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市主义与田中城

（文 / 钟和晏）

( “聚源新区”的空间形式本身隐含了生态效应 )

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穆赫辛·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是用三个新闻故事开始他的生态城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阐述的。一个关于加拿大人用油渣提炼原油的过程中造成对土壤、森林和天然湖泊破坏的故事，一位孟买富翁为全家人建造了一栋60层楼的精美住宅，以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在利物浦城市中心开辟一小块农田，提供给居无定所的城市游民耕种。这三个故事曾经出现在同一天的英国《卫报》上，最后一个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在莫斯塔法维看来，三个故事分别对应法国哲学家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三大生态》一书中的论点，把对生态问题的理解分为环境、社会关系、人的主观性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从社会关系上说，孟买富人的庞大住宅引发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是否必须提供这样“个体享受”的资源？从道德表现的角度，评价一座建筑对城市影响的标准又是什么？

2003年，莫斯塔法维出版过《景观城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一书。在提倡紧密的城市形式、回归小城镇步行尺度以及大众导向公交系统等的“新城市主义”风靡20多年之后，强调回归景观与生态的“景观城市主义”是近几年出现的不同声音。除了莫斯塔法维之外，代表人物还包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系主任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普林斯顿建筑学院院长斯坦·艾伦（Stan Allen）等人。

莫斯塔法维曾经也是伦敦建筑联盟学院的院长，他说：“当我在伦敦创建景观城市主义的课程时，还很难说景观和城市之间如何能够创造出新的模式。所以，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为这些研究建立起新的地块类型，比如把城市的一小块地视为生产性景观，既是果园、农田同时又是一个公共空间。这是对城市和农村区域之间紧张关系的解决方案之一，由此创造出新的空间形式。”

传统的城市——由独立地块组成街区再配上街道和公共空间——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框架，按照简单规则的方格网、轴线或者放射线来组织城市网络，形成一个个由街道、街区、边界、广场和纪念碑等构成的清晰城市结构，与当地文化和历史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在当代城市脉络逐渐消解的过程中，这种历史性的联系不再清晰。

( 巴黎拉维莱特公园把原先的屠宰场基地改建成一座后现代城市公园 )

“大型开发业者以令人惊异的节奏、效率和利益来建造今天的世界，以至于传统的设计学科逐渐被剥夺了塑造空间的权利，变成一种边缘化的装饰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系主任詹姆斯·科纳在《地形流动》中这样写道，“相对于自然，城市显得过于随心所欲。城市形态被排除在所有的生态性分析之外，而一些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提案却非常天真而适得其反。”

从一开始，景观都市主义就是一种批评声音，这一小众专业人士的目光总是落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交界带，那些交织了基础设施、自然景观与城市建筑的混杂地景。对景观都市主义来说，以景观为核心组织城市空间，大尺度的地景作为生态性的城市基础设施，也许可以取代受限于个体建筑与街道系统的传统城市设计。

( 伯纳德·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景观 )

詹姆斯·科纳主持的Field Operations事务所几年前完成了纽约高线公园（The Highline Park）的设计方案，去年，高线公园建成并开放。那里原本是一段超长的、被废弃的货运铁路，以1.45英里的总长度在曼哈顿西部蔓延了22个街区，锈蚀的铁轨已经被丛生的杂草所淹没。

把工业时代遗留的运输线变成后工业时代的休闲空间，Field Operations事务所运用的是所谓“农业-建造”（Agri-tecture）的设计策略，象征农业的乡土杂草与象征建造的铺地混杂在一起。步行道与植被的常规布局被改变，植被选择也不同于传统的修剪式园林。草地、灌木丛、藤蔓、苔藓和花卉等野生植物与道渣、钢铁和混凝土相互融合，植物从坚硬的混凝土板之间的缝隙生长出来。地面铺装和种植体系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比例关系，从100%的硬表面过渡到100%软表面的植栽环境，变成一种犁田式的景观。

( 李晓东主持的“都江堰聚源新区规划”以一个个城市岛形成“城在田中”的意象 )

