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边的两块石头

（文 / 钟和晏）

( 由大量曲面构成的广州歌剧院观众厅 )

在珠江大厦16层的办公室里，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院长黄捷说起他和同事最初看到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广州歌剧院方案图的情景，“柱子没有一根是垂直的，全都是倾斜的，墙也是斜的，没有一个地方是规规矩矩的。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怎么实现？大家都不知道”。那是2004年，广州歌剧院方案正式启动，这家简称为“珠江院”的设计院被主设计方选为国内配合单位，负责施工图、建造规范等技术支持内容。

在通常令人眩晕的中国建造速度中，广州歌剧院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项目。1998年广州文化局被市计委批准立项，2002年开始国际设计竞赛并评选出获胜方案，到2004年8月，广州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被选为代建方负责投资管理，确定13.8亿元的总投资。

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的广州歌剧院在珠江新城中轴线与珠江北岸交汇处的西侧，作为城市新CBD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与东侧正在建造的省博物馆相对。“2001年，我们已经知道会有东塔、西塔和博物馆等。那时真是兴奋，广州同时推出这些竞赛，甚至有建筑师同时参加了多项竞标。”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项目总监俞锦文（Simon K.M.Yu）告诉我说，“但我们只集中在歌剧院竞赛上，从类型来说，歌剧院是难度最大、最复杂的建筑。”

后面几天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不断重复着“难度”这个词，结构、建造、声学和室内装饰等的难度。这种难度首先来自如同雕塑一般的非常规建筑造型，在结构工程师看来，它违背了基本的力学原理。

从一开始，扎哈·哈迪德的构思就很清晰，她的方案概念中有一张急湍的溪流冲刷着两块河石的照片，变幻成一大一小两座分离的建筑物，分别代表如今1804座大剧场和400座多功能剧场。大小剧场都呈现出难以描述的形态，有大量被反复切割形成的不规则折面。

( 两座分离的建筑是有1804个座位的大剧场和400个座位的多功能剧场 )

“扎哈的建筑语言是关于折面和折线，她也喜欢用类比，她和帕特里克都是凭直觉行事的人。”俞锦文说，“2001年，我们事务所尤其感兴趣创造一些地景建筑，与周围景观的友好关系，自身也变成景观的一部分。”

“水与石”的中国式意象打动了市领导，也决定了它的建筑表皮采用天然花岗岩，以开放式干挂石材作为外立面。用沉重、坚硬的石头来塑造一个异型建筑，自然更加困难。

( 白色的流线型几何体变幻出与功能交织在一起的楼梯扶手和廊道广州歌剧院是扎哈·哈迪德设计中第一座被建造完成的歌剧院 )

“扎哈当时希望建筑表皮用一种粗犷的材料，但没有确定具体是什么。我们根据她的思路，跑到好几个大山里去，搬回的石材整整占据了一个会议室，每块石材以30厘米乘30厘米摆开，都是黑白灰三种颜色的花岗岩。”广州歌剧院项目建设总工程师余穗瑶对我说。

珠江院执行总工程师黄泰谟为此构想出一种新的钢结构体系，大剧院由总共64个空间倾斜的三角形或四边形平面组成，多功能剧场由37个平面组成，与建筑形体的组成面一一对应。黄泰谟笑着说：“说句实话，这种结构也是一种无招胜有招，你一个建筑面，我就退一定距离做一个结构面。”

( 大剧院前厅的“扎哈式”空间 )

2008年末，我曾经从广州歌剧院建筑工地路过，那时候正是钢结构的建造阶段，好像以沉重的钢架做柔性的编织一样，钢条被连接成三角形或者四边形的网格，然后扭转连接形成一个个折面，那种扭曲的样子几乎令人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可以用特殊的做法来实现它。也许，将来材料和技术的突破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更有效的手段来完成这种不规则的建筑。”黄捷说。

( 广州歌剧院是扎哈·哈迪德设计中第一座被建造完成的歌剧院 )

黄泰谟用“空间折板式三向斜交单层网格结构”这样长长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新结构。

钢结构之后，节点设计成为另一个难题。尤其主梁相交的节点，彼此相交的杆件最少6根，最多10根，夹角最小只有10度。七八个面，扭十几根杆，常规的焊接方法无法完成，只能依靠铸钢节点。

( 迪拜歌剧院效果图 )

在他的办公室里，黄泰谟边播放电脑中的动画演示边对我说：“铸钢节点在‘鸟巢’这样的国内项目里也有用，但形状没有这么复杂、体量没有这么大。我们总共用了69个铸钢节点，最大的长度18米，最多的分出10支，就好像10根手指浇铸在一个手掌上。”

