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普敦：海角，城堡与城市

（文 / 李菁）

( 开普敦好望堡的士兵表演 )

好望角

狂风裹挟着巨浪，肆无忌惮地向岸边席卷而来，撞击礁石上，溅起无数浪花和飞沫——没有想到，竟是在远离中国1万多公里之外的好望角，领会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意境。眼前这片奔腾不息的海洋，也是与人类波澜壮阔的航海史联系在一起的，想象着迪亚士、达·伽马驾船航行的场面，也顿有壮怀激烈之感。

虽然此前对好望角的大风有所耳闻，但身临其境，还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每往前走一步，都像有一双巨大的手在阻挠着，衣服也被刮得呼呼直响。登上距之不远的开普角（Cape Point），风更加猛烈。迎面下来的一个白人游客好心地提醒我注意保护自己的太阳镜，她说刚才来了一阵猛烈的风把她的太阳镜都刮跑了。

不过，仔细想，或许正是这毫不留情的风和浪，使得好望角从那些野心勃勃的航海家的征服图里侥幸逃脱了一段时间。

在南非的西海岸，大西洋寒流沿着几乎是直线的海岸线由南而上，干燥的海风在它的北面形成了面积巨大而无法接近的纳米比亚沙漠。东海岸有莫桑比克暖流经过，虽然在夏季带来了充沛的雨量，但是北方的阿拉伯航海家们却不敢冒险向南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因为对当时设备还不太好的船只来说，十分强劲的暖流使得回航极端困难。而冬季风浪不容易接近的南非沿岸使得它与外界隔绝了很长一段时间。

( 好望角的古铜色铭牌，这里是非洲大陆最西南端 )

但是，这一局面终究被打破。1487年8月，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选派迪亚士带着3艘帆船，离开里斯本，驶向非洲大陆。其实葡萄牙人早在1414年就已经踏足非洲，占领了北非摩洛哥的港口休达（Ceuta），他们一直在跃跃欲试，想从南边绕过非洲大陆，以开辟通往印度的道路。迪亚士是这一雄心勃勃计划的又一执行者。

迪亚士的船在到达沃尔维斯湾（Walvis Bay）地区时遇到了风暴。沃尔维斯湾在今日纳米比亚境内，距离非洲之南还有一段距离。迪亚士不得不离开危险的海岸驶向远海。帆船在大海上漂流了12个昼夜后，1488年2月3日，停泊在非洲南海岸的莫塞尔湾。迪亚士还要继续向东，但船员们已被惊涛骇浪吓破了胆，拒绝继续航行。无奈下，迪亚士只好调转船头，在返航的归途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岬角，迪亚士便给这个岬角起名为“风暴角”（Cape of Storms）。当迪亚士回到里斯本向国王报告航行经过时，国王不同意这个名称。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只要绕过这个狂风巨浪的海角，就有希望发现通往富饶东方的道路。于是便把“风暴角”改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展室，介绍与其有关的航海史。其中一幅的标题叫“海上坟场”，上面列出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此遇难船只的详细信息，看到这个展览后，也就对当年那些船员的恐惧之情多了份理解。好望角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风暴角”，强劲的西风急流掀起的惊涛骇浪常年不断，这里除风暴为害外，还常有“杀人浪”出现。航行到这里的船舶经常要翻船，所以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海地段。让人感慨的是，当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航线最终打通后，迪亚士却在1500年连人带船消失在好望角外海。

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消息传遍了西欧。面对西班牙将称霸于海上的挑战，葡萄牙王室决心加快抓紧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活动。这一重大使命交给了年轻的探险家、贵族子弟达·伽马。1497年7月8日，达·伽马带着170名船员、4艘中等吨位的帆船出发。开始他循着10年前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航路，迂回曲折地驶向东方。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后，船队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并最终在5月20日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该港口正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所经过和停泊的地方。从此，从大西洋经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航线正式打通。

( 开普敦好望角 )

1499年，达·伽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又回到葡萄牙。返航时只剩下两条船，许多水手在途中死于疾病，其中包括达·伽马的弟弟，虽然代价巨大，但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为这次远征费用的60倍。

人们对好望角，一直有两个误解：一、好望角并不是非洲的“最南端”，而是“最西南端”；二、好望角也并不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分界线。地理学上已经测定，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是开普角以东大约150公里的厄加勒斯角，那里也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真正分界线。

( 开普敦诺贝尔广场上矗立着南非的四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的铜像 )

但不知为何，好望角却一直享有它超乎寻常的人气和名气，而厄加勒斯角却鲜有人知。这或许缘于好望角在航海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来往于亚欧之间的船舶都必须经过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虽然大大缩短了欧亚的航程，但一些特大的油轮仍需取此道航行。

