一一个没有遭遇过暴力伤害的女性。“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有个说法，说高地人有颗‘动物脑袋’。高地男人下手不知轻重，他们觉得刀子挥舞到一半不砍下去就不是男人。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千万不要嫁给高地人，否则一定会被打。”

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但却得到了另一位护士的认同。她叫朱莉安（Julian），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离岛，母亲是岛上一名酋长的女儿，父亲是入赘过去的高地人，这个特殊身份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她的记忆中，岛上的原住民一直非常尊重女性，父亲嫁过去后曾经多次打过母亲，每次都会被家族的人赶走，但母亲觉得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每次都原谅了他。

“沿海的人接受外来文化比较早，文明程度高。高地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接触现代文明，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旧习俗，部落战争遗毒仍在。高地男人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朱莉安说。

我后来发现，诊所里还有不少本地员工也持有相似看法，看来这个说法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有群众基础的。如果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来自传统文化，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要想知道答案，必须亲自去高地走一趟。

神秘的高地

由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共享的新几内亚岛是一个多山的大岛，考古证据表明，该岛早在6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但位于岛中央的高地直到3万年前才终于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高地的平均海拔不到2000米，并不算太高，但上山的道路全都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对早期人类来说，热带雨林是比高山更大的障碍，高海拔地区因为气候凉爽，反而更适合人类居住。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出发，需要飞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高地的中心地带。从飞机上看下去，1000米以下的低海拔地区至今仍然是成片的热带雨林，看不到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但当飞机接近高地中央时，地表风貌大变，森林不见了，代之以成片的咖啡园和农田。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这块高地早在9000年前就发展出了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之一。可惜高地的原始物种不够丰富，原住民们只培育出了西米、甘蔗和几种蔬菜，产量都不高，不足以养活太多的人口，文明的发展也相对落后。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来自南美的甘薯被引入高地，这里才迎来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如今巴布亚新几内亚总人口超过了600万，约有一半人居住在高地，高地实际上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村地区，也可看成是该国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

巴国政府把高地分成了5个省，塔利（Tari）是南高地省（Southern Highlands Province）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最多的高地部落——胡里（Huli）部落的发源地。塔利机场只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跑道，两边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我到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五，也就是塔利人赶集的日子，铁丝网外站满了来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整个塔利市就是围绕着机场建起来的，集市就开在铁丝网的另一边。集市上卖的都是最简单的生活用品，拖鞋、电池、毛巾、脸盆什么的，绝大部分产自中国。这里居然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来自福建的店主坐在一个铁笼子里负责收钱，还有一个伙计在卖电话卡，生意非常兴隆，因为塔利市没接电话线，通讯全靠手机。百货店旁边还有一家专门负责为手机充电的小门脸，因为塔利市一直没接国家电网，早年间架起来的电线杆都成了摆设，有钱人家只好自备柴油发电机。

集市上摆摊的大部分都是女人，男人则大都是来买东西的。胡里部落的男人非常重视头饰，传统的胡里头饰是用人的毛发做的假发套，如今则有了各种变通的法子，比如在头上插根羽毛或者缠一圈树枝，我居然还看到一个男人脑袋上顶着一个医用口罩！集市上还能见到不少身穿传统草裙的男人，据说如今只有在塔利才能见到仍然穿着民族服装的原住民。

“高地的男人比女人更讲究外表，他们都有些花花公子的做派。高地女人则都是实干家，种地养家都靠她们。”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霍莉（Holly）对我说，“我觉得这种习俗来自对天堂鸟的模仿，这种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特产，只有雄性才有漂亮的羽毛，雌性只负责下蛋孵蛋，一点也不漂亮。”

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是世界公认的人类学研究圣地，为了研究胡里部落的女性文化变迁史，霍莉已经和塔利的村民们一起住了好几个月。“这里大概是最晚接触到现代文明的原始社会，对于研究人类文明史的进化过程价值极大。”霍莉对我说。

原来，虽说欧洲航海家早在1512年就发现了新几内亚岛，但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却是在17世纪末期才开始的。而在此后的100多年里，欧洲人只在沿海一带活动，他们认为岛的中央全是无人居住的荒山，不值得探访。直到1930年，有个名叫米克·李（Mick Leahy）的澳大利亚冒险家率领一个小分队进山寻找金矿，意外地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原住民部落，此后的5年里他10次进山，发现高地上居然住着200万原住民，此地竟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此后“二战”爆发，澳大利亚政府无暇顾及这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进驻高地，建立政府机构，把现代文明带入这片荒蛮之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鲍勃·康纳利（Bob Connolly）和妻子罗宾·安德森（Robin Anderson）意外地发现李的后人保存着当年他第一次进山见到原住民时拍摄的录像，立刻意识到这些录像的价值，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结合对高地老人们的采访，制作一部反映高地原住民和现代文明接触过程的纪录片。两人花了1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此片，取名《第一次接触》（First Contact）。1983年该片公映后震惊世界，获得了无数奖项。评论家认为，这部片子再现了白人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殖民过程，就好像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随身带着一台摄像机！类似这样的影像资料全世界几乎仅此一部，今后也肯定不会再有了。