2002年，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已经完成了德国维特拉消防站、IBA集合住宅、奥地利伯金斯滑雪台等建筑，也已经赢得了像罗马当代艺术中心（MAXXI）这样令人瞩目的项目——几个长条状的体量像波浪般流动，将各种空间交织在一起。但那时候，她还远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明星建筑师，也没有那么多方案被变成真实的建筑。

( 帕特里克·舒马赫 )

“我们不是商业性的事务所，我们总是在实验，总是试图推动界限。但是我们不冒险，工作中我们会有大量的模型、测试和专家顾问。”俞锦文说。

第一次走进广州歌剧院是今年5月份，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也许之前电脑效果图中有些金属质感、闪闪发光的未来时代建筑留给我的印象过于深刻，在阴雨天的光线中看到那两块灰扑扑的“石头”连同它的玻璃幕墙时，居然有些意外。只是从东侧平台进入大剧院前厅的那一刻，才感觉真正进入了一个“扎哈式”的空间。

( 罗马现代艺术馆（MAXXI）内厅 )

前厅无一例外只有灰色和白色，白色的流线型几何体变幻出与功能交织在一起的墙面、楼梯扶手和廊道。更加粗壮、更有冲击力的灰色线条来自结构钢架本身，倾斜的角度、倾斜的线条，似乎在倾轧中尽力挣脱相互之间的制约，就像建筑师所解释的：“我们不做任何装饰，我们只是用结构工程来制造空间。”

再次感到吃惊是在进入大剧院观众厅的时候，天花板上被称为“满天星”的LED灯渐次亮起，照亮整个多边形的内厅。在那里，几乎所有内表面都是曲面，天花板向下延伸变成墙体，弧线形的隔墙从侧墙延展出来代替了传统的楼座栏杆，整个银灰色的弧形空间几乎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自如。

( 优美的建筑应该具备优美的结构 )

内厅那些曲面的实现是依赖一种名为G.R.G.（预铸式加强石膏板）的塑形材料，最早由英国人发明，在石膏板里面布上5层玻璃纤维增加它的强度。加强石膏本身很稳定，通过开模工艺，就能完成设计师想要的异形制作。

我在观众厅里碰到正在对着墙面拍照的恒豪集团副总经理裴彬。恒豪是一家台湾工程公司，也是广州歌剧院G.R.G.板的供应商。裴彬介绍说，整个观众厅内饰的异形面总共被分割成4000多片G.R.G.板，每片大概2.5平方米、六七十公斤重，在他们的工厂里制作完成之后，到观众厅进行现场组装，然后在表面喷涂油漆。

“很多异形部分建筑师没有办法出图纸，只能给你一个电脑模型。设计单位用犀牛软件，我们把犀牛软件转成机器判读的机械软件，都是由机器刻模而不是人工制作，来避免人为的误差。”裴彬说，“这就像一个由4000片小片组成的三维立体拼图，三维定位的难度非常高，扩散体部分尤其困难。”

担任歌剧院建筑声学设计的是澳大利亚马歇尔戴声学公司（Marshall Day Acoustics）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马歇尔博士（Harold Marshall）。这位“塞宾奖”（Wallace Clement Sabine Medal）得主几十年来的代表作品有新西兰基督教城市政厅、惠灵顿音乐厅、美国加州桔郡表演艺术中心等等。马歇尔博士也是正在建造中的巴黎爱乐大厅（La Philharmonie de Paris）的核心声学设计师。由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的这个交响乐大厅总投资2.6亿欧元，法国人期望它完成以后成为欧洲最好的音乐厅之一。

今年79岁的马歇尔博士已经退休，目前只参与像歌剧院这样的项目。他第一次看到扎哈的效果图时特别高兴，这一次，从扎哈原本不对称的设计，他实现了一个酝酿20多年的声学设计概念——双手环抱形式的楼座看台布局。

可能世界上90%的歌剧院都是对称的楼座看台，通常从后墙开始，顺着两翼侧墙一直延伸到舞台前沿，占据了靠近舞台台口的两侧墙面。马歇尔戴声学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杜晓军向我解释说：“这两侧墙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声学反射表面，所以，马歇尔博士2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看是否可以把看台做成不对称的。第一层看台从左面延伸到靠近舞台，右面离舞台很远的地方就被截断，第二层看台反过来从右面延伸出去，形成环抱的手臂形状。这样就可以暴露出很多靠近舞台的侧墙面，对声学很有利，可以给观众区提供更多的早期侧向反射声。”

欧洲《Opera Now》杂志对广州歌剧院的评价是“既有很高的清晰度，又有很好的混响感”，一般来说，两者很难兼得。普遍的道理是混响时间短，清晰度就高，但音乐听起来会有些干涩。如果混响时间长，声音更丰满，但清晰度会下降。