好望角的战略意义也无须多言。这里也曾发生过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1904年2月8日夜间，日本偷袭停泊在中国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这便是日俄战争的开始。虽然俄军数量远远超过日军，但由于对战争准备不足、军事技术落后、后方补给线过长、战争指挥官庸碌无能等原因，俄军在战争中接连失利。1905年1月2日，4.8万名俄国海陆军在旅顺口向日军投降。俄国人不甘心失败，5月27日，奉命增援远东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好望角，蹒跚航行1.8万海里后抵达对马海峡，与日本海军决战。结果俄国舰队38艘舰只除3艘突围外全部被歼。至此俄国一败涂地，无力再战。

( 第二次布尔战争时期的布尔人 )

好望堡

五边形的好望堡(Castle of Good Hope)就在开普敦市内最中心的位置。“看到那几面旗子了吗？”华人导游王健指着城堡的外墙上迎风飘扬的旗子问我们。他解释说，旗子一共有6面，也代表了好望堡的6次易手。

好望堡的历史，或许恰好是开普敦甚至南非历史的一个缩影。

第一个进入好望角的白人殖民者，并不是发现它的葡萄牙人。法国人路易·约斯在《南非史》一书里解释说，葡萄牙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个风暴肆虐之地，加之之前与当地的土著发生过一些冲突，他们觉得南非整个海岸都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在南非海岸立足的打算。

1647年，一艘从印度回航的荷兰船“哈勒姆号”在开普敦一带的桌湾遇到风暴而搁浅，船员上了岸，抢救了一部分货物，临时在海滩上安顿下来。两年后才来了另一艘船，把这些落难船员送回荷兰。回到荷兰后，“哈勒姆号”的船长建议在好望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据点，以免将来别人再遇到类似的不幸。这个建议最终被荷兰统治者所接纳，1651年，第一批荷兰人被派到桌湾。

当年营救船上的一个船员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被任命为司令官，因为他在好望角待过，并带回了大量有用的材料。年底，范里贝克带着3艘船驶向好望角。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批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一位是范里贝克的妻子。“这就最清楚地表明这次航行已不再是一次一时的冒险行为，而是开始在该地生根了。”路易·约斯这样评价。

荷兰人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靠近大海和河流的地方建要塞，船员们成了最初的劳动力。随着过往船只频率及人员的增加，前来定居的荷兰人越来越多，从1652年的125人到1672年的220人，一个城市也由此慢慢建立起来。

好望堡的入口处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清楚写着这座城堡的建设年份：1666年。城堡的地址选在距要塞230米处，荷兰人花了13年，辛辛苦苦建成了好望堡，由此也成为南非境内最古老的欧式建筑。

好望堡里面专门辟有一个“军事博物馆”，详细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驻守在此的不同国家的军事力量。1795年9月，英军占领开普，好望堡的主人于是变成了英国人。英国人与法国拿破仑的较量也对遥远非洲的这一土地投下巨大影响。曲曲折折，好望堡也在荷兰人与英国人之间几易其手。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这些原有的殖民者的后裔，以荷兰人为主，还有部分法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被英国人轻蔑地称为“布尔人”（农夫的意思）。布尔人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他们已经失了自己对欧洲的身份认同，把自己看做是这块土地固有的一部分，因而视英国人为入侵者，但是对黑人来说，他们的白皮肤又是外来殖民者的象征，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

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山坡上，矗立着“先民纪念馆”。每年的12月16日这一天，太阳光都会通过纪念馆圆形穹顶上的一个开口照射进馆内一块刻着“Ons vir jou,Suid-Afrika”的大理石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为了你——南非。”建筑师杰勒德（Gerard Moerdijk）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做法：太阳光线的照射象征着上帝对于移民先驱的生命和工作的祝福。

这个设计背后，是一段惨烈的故事。因为不满英国人，1836年，为了躲避英国人，成千上万的布尔人分批从不同路线越过开普敦，拖家带口，套上牛车，赶着牛羊，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一路经历的艰辛劳苦自不待言，他们还需披荆斩棘，时时面对狂风暴雨、猛狮野兽的袭击。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和当地土著人发生了激烈冲突。1838年12月16日这一天，布尔人和祖鲁人在恩康姆河发生激战。530个布尔人用64个牛车围成阵地，男人伏在车后抗击，妇女在他们的身后充填弹药，她们的身后是儿童，负责掺望放哨。最后，布尔人打败了1.5万名黑人，3000名祖鲁人战死，血染恩康姆河，此役被称为“血河之战”。当时率领1500名荷兰移民（其中有半数是妇女和儿童）打败祖鲁族的布尔人首领叫比利陀利亚(Pretoria)，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后来成为南非的行政首都。

虽然远避他乡，但布尔人与英国人的矛盾并未就此消除。反之，随着金矿以及钻石的发现，英国人与布尔人为控制这部分利益冲突更加激烈，直到兵戎相见。

好望堡的军事博物馆里，专门辟有一个展室，详细介绍了英国人与布尔人两次战争的详情。第一次布尔战争是在1880年爆发的，布尔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克鲁格后来被布尔人选为独立于英国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大总统。

