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两难的战略同盟——以色列与土耳其

（文 / 朱步冲）

( 5月3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众抗议以色列袭击国际救援船队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

土以关系出现了变化

“以色列绝对不会道歉，因为它的战士们是在保卫自己和国家。”7月2日，以色列内阁总理内塔尼亚胡秉承一贯的强硬立场，拒绝了土耳其总理要求对5月31日袭击救援船“雷切尔·科里号”事件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并允许国际独立机构调查真相等一系列条件。虽然同一天，西方各大媒体就爆出了两国政府高级代表在布鲁塞尔秘密会面磋商的消息，但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长期坚持的“边缘理论”——通过与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等中东周边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维持同盟与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安全——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这一理论的构建者，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大卫·本·古里安，以及首任驻土耳其外交使节伊利亚·胡萨森，都认为它归根结底是一种让以色列获取某种呼吸空间的暂时性政策和权宜之计。”华盛顿知名外交与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卡托学会研究员、中东问题专家列昂·T.哈达尔对本刊记者说，“与之相比，最终实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寻求来自一个真正全球性支配性国家的支持才是终极目标。实际上，只要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冲突状态，中东周边国家，无论是伊朗、土耳其，甚至黎巴嫩，都必然从经济与战略考量出发，将自己与以色列的关系定位于某种暂时性利益，充其量作用在于对冲阿拉伯国家影响力过分扩张的风险。”

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暂时性”战略联盟却具备着异常深远的存在理由。从15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对于被称为“赛法尔迪人”的欧洲犹太移民就采取了异常宽容的政策，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拥有择业和迁徙自由，而后者则为帝国带来了贸易和大量货币资本，以及印刷、医疗、金属铸造以及武器等各项技术。

这种宽容政策在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中得到了延续，“二战”中，土耳其成为欧洲犹太人逃避纳粹魔掌的安全通道，并逐渐成为“锡安山运动”位于中东的大本营。另外，对于刚刚建国、遭遇阿拉伯国家联合贸易封锁的以色列来说，土耳其的棉花、小麦和其他畜牧农产品无疑是雪中送炭，而诸如制药、钢铁、农机、轻武器等以色列新兴工业能提供的廉价产品，也是渴望迅速成为工业国的土耳其所急需的。这一切，最终导致了1958年8月底，本·古里安与土耳其总理阿德南·曼德勒斯签署了被称为“边缘条约”的一揽子军事、外交、政治与情报合作秘密协议。

( 6月1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议会上谴责以色列对国际救援船队发动的“血腥屠杀” )

“归根结底，与以色列建立联盟就意味着与华盛顿，这一替代伦敦成为中东地区首要影响力的政府存在某种积极关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什洛莫·阿伦森这样对本刊记者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借助对中东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有插手波斯湾之势，作为回应，美国精心构筑的“北层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于1955年11月成立。此前已经成为北约一分子的土耳其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组织的新成员，并在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军事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后，土耳其积极推动该组织迁往安卡拉，并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1956年，美国开始在土耳其因契尔利克空军基地部署高空U-2飞机，并于土耳其黑海沿岸地区部署窃取苏联情报的电子设施。根据1957年美土达成的协议，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配备有战术核武器的歼击机。从1947到1961年，土耳其从美国获得了大约1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1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成为西方阻止苏联和北约势力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桥头堡。

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是土耳其与美国以及北约国家关系的最佳蜜月期，土耳其关闭了伊拉克石油过境输油管，并向美国空军部队提供了因契尔利克空军基地，这是自1958年以来因契尔利克基地首次被用于非北约任务的军事行动。作为交换，美国政府促使英国、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帮助土耳其挽回其在海湾战争中遭受的经济损失，海湾危机财政协调集团为土耳其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海湾地区反伊拉克联盟则为土耳其防务基金提供了25亿美元。然而，海湾战争硝烟未散，这种关系就迅速崩裂。列昂·T.哈达尔向本刊分析：“出现这种变化的理由很简单——‘冷战’结束大大削弱了西方升级或维持这种曾经伙伴关系的基础，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重要威胁的首要堡垒，而只是一个对付南方次级威胁的伙伴。”

( 6月4日，以色列部分民众走上街头，支持拦截行为 )

在这段关系骤然变冷的日子中，土耳其遭受的最大耻辱莫过于无法获取期待已久的欧盟会员国资格。“为什么土耳其的要求永远被忽略？除了希腊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能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某个拥有6000多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新成员国。”列昂·T.哈达尔说。

以色列牌作为双刃剑

( 7月2日，以色列内阁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道歉 )