歌剧院混响时间的平均值是1.4秒，但马歇尔博士偏向定在1.5〜1.6秒之间。最后，广州歌剧院的测试结果是1.5秒。杜晓军说，“声音清晰度高低不仅和混响时间有关，也和早期反射声有关。马歇尔的理论是维持较长的混响时间来保证声音的好听，同时通过精心设计让每个座位获得充分的早期反射声。除了混响时间，清晰度也取决于早期反射声能和晚期反射声能之比”。

声学设计中的重要指标包括音量、早期反射声、声扩散、声场均衡分布等等，观众厅里的银灰色弧线形天花、墙面上分布着一些小小的三角形下陷凹坑，靠近台口的墙面上尤其密集。这些刻意做出的凹坑被称为声扩散元素，起到的是扩散声音、使声场分布均匀的作用，还能防止回声、声音聚集等缺陷。一个好的音乐厅需要声扩散元素，这也是18、19世纪建造的一些歌剧院、音乐厅有很好声学效果的原因之一，浮雕和繁复的装饰可以帮助扩散声音。

广州歌剧院是扎哈·哈迪德设计中第一座被建造完成的歌剧院。虽然1994年她在英国威尔士首府的卡迪夫湾歌剧院竞图中获得一等奖，但最终没有被建造。到现在，他们的事务所已经从最初的四五人发展到现在的400人。

5月中旬，在扎哈·哈迪德入选美国《时代》周刊“100位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之后不久，她的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因为银河SOHO项目来到北京。这位说话声音柔和的德国人调侃扎哈能够在《时代》上和Lady Gaga并驾齐驱了，“不过，扎哈本人可不像周刊上的照片那么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

帕特里克还带来一篇扎哈今年4月份写于伦敦的文章，题目是《我与中国的情缘》。扎哈在文章里回顾了她与中国的多年渊源，从1981年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之后参加香港太平山顶一间会所的国际竞标。“包括我的恩师在内，那个时代所有杰出的设计师都参加入了这次竞标。而当时我只是英国建筑联盟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第一次中国之旅的如画风景依然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决定参与这场盛事。”

当时，扎哈的方案是4个相互扭曲的管状物，既嵌入山腰之中，又激发出地形的活力，线形管状体与地形之间形成体量的冲击。作为评委的矶崎新被她独特的表现和透彻的哲理所吸引，把方案从初审淘汰名单中拣回来，评为首奖方案，“凭着获胜奖金，我得以在伦敦创办自己的工作室”。

这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充满了她对中国的溢美之词。扎哈还写道：“我把广州歌剧院的设计视为自己最心爱的作品之一，我对广州市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世界上鲜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能遇到远见与激情并举的客户。”■

我们只是期望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访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

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歌剧院已经完工开放了，你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帕特里克：其实它还没有完全完工，有一些小细节需要完善，一些小的失误需要修正。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来庆祝它的建成，因为5月份的艺术节不得不提前对公众开放。我们对剧院大厅和剧场内饰非常满意，用不同的形状、材料和构件创造一个连续的表面，建造实施得很好。歌剧院的结构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结构，你进到大厅就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钢架，视觉上有冲击力。只要可能，我们喜欢在建筑中把结构展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结构工程的优美性”？

帕特里克：对，但我所说的优美不是极简主义的那种简单，而是一个当代建筑和工程中的当代概念。“由复杂性清楚表达的优美”，这是我的基本论点，一个适合的工程结构是其中的核心。优美的建筑应该具备优美的结构，共同形成空间组织的复杂性，减少视觉上的混乱。就像自然系统中的形式是相互作用力的结果，它的构成是高度整体化的，不太可能把它们分解成独立的子系统。传统建筑是以简单的形式——像立方体、平面、网格、圆穹和棱锥体等等——完成的装配游戏，从中可以清晰地分离出功能的子系统，而当代建筑的工程挑战是追求复杂的三维几何和不断变化的形式。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是歌剧院，迪拜歌剧院从效果图上看似乎比广州歌剧院更加奇特和科幻，它的结构实施难度也更大？

帕特里克：迪拜歌剧院的设计要晚一些，而且体量也大，迪拜想要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广州歌剧院基本上是平面加上部分曲线，只有很少的部分有双重曲线，但迪拜歌剧院几乎建筑体的每个部分都是双重曲线，难度自然加大了。

三联生活周刊：它现在进展如何？

帕特里克：现在项目被冻结了，也许以后还会进行下去，至少目前一切都停止了。不过，最近我们也参加了南京歌剧院的竞赛，我们的设计方案比以前更加别具一格。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最近在巴塞罗那赢得了“螺旋塔”项目，这一强调建筑骨架的设计似乎有风格上的变化？