1899年10月11日，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英国先后动员了44万军队，布尔人有8.8万人参战。实力远逊于英国人的布尔人在退出城市后，却分成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切断铁路交通，掠取英军给养，歼灭小股英军，给英军造成很大困扰。英军为消灭布尔游击队，实施焦土政策，烧杀破坏，将布尔平民关进集中营，同时构筑大片铁丝网，修筑堡垒，压缩布尔游击队活动空间。

这场战争延续了2年7个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英军消耗战费2.5亿英镑，死亡2.1942万人；布尔人死于战场3990人，死于集中营2.7927万人。1902年5月31日，在距离约翰内斯堡60公里的弗里尼欣（Vereeniging），双方签下和约。布尔战争也是大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英国大众第一次意识到英国的帝国扩张能力的有限以及殖民扩张的巨大代价。此后的帝国开始走向没落。而战败的克鲁格流亡欧洲，1904年在瑞士去世。

第二次布尔战争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25岁的青年人，作为伦敦《晨邮报》（Morning Post）的随军记者，跟着英军也来到了南非前线。

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与几十名英国军人一同被俘。趁卫兵不注意他翻过了墙头，先是隐身于草丛，又爬上运煤的货车，躲入山林，藏匿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艰难跋涉到附近的一个煤矿。他幸运地发现这个煤矿是由英国人开办的。在煤矿经理和英国矿工的帮助下，他最终装扮成一个搬运工人，在一系列险象环生的经历之后最终成功逃脱。这一段奇迹般的冒险经历，当时成了在战场不断失利的英军的一个亮点，报刊对此大加渲染。而这位记者本人也在《晨邮报》发文章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惊险经历。这为他进入政界积累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他后来也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

“母亲城”

徜徉于开普敦的大街小巷，如果不是经常提醒自己，会经常忘了自己置身于非洲大陆——开普敦与我们通常的“非洲想象”距离得太远。而驱车到离开普敦几十公里以外，那些静谧、整洁的几个小镇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其实留心观察，会发现在很多国际旅游组织评选的“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最佳城市”的名单里，都有开普敦的一席之地。

开普敦的治安比约翰内斯堡好了很多，所以一到开普敦，在约翰内斯堡一直紧绷的神经不自觉地就放了下来。“所以我们接待游客时，通常让大家先到约翰内斯堡，再到开普敦。如果反过来，先在开普敦放松了，再到约翰内斯堡，是不会习惯那种紧张气氛的。”上海奉浦集团的冯煜笑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

开普敦的文化产业也十分发达，每年的爵士音乐节吸引了全球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城市里也有很多电影工作室和大批电影从业人员，“因为开普敦的风景好，电影制作水准高而人工又相对便宜，所以好莱坞的很多片子都选择开普敦作外景地”。当地华人导游王健告诉我们，这些片子有我们熟悉的《007之皇家赌场》、《血钻》、《史前一万年》、《第九区》等。

从字面上直译，开普敦（Cape Town）就是“海角城市”的意思，实际上，它的历史也就是与好望角的发现与好望堡的建立并行发展的。因为是欧洲殖民者在南非登陆的第一个城市，开普敦又称为“母亲城”，其实细究起来，这也是一个带有强烈白人殖民者立场的称谓。“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前，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南非历史的第一课，都是从1652年荷兰人从开普敦登陆开始的。”开普敦的白人青年乔治告诉我们。

即便是白人殖民者，他们的构成也非常复杂。第一个到达开普敦定居的非荷兰欧洲人，是1688年到达的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因在本国被视为异教徒而远走他乡，而开普敦的荷兰当政者宽容地让他们在荷兰人的聚居区安定下来。他们很快与荷兰人通婚，进而同化为一个新的群体。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1.4万名来自德国的士兵也曾被征召到开普敦，到了1806年，开普敦超过半数以上的白人是德国人后代。

其实开普敦并不仅仅是对白人殖民者有起源意味的一个地方。1667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曾把一些反抗当局的爪哇人流放到开普敦，这些马来人很快同当地的纳马妇女结合，生育了第一批有色人种。不久荷兰人也与纳马妇女结合，有色人种日益增多，直至后来构成南非人口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住的宾馆对面，就是马来人聚居区。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附近清真寺里传出的祷告声，他们也成为开普敦多元文化的一环。

种族隔离结束后，大批白人移民到英国等国家，同时大批黑人从附近的城市迁入开普敦，这里的人种比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也造成了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以及治安的恶化。2004年，开普敦曾申办过奥运会，但最终败给了德国，但他们的目标始终在“举办非洲最早的奥运会”。南非有“彩虹之国”之称，其实多元而包容的开普敦本身就是一道彩虹。■ 城堡海角开普敦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