有鉴于此，“重打以色列牌”无疑就成为土耳其政府所能构想出的唯一解决方案。1996年，因第二、第三次中东战争而进入低谷的土以关系骤然升温，最终导致了一份秘密军事合作协议的诞生：据协议，以色列空军可以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这对于国土狭小的以色列提高空军飞行水平非常重要，它可以借此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监视叙利亚、伊朗，甚至在必要时能突袭巴什哈拉核基地，破坏伊朗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土耳其微波电子公司还与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合作，后者为前者拥有的早期F-16战斗机提供先进的主动式电子战吊舱系统，以及为土耳其拥有的F-4鬼怪式战斗机实施更新工程。两国还启动了一项总额为1.5亿美元，联合生产美制AGM-142“瞪眼”中程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以装备这些飞机。

除了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土耳其和以色列还从1996年起，开始了反恐情报交流共享和合作训练行动。土耳其仿效以色列，在其边界建立“安全区”，以防止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从伊拉克北部渗来。接受以色列空军技术培训的土耳其空军开始利用以色列进口无人驾驶飞机，侦察土耳其境内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基地以及黎巴嫩北部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基地。

对于亟待华盛顿秉承“新保守主义”思维的智库和策士们来说，土以两国结成的新型战略合作关系，无疑能对“冷战”后中东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进而逐渐吸引约旦、埃及等较为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成为美国“大中东民主政策”的伙伴。“它们都是世俗化与极度依靠西方援助和支持的民族国家，都身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中。”美国费城知名独立智库“中东论坛”的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丹尼尔·派普斯对本刊记者说，“它们之间的联合无疑曾是破解中东地区混乱局势的钥匙。”

然而，任何政治联盟关系都是一把同时带来稳定和新危险的双刃剑。土耳其的举动强烈刺激了与它在南部省份哈塔伊归属问题，以及幼发拉底河水务问题上保持长期争端的叙利亚、伊拉克等国。1996年4月7日，埃及时任外长穆萨发表讲话说，埃及正密切注视土以的事态发展，开罗绝不允许某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别国利益，从而使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失衡。次年7月，很少出国访问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率领外长等高级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访问伊朗。这次访问是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以土结成军事联盟后采取的最为明显的寻求支持的行动。访问期间两国总统一致表示，以土军事联盟是对两国安全的威胁。甚至当时，叙利亚同敌对的伊拉克中断17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当年8月，叙利亚经济代表团访问伊拉克，双方达成了总额为95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

不仅如此，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中最根深蒂固的不和谐因素，来自土耳其这个独特国家内部。土耳其前总理奇莱尔曾在1993年争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在物质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间的桥梁。然而“冷战”结束，重新引发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民族和种族认同”问题，也促使了土耳其国内难以弥合的危机。“将这种双重性转化为一种地缘战略与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是一种代价过高的冒险。土耳其于欧洲来说太中东，太伊斯兰化；于中东与其他穆斯林国家来说，过于世俗与西方化。”列昂·T.哈达尔告诉本刊。与其他中东地区国家一样，宗教激进组织的势力在土耳其内部重新迅速抬头，而土耳其引以为豪的民主多党政治加强了自身向本土化和宗教化的回归：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宗教激进派政党繁荣党获取了19%的选票，并控制了两个最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地方政府，它的支持者来自年轻人、国外移民，以及新型城市下层阶级等数量迅速扩张的团体。另外，苏联解体后，使得土耳其能重拾它在中亚建立泛突厥民族共同体的设想。截至2001年底，它已经在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以突厥语为主要语言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内开设了2000家合资企业，累计向它们提供了1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建立了民用航空线路与输油管道，并开设了突厥语言的卫星电视与通讯系统。

而这时候的外部背景是，“欧盟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土耳其加入这一组织的程序将再次无限期延长，不可能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陷入的战争泥潭，既破坏了自身形象，也使整个中东对西方军事力量的评估趋于下降。”列昂·T.哈达尔告诉本刊，这些最终都影响了土耳其一系列政策的取舍。“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本次袭击加沙人道主义船队事件上的强硬，只是反映了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深远变化，即它需要重拾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及中亚的密切关系，以弥补它在美国和北约遭受的冷遇和漠视。”

从长远看，如果土以两国关系因“5·31”海上袭击事件公开破裂，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以色列。“两国领导人的强硬政策也许能在短期内，使得他们的国内支持率上升，然而两国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许多东西。”坚持调解两国关系为华盛顿当前“最优先任务之一”的丹尼尔·派普斯告诉本刊，“缺乏以色列情报机关协助的土耳其将无力阻止库尔德人武装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渗透，流失的贸易与技术进口也很难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以色列也将陷入更为孤立的局面，其安全政策也会因选项减少而变得简单粗暴。”■

（感谢丹尼尔·派普斯、列昂·T.哈达尔和什洛莫·阿伦森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 同盟土耳其土耳其总统中东局势中东两难聚散阿拉伯国家战略以色列总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