帕特里克：并不是我们喜欢变换风格，功能需求的逻辑决定解决方法。歌剧院建筑可以更加塑形，办公大楼需要规则一些，如果像北京银河SOHO这样的大型综合体，可以赋予更多的曲线。但总的来说，我们每个项目都包含有机形式或流线型因素，“螺旋塔”也是由不规则的、自由的螺旋和曲线构成，不是数学上那种规整的螺线，一切都是统一在参数化主义的主题下的。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参数化主义（Parametricism），你把它视为现代主义之后主要的创新风格？

帕特里克：过去15年以来，从建筑、室内设计到大规模城市设计，它变成前卫设计的主导风格。参数化设计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数字动画技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参数设计系统和脚本技术让它变得更加显而易见。项目的规模越大，用参数化设计清晰阐明方案复制性的优势就越明显，我们事务所一些总体规划获奖方案就是例证。参数化设计只有通过电脑生成的几何体系来实现，运用像Mel脚本或者Rhino脚本以及像GC或者DP这样的参数建模工具，如今，不掌握这些电脑技术是很难参与国际性的前卫设计竞争的。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把参数化设计变成真实建筑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帕特里克：主要是工程师和承包商在设计和制造阶段运用电脑技术的技能，用激光切割、机器塑形等精确地实现更加复杂的形状，否则达不到所需的精准程度，电脑三维模型可以避免画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像银河SOHO的表皮用曲线形的铝板，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来切割和弯曲这些铝板，这不太容易实现。结构上部分用混凝土、部分用钢材，柱子是倾斜的，如果是直线自然就容易多了。在中国，一些合资企业承包商已经在新的技术和设备上投资，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认为扎哈·哈迪德的建筑如今变成像LV的皮包一样的奢侈品，影响年轻建筑师过于依赖电脑生成的形式并失去了建筑师的责任心，你如何回应类似的批评？

帕特里克：我觉得运用电脑技术和放弃责任心之间没有关系，无论年轻建筑师还是我们都是多了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获得新的技能来发展我们的专业性，创造出更加优美、适合的建筑解决方案。复杂的都市背景下需要一些非常规的形式，有时候运用曲线可以让建筑更加优美，这是传统的方法做不到的，也是我们的职业责任。至于奢侈，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公共建筑甚至低收入住宅，在发展初期，这一类建筑造价比较昂贵，因为需要投资新的技术和设备，但以后会越来越普遍。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某个城市拥有某个扎哈·哈迪德建筑，这好像变成了一种商标？

帕特里克：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只是期望做一些特别的东西，创造出与日常建筑不同的特殊氛围，这也是我们喜欢歌剧院、博物馆这类项目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英国《卫报》提到你们设计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馆超出了原有预算的3倍，事实是这样吗？

帕特里克：传达给公众的预算问题是有误的，政府在公布预算的时候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只是建造费用，还是包括设计费、项目管理和维护费用等等，这么多数字有时会造成混乱。其实我们没有超出预算，反而是把建筑体量变小一些来减少造价。在英国预算的确定性是很重要的，但也会造成实际问题。一些非同寻常的项目其实很难完全符合预算，最后只能修改设计而不是更好地发展它。

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歌剧院在建造过程中有预算问题吗？你们有做一些妥协吗？

帕特里克：没有什么重要妥协，一开始在大厅部分我们设想用更加坚固的亚克力材料，因为造价昂贵改用G.R.G.，但这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歌剧院在建造过程中是由政府来选择承包商，我们对承包商、造价、设计等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妥协了。

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歌剧院是你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建成项目，总的来说，你们会如何评价这一次经历？

帕特里克：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虽然开始的时候非常拖延，究竟谁是竞赛获胜者很长时间悬而未决，而且广州市政府同时和几个竞标者磋商合同，这种做法不太常见。不过，我们对最后的结果感到高兴，扎哈和我都很感激广州市有抱负投资这样一个艺术性的建筑。所以，这是国际建筑师们都喜欢中国的原因，能够有机会完成一些特殊建筑，这在其他国家要更困难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合伙人，你和扎哈在事务所的工作是怎么分工的？

帕特里克：我们都是把自己视为建筑师，精力都是集中在设计上，有其他人负责商业、合同、管理等等。我们俩主要是项目初期的设计主导，所以大量工作是一起进行的，尤其在新的竞赛和项目到来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她是个难对付的合作者？

帕特里克：是的，很难。因为她的抱负，总是尽力得到最好的、最独特的方案，我们也只有全力以赴来实现它们。■ 两块马歇尔建筑三联生活周刊石头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