李当年从原住民中挑选了几个年轻女子做自己的小老婆，其中一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乔（Joe）。乔在部落里长大，后来又在白人学校里接受了西方式教育，成了一个横跨两种文化的中间人。他在高地开办咖啡种植园，发了大财。康纳利夫妇跟踪拍摄了乔试图扩大经营规模的整个过程，并制作了两部纪录片，和《第一次接触》一起并称为《高地三部曲》。MSF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总负责人赫尔南（Hernan）极力向我推荐这套片子，称之为“任何一个想要了解高地的人的入门砖”。赫尔南还亲自陪我坐飞机来到塔利，参观MSF在塔利开设的诊所。我很快就发现，这个诊所和莱城的完全不同，更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战地医院。

塔利诊所

和莱城诊所一样，塔利诊所也建在塔利的公立医院内。这家公立医院是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人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期修建的，自从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独立后便再也没有扩建过。如今塔利市的人口超过了30万，但这家唯一的公立医院甚至连一个医生都没有，只剩下一些护士在勉强维持着。

MSF也在诊所内建了一个“家庭支援中心”，专门帮助受到暴力侵害的妇女儿童。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位女病人在接受心理辅导。她名叫安娜（Ann），年龄看上去和露西差不多，可模样比露西悲惨多了，右边脸颊被刀割了一道将近10厘米长的口子，刚刚缝好没几天，整个右脸依然肿得像个馒头。我在心理辅导师诺琳（Noreen）的帮助下和她聊了两个多小时，发现她的故事和露西的大同小异，也是在家人收了一大笔彩礼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结婚8年生了3个年龄相差正好3岁的孩子，全部归她抚养。前段时间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和丈夫争吵，遭到丈夫的暴力侵害，和露西不同的是，她的丈夫用上了大砍刀。

“我要MSF给我开一张医疗证明，然后去法院告他，让他赔偿！”安娜的理由也和露西一样。

“很多来寻求帮助的受害妇女都是来开医疗证明的，她们可以凭证明去向对方索要赔偿费。”诺琳告诉我，“原来医院开一张医疗证明要价200基纳，是护士们最大的经济来源，要知道，当地政府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MSF到来后取消了这笔费用，为此还引起了不少争议。”

诺琳也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3年，对高地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面深恶痛绝。她和曾经虐待过她的丈夫离了婚，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殴打，为了向父亲表示抗议，她也把自己的手指砍掉了一截。“在高地的传统文化里，妇女一直被认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娘家也都默许这种行为。”诺琳说，“我遇见过一位婆婆就对我说，她女儿的肉归丈夫家，骨头归娘家。丈夫可以随便打她女儿，只要别打断骨头就行，否则就要去找他赔偿。”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结婚收彩礼的习俗，为什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演变成如此血腥的场面呢？这里的男人们难道一点也不懂得怜爱自己的妻子吗？”我问了诺琳一个困扰了我很多天的问题。

“过去的高地男人是不和女人住在一起的，结了婚也是如此。”诺琳解释说，“高地男人的传统角色是和相邻部落打仗，所以他们平时都住在专门的‘男人屋’，白天练习搏斗，晚上才和妻子同房。另外妻子喂奶期间也不可以同房，所以算下来传统高地夫妻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后来传教士带来了基督教，号召夫妻住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男人们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和妻子相处。”

聊完后诺琳送安娜回病房，刚出门就听到走廊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出门一看，安娜竟然和一位护士在吵架。原来这位公立医院的护士来自安娜丈夫的部落，看见她和我聊天，以为她要和我图谋陷害她丈夫。

正在此时，门外又传来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壮汉抬着一位受伤的男人正往急诊室跑去，男人的大腿挨了一刀，鲜血直流。一问才知，这位受伤的人是个长途车售票员，被一名试图逃票的乘客砍伤。

没过10分钟，又有一位伤员被抬进来。这位受伤更重，后脑被人砍了一刀，鲜血染红了纱布，左手手臂被砍断，伤口处的血已经流尽了，露出了森森白骨。

“一看就是遭人伏击受伤的，先被砍到头，然后试图抬手护头的时候再被砍到胳膊，这样的人几乎每天都能送来几个。”MSF的司机罗德尼（Rodney）对我说，“塔利的部落战争持续不断，前段时间有个女孩收到另一个部落的男孩发的一条暧昧短信，被女孩的哥哥看到了，在半路上伏击了那个发短信的男孩，将他一刀砍死。从此双方部落就开始不断地互相复仇，死了好多人。省政府派了军警都不管用，于是省长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政府以后不再插手此事。”

要是在以前，这位伤者就得坐8小时的车去200公里外的省会城市蒙迪（Mendi），只有那里的医院才有医生。他运气算好，来自美国的MSF志愿者蒂姆（Tim）医生今天刚结束休假，几乎是放下行李就进了手术室，和来自北爱尔兰的麻醉医生珍妮特（Janet）一起立即为病人实施被砍断手臂的手术。

