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赤裸，是唤醒

（文 / 何潇）

( 抚摸奇异之花—— 安祖花的安娜T （2007年） )

在第二个本命年里，贝蒂娜·瑞姆斯（Bettina Rheims）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拿起相机。“24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我不知道该做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后来我想起了自小喜欢的摄影。”贝蒂娜·瑞姆斯对我说。长途旅行和马拉松式的谈话让她有些疲惫，但谈话依然十分放松。她说：“一天，有人给了我一个相机。我从镜头里看出去，认识到这个世界能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可以把不愿意看见的东西摒弃在镜头以外，把喜欢的东西收进这个方框里。于是我开始拍照。接着有了我的第一个系列，我拍了一组脱衣舞女的照片。”

这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贝蒂娜·瑞姆斯早已蜚声国际，被媒体称为“法国最知名的女性新锐摄影师”。两年前，她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叫不出她名字的人，大约也见过她为众多奢侈品牌拍摄的铺天盖地的广告照。她的镜头里收过麦当娜、凯瑟琳·德纳芙、夏洛特·兰普林、卡洛尔·布盖、玛丽安娜·菲斯福尔、芭芭拉、凯莉·米洛、克劳蒂娅·雪佛等明星、名模的影子，也拍摄过其他领域的名人，譬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1995年，希拉克请她拍摄竞选时的官方肖像照，几个月后，他成了总统先生。《纽约时报》称她为“法国的安妮·莱博维茨”，但她有自己的说法——“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是我的偶像！”贝蒂娜·瑞姆斯告诉我，“我喜欢她的音乐和风格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做摄影界的佩蒂·史密斯。”

是的，佩蒂·史密斯。她出现在屋里的时候，不少人脑中都闪出这个名字来，并开始私下交谈：“她们看起来可真像！”这种相似是可以目测的：白衬衫、黑外套、修身的黑裤子，几乎没有化妆，若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肩上，加一条松开的领带，就是佩蒂·史密斯经典专辑《马》封套上的造型。还有衣着以外的东西——是那么一种瘦削，或许说，形销骨立，入眼的只有线条，还有一股在女人身上很难寻着的硬气。

“我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的作品是为了某个目标而作的。人们现在经常叫艺术家解释他们的作品，然后再将自己的观点加诸到作品上。我对评论不在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尽量让照片达到自己心中的样子。我做的是讲故事，它不只是关于衣服。”在解释自己的摄影时，贝蒂娜·瑞姆斯如是说。“很多时候，我的作品帮助女性更好地了解自己，让她们感觉更好。我在打开一扇门。我为那些想进来的人打开一扇门。”此次来上海，是为了领取本年度的“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大奖”，她是几个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在颁奖典礼上，她一身中性装束，站在几名男艺术家中间，借她的话来说：“感觉像个一堆男性艺术家中的异域公主。”

贝蒂娜·瑞姆斯出生在艺术世家，有一个作为文艺评论家、作家及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著名父亲：莫里斯·瑞姆斯（Maurice Rheims）。“我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很遗憾，几年前他离我们而去了。”贝蒂娜提及父亲的时候有一点伤感。莫里斯·瑞姆斯过世后，另一名文坛大腕终于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新一任院士，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兰·罗伯·葛里耶。采访贝蒂娜的媒体现在不太热衷谈论她的父亲，或许因为贝蒂娜自身的名气已经足够提供谈资。他们更愿意谈论的是，这个名门之后的职业生涯是从做模特开始的。“我不是超模，只是小模特。后来又做了记者。但我并不喜欢做模特，我不喜欢暴露在镜头前。从小，暗房对我就充满吸引力。我小时候经常躲在那里，因为那里没有人能看见我。我那时不喜欢大人，也不习惯周围都是人——是的，像个谜。”

( 一头倒在床上的赛毕·巴克（1996年） )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喜欢的是摇滚乐和派对，也许还想过成为摇滚明星。我之前那一代受到波伏娃的影响更大。”她继续谈论女性主义，认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与50年前的女性主义者已经不一样了，“我刚做摄影师的时候，女人要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强大，才能得到男人的工作，你一旦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你的工作就可能被男性取代。但现在，女人可以运用女性的一面——这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表现得坚强，也可以表现得柔弱，可以表现得像个男性，也可以表现得像个女性。女人赢得了很多战役——当然这场战役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西方有不少这样的女性摄影师，譬如李·米勒（Lee Miller）和埃伦·冯·昂沃丝（Ellen Von Unwerth）——她们的职业生涯从模特开始，接着转到镜头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这种由“被观看”到“观看”的转变为其作品带来了特别的东西。“长久以来，我认为这段经验对摄影没有帮助，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知道拍摄对象的界限在哪里，能做到哪一步。”贝蒂娜·瑞姆斯对我说，“我在70年代早期的纽约做模特，那时的摄影师都想脱掉你的衣服、叫你嗑药。要拒绝这些是很难的——经纪人会告诉你那些重要的摄影师是如何地不该忤逆。所以我知道模特的底限在哪里。我善待、尊重这些模特，把她们当做我的孩子、朋友和姐妹。”

