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上市：直面“三农”的理想与现实

（文 / 陈斯）

重塑“三农”

农行发布的《招股说明书》用了整整一章25页来阐述“三农金融业务”。与工、中、建行当年股改上市不同，在农行的商业改革中，国务院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面向“三农”的原则。

面向“三农”，是一种责任。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依然欠缺。2008年，县域地区贷款相对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为40.2%，而城市地区这一比值则达到171.5%。有关专家指出，农村金融服务的渗透率太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些农村金融机构不仅没有起到服务“三农”的作用，反而成了“抽水机”，导致大量资金流出农村。无疑，商业化改革如果导致农行摒弃农村市场，城市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更加失衡。

国家需要一个留在农村市场的中流砥柱，而国内国际的投资者需要一个现实的盈利模式。这原本并不冲突，然而，前些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撤离及大量坏账的沉积，给这个市场留下了“‘三农’即是扶贫，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刻板印象。唯有重新打造“三农”业务模式，实现“三农”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IPO铺平道路。

其实，其他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不乏成功的案例。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占据了法国85%的农业信贷份额，并且是欧洲第九大资产最好的银行。它包括最基层的2500家地方信用社，然后由信用社出资成立了39家地区银行，这些地区银行又控股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下级机构选代表参与上级机构的管理，同时，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扁平化管理，两级核算，法农贷为一级，区域银行及基层信用社为同一级。印尼人民银行也是一例，它兼营农村金融和公司金融业务，采用事业部模式，两种业务相互独立，农村金融业务20多年连续盈利。此前，农业银行曾传言借鉴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经营模式，实行各省拆分经营，引起极大争议。但2007年9月，农行改革方向确定之后，开始在吉林、安徽、福建等八省开展的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试点，却倾向于印尼人民银行的模式。

2008年8月，农行在国内首创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全面推动全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对于“三农”业务的范围，农行并不局限于农村地区，而是立足于更广阔的县域市场，以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为基础组建“三农”金融部，对“三农”金融业务实施专业化经营和管理。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县域金融并不都是特差的地方。”野村证券执行董事颜湄之告诉本刊，“尽管近年来中资银行股陆续上市，投资者可选的范围很大，但是海外投资者对农行还是有兴趣的。农行的特点不一样，国内鼓励农村市场发展，农行在基层的网点比别人都多，有更多可提升的空间。”

同时，“三农”金融部在执行全行统一的管理政策制度的基础上，可在信贷管理、资源配置、绩效考核、风险管理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的管理体制，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权。这又保证其与城市业务可以实行不同的业务流程，开发合适的产品，更加贴近农村市场的需求。这种改革，效果直观。2009年，农行“三农”业务共发放惠农卡2526万张，农户小额贷款余额673亿元，较年初增加626亿元。一位早先试点地区的支行管理层告诉本刊记者：“‘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明确了资源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使大家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去做这个事。主推的惠农卡和农户小额贷款取得了较大发展。”

县域金融的想象空间

如果退回10年以前，农业银行是没有打造县域金融的底气的。这10年经济的发展，县域金融生态已经悄然改变，包括县域综合征信体系的建设、融资抵押担保机制的改善、农业风险转移分摊机制的形成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广，都为县域金融服务的开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国家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城镇化发展，也将为县域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红利。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的研究：城市化进程的全过程呈S形，可分为初期、加速和后期阶段，具有阶段性规律。当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城市化进入第二阶段，进程加速，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从2001至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短短8年间，城市化率从40%提升至46%左右，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县域地区名义生产总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6.8%，高于全国名义GDP15.5%的增长水平，而县域地区的名义生产总值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从45.9%提高到了49.6%。

农行IPO的想象空间正在于此。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跟美国相比晚了100年，未来数年，每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能增加1.5个百分点，2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会达到75%。依此假设，每年将有1500万〜2000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化的进程会提高劳工的生产率和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增加城镇的投资需求，对银行和金融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被满足，县域金融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在推动金融服务需求的升级。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认为，目前除少数业务外，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与城市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步趋同。过去以供销社、粮棉油收购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的县域客户结构，已被新时期的优质公司客户和中高端个人客户等为主的客户结构所取代。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张，也从侧面印证了县域金融市场的魅力。从2007年试点至今，全国已成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60家，正在筹建55家，已组建小额贷款公司1612家。

在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市场中，农行计划大展宏图。根据农行制定的《“三农”业务中长期发展规划》，农行计划到2012年，在“三农”和县域市场取得重大进展，使农行的“三农”经营管理体系高效运作，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更加突出。到2017年，将“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成为全行的支柱业务，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稳居领先地位，能够为“三农”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金融服务。

直面现实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路途并不平坦，尽管县域金融的前景诱人。2007〜2009年，农行“三农”业务的年税前利润保持了连续的增长，分别同比增长42.5%和55.8%，增速高于城市金融业务，不良贷款率从5.51%下降到3.69%，但是，“三农”业务对农行利润的整体贡献还是比较低的，2009年，“三农”金融业务的税前利润占总体的28.33%，而其总资产则占整个农行资产的36.4%，可见“三农”盈利水平低于全行平均。此外，连续高增长的盈利，也有待观察。兴业证券分析师胡远川对本刊指出：“目前，农业银行‘三农’部分的利息收入中有大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转移定价，2009年内部利息收入占比达48%，这个内部的定价具体多少，农业银行并没有披露。”

“三农”业务偏低的贷存比也可以印证胡远川的看法。2009年，在许多银行由于大量发放贷款，贷存比被顶到了监管层容许的最高限75%时，农业银行“三农”业务的贷存比也仅为39%，可见县域地区的储蓄存款，可运用拓展的空间还很大。但这个现象正在改观，去年，“三农”贷款规模的增长达到了43%，高于33%的全行平均贷款增速，也高于银行存款的增速。

此外，高于50%的成本收入比也制约了“三农”业务的盈利水平，从其他三大行的平均成本收入比来看，都在40%以下。胡远川分析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还不支持农行‘三农’金融业务的大盈利，也可以理解为时机还不成熟，就像10年前中国不支持高消费一样。”

另一方面，资产质量的高低也与银行的发展息息相关，财务重组之后的农行交出了一份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的成绩单，但两年的时间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惠誉评级联席董事温春岭告诉本刊：“农行曾在1999年剥离3458亿元的不良资产，在2008年又剥离了8156亿元不良资产，9年间政府帮助剥离的不良资产倍增。尽管2009年农行的不良贷款率正在下降，但是任何一个银行资产质量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你怎样去规范你的一、二级分行，甚至支行的放贷行为，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把整个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完全改变。风险管理框架体系的建立相对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风险管理文化的问题，这种文化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直面农行现实三农上市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