手术一直进行到晚上21点，蒂姆和珍妮特回到宿舍，晚餐已经凉了，他俩显然很饿，没有加热就吃了起来。MSF为医生们雇用了一名厨师，但她每天下午17点就做好饭下班回家，医生们经常只能吃凉饭。

“MSF很难在当地招到合格的医生，所以塔利医院目前只有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内科医生、一个麻醉师，根本忙不过来。”赫尔南对我说，“我经常劝他们悠着点，不急的手术就放一放，别累坏了，可他们在国内养成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放到明天不还是我的事？”蒂姆一边嚼着冷米饭一边说。我和他同一架飞机来塔利，一开始觉得他说话的口气有点玩世不恭，非常符合外界为MSF下的那个“嬉皮医生”的定义，可看过他今晚的表现，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两人吃完晚饭，大家聚到餐厅里边喝咖啡边聊天。塔利的团队比莱城更强大，除了两名医生和一名麻醉师外，还有一名心理辅导师和一名后勤人员，另有3人刚好去休假了。大家来自不同国家，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

第二天早早起床到医院，立刻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中。昨晚的部落战争升级，又有数人被砍，其中一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另一位病人的家被敌对部落的人纵火报复，他冲进去抢救财物，全身大面积烧伤。蒂姆和珍妮特很早就起了床，换好了手术服，正准备给这位病人做植皮手术。

赫尔南也早早来到了医院。他表情平静，我后来得知他原本是个律师，已经在MSF工作过8年，去过阿富汗和北非，经历过很多远比塔利的部落战争更加残酷的事情。

他带着我到处参观，我发现这家医院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不但缺医少药，而且护士们的水平也很差，有一次竟然把血型都验错了，差点出人命。“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很多做法都令人匪夷所思。”赫尔南对我说，“比如这里的产房没有废物处理设备，剪断的脐带随便扔出去喂狗，所以医院里一直游荡着几只野狗，个个膘肥体壮。”

赫尔南承认，MSF坚持原则的做法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比如当地人会要求MSF医生为自己的女儿开具贞操证明，他当然一口回绝，但他后来意识到这是因为当地人把贞操看得很重，处女的彩礼会比非处女贵很多。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那就是家长怀疑自己的女儿和某人有染，如果女儿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就要被迫嫁给对方，否则消息传出去这个女孩就没人要了。

“我越来越意识到MSF被拉进了一个无底洞。”赫尔南坦白地对我说，“这家医院什么都缺，交通又不方便，我们经常要包机运送药品过来，成本非常高。”

“那你觉得，你们这么做会让这个国家变得好点吗？”我问。

“我个人觉得不会。”他肯定地对我说，“这里的老百姓距离现代文明非常遥远，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没想到身为一名MSF的工作人员，你竟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惊讶地说。

“这两者一点也不矛盾。”赫尔南回答，“以前我们从事战地救护的时候，就一直有人质疑说，我们不分原则地救所有人是不对的，这里面也许就有士兵被我们救活后回到战场继续杀人。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对这样的事情做出判断，但救活一个人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这比他被救活后去干什么更重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情况也一样，我知道这个国家没救了，但每救活一个伤者，或者给某个受到伤害的妇女提供一个倾诉的机会，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善事。”

赫尔南还告诉我，MSF也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MSF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中立，不和任何政府合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战场上生存下去，但在和平年代这个原则就需要灵活处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不等于任何事都要自己来。”赫尔南说，“和平年代的战地医生必须学会和当地政府合作，否则一旦我们撤走后，这些项目就无法继续下去，前面的所有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了。”

采访结束后，我和赫尔南又回到塔利机场，准备搭飞机飞回莫尔兹比港。那天不是赶集的日子，但机场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女人们一直在唱歌，那曲调高亢嘹亮，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哀伤。原来几个月前，有位妇女被控害死了丈夫，被丈夫的部落派人打成重伤，送到莫尔兹比港接受治疗，最终还是没能救活。今天她的棺材就将运回家乡，唱歌的人都是女人的生前好友，前来迎接棺材。

从莫尔兹比港飞来的飞机降落后，4名脸上涂着白色颜料的男人走近飞机，从上面抬下一具棺材。围观的女人们一见到棺材，立刻加大了音量，那哭声盖过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回荡在山谷间，久久不愿散去。

后记

回到莫尔兹比港后我才得知，就在我们走后，去世妇女的丈夫的部落派人前来抢夺棺材，双方在机场爆发了武装冲突，两人重伤，被直接拉到了MSF诊所。此后双方继续互相报复，矛盾一再升级，MSF的医生们又要开始忙了。

我看完了赫尔南推荐的《高地三部曲》，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悲剧。里面有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黑白混血的咖啡种植园主乔冲着自己的乡亲们喊道：“你们要么完全退回到过去，要么干脆一步跨进现代社会，两者不可兼得。”

可惜乡亲们没人听他的，乔的咖啡种植园失败了。就在咖啡到了需要立即采摘的时候，咖啡园所在的部落卷入了一场部落冲突。激战中双方一共打死了300人，咖啡则全部烂在了地里。破产后的乔愤然出走澳大利亚，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年代医生和平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