( 准备喝下一条金鱼的舒淇（2006年） )

“时尚是摧毁一切的东西——”贝蒂娜·瑞姆斯接着说，“我的照片不是时尚摄影，它展示时尚，但它并不是时尚摄影，我也不是时尚摄影师。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会想象一个场景，组织一个故事，我在照片里利用时尚。你知道，拍Marc Jacobs与Chanel是不同的情形。我想我不是一个好时尚摄影师，因为我利用时尚比时尚利用我多。”

贝蒂娜·瑞姆斯开始获得国际名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距离她正式拿起照相机不过短短的几年。1981年，她的第一个摄影系列——即她提及的那个“脱衣舞女系列”在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大获成功，这是她一系列国际展览的开端。1999年，瑞姆斯与作家塞尔日·布朗利（Serge Bramly）合作，拍摄了其里程碑式作品——《I.N.R.I》。在这部摄影集中，贝蒂娜以照片为语言，重述了一个充满现代寓意的耶稣故事。

( 与莫妮卡·贝鲁奇共进早餐（1995年） )

“我很幸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名了。当然我也有过沮丧的时候，但并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刻。幸运一直陪伴着我。西方人有一句形容好运的话，叫‘敲木头’，我一直在敲木头。”在开始摄影的第二年，贝蒂娜遇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人物——摄影大师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纽顿在后来成了贝蒂娜的导师。“这是我生命早期重要的‘遇见’。生命是关于‘遇见’的，它由各种际遇组成。”贝蒂娜·瑞姆斯说。

在她的作品里，可以看到赫尔穆特·纽顿的影响：女性、裸体、鲜明的影像后面有蓬勃而出的欲望——或者说，情色。“我对赫尔穆特·纽顿非常尊敬，但他的作品与我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男性摄影师与女性摄影师是不同的。赫尔穆特·纽顿的作品是从外在来观察的，像个雕塑作品，巨大、性感、充满了力量，这是男性对女性的观察和想象，而我的作品是一种‘亲密’。纽顿的作品里没有这种亲密。我看过他拍照，他不与她们对话，也不碰她们，而是告诉每个拍摄对象该做什么。但我不会下命令，我的方式是建议和对话。作为女性，我懂她们，不会做伤害她们或破坏相互之间信任感的事情。有时我也会做一些挑战她们极限的事情，但最终只是一场游戏而已，这不危险。就像一起旅行的两个人，为的是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 豪华轿车里的周迅 （2002年） )

曾经有人用“以男性的视角来观察女性”来评论瑞姆斯的作品，或许因为她照片中体现出来的感官神秘性，影像里充满了弦外之音——在观看者的眼中，照片中的女人是态度亲密的，但一旦靠近，却又能看到她们的拒绝。这种暧昧的拉锯战在其于1990到1992年拍摄的《Chambre Close》摄影集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女性一直是我的题材。许多人认为我拍摄的是女性裸体，但其实不是这样。我拍的不是裸体，是她们内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赤裸的身体更裸露——我看到了她们的内心世界。”贝蒂娜·瑞姆斯说，“我拍过许多人，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裸露的身体并不是我的目的。人们在脱掉衣服——那些名牌外套、昂贵鞋子的时候，也脱掉了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她们摒弃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这让她们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不是赤裸，这是唤醒。这只是一种方式，让这些女人进入我的梦境和幻想，成为我摄影故事里的主角。”

2002年，贝蒂娜·瑞姆斯做了一件颇为重要的事，在后来她称之为“疯狂。”她给整个团队买了机票，飞到上海，在南京路的海豚宾馆住下，开始拍摄。这一待就是一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多么富裕的摄影师，只有纽约的摄影师才富裕。当然，机票还是能支付的。”贝蒂娜·瑞姆斯笑着告诉我，“我在1985年来过一次上海，与辛迪·克劳馥一起。那是第一次有超模来上海，那时的浦东都是农田，但我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城市，并对自己说要再回来。后来我读了棉棉的《糖》，这让我有些思考：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变里，女人们在经历什么，又怎么来面对这种改变？我总是关心‘瞬间’，关心某个特定时刻里人们的转变。于是我决定来到上海，拍摄上海的女人。”

( 贝蒂娜·瑞姆斯 )

她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最大的困难还是技术上的——光线的问题。“上海是个灰色的城市。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女人打光，用给西方女人拍摄的方式行不通，上海女人的皮肤、眼睛的颜色都与她们不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上，但一旦解决，旅程变得不可思议。”在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里，贝蒂娜拍摄了200多个女性。有政府官员、舞蹈家、演员、模特，也有各种漂在上海的人。这些女性的面孔被贝蒂娜收在同一个镜头下，出版在名为《上海》的影集里。“我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拍摄其他城市了。我不是一个拍摄城市的摄影师。”贝蒂娜·瑞姆斯说，“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它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它有一种微妙的感性联系，这样的东西无法复制。”■ 不是唤醒摄影贝蒂赤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