“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活需求的和谐统一，这在西方算是比较新的潮流。对我们东方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全新的理念，我们一直向往生活像苏杭这样的城市山水之间。”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意格国际（Ager Group）主创设计师马晓暐向我分析说，“把自然再次引入城市，把废弃的工业遗产以自然的方法激活，这是美国后郊区化、后工业化之后的城市解决答案。美国人口在40年中增长了50%，产生城市人居、环境、交通等问题，所以，不仅仅是生态理念，更多涉及的是城市重建的问题。”

更早之前，1982年的法国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设计竞赛是一个被公认蕴含了景观都市主义初期思想的案例，把原先巴黎最大的屠宰场基地改建成一座后现代城市公园，景观是组织和发展公众活动的主要手段。那次竞赛的结果，建筑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胜出了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方案。

( 高线公园以1.45英里的总长度在曼哈顿 西部蔓延了22个街区 )

1999年，两位建筑师在加拿大多伦多唐斯维尔公园（Downsview Park）设计竞赛中再次相遇。屈米的概念方案包含数字科技、城市活动以及自然荒野等3个空间元素，自然与城市空间以指状的模式互相渗入。数字科技空间由几个有高度控制性的体量组成，形成明确的边界空间，荒野空间呈流动性而且向外开放，空间质地形成强烈对比。

但这一次，最后的获胜者是库哈斯和布鲁斯·毛（Bruce Mau）以及他们的“树之城”（Tree City）方案。他们以持续成长的树来取代持续开发的建筑物，作为核心催化剂，各种形式的景观圈反向对城市扩张自然的力量。与建筑消耗场地的潜力来达到目的不同，库哈斯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播种的是未来的可能性，为土地带来不确定性和希望。

( 意格国际的海上海景观设计 )

在城市和自然的对立中，库哈斯曾经用城乡一体化的“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y）说明城市与乡村不断融合，就像他对美国亚特兰大城的描述：“亚特兰大是由某些小块区域超级组团组合而成的，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它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植被和基础设施、森林与道路。亚特兰大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道景观。”

清华大学建筑馆的办公室里，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正在进行他的“都江堰聚源新区规划”的深化设计。被规划设计的新区是一块大约15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离都江堰7公里的聚源镇上。那里离清幽的青城山也不远，水系发达，以数个农村院落为圆心的林盘是当地的特色，也是成都平原独有的居住方式。林盘的圆圈内层是环绕院落的树木，外层就是绿油油的耕田了。

“我们的方案没有占用一分农田，新增的建设用地全部来源于农户宅基地的置换，来保证现有农田不减少。”李晓东告诉我说，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兴奋，“之前农民每家宅基地是1亩地以上，但利用效率很低。现在，如果15平方公里中1/3用来建造住房，剩下的10平方公里还是农田。如果原来居住了1万多人，将来可以居住15万人，同时没有牺牲农业，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可持续性田园城市。”

在已经完成的规划图上，过去的水系、农田和现成林盘被组合成相对集中的新林盘——城市岛，数十个城市岛散落在一片片绿色的稻田林木之间，被道路网络所连接，形成“城在田中”的独特意象。李晓东的设想中，“聚源新区”中可以结合高效农业和旅游业。那里光照不充足，水系却发达，春天的时候适合种鲜花，鲜花的色彩可以弥补一些缺少阳光的精神需求。那里也可以迁入四川农大的一个分校，类似试验田一样生成一些高效农业产品。

“聚源新区”的空间形式本身隐含了生态效应，这个城市体与自然生态体互动的田园城市绿化面积占60%。从城市尺度来说，所有城市岛的最大直径在1000米以内，大多数居民能在步行3分钟距离内到达公共交通体系。其中，一个直径约500米的中心林盘是这个微型城市的中心服务区，提供旅游、商业、文化等设施，每个居住小区和它有直接联系，让居民同时享受农村和城市生活的优越性。

一个自创词“可持续性城市田园主义”（Sustainable Rurbanism）被李晓东用来描述他的规划概念，虽然身为建筑师，在这里他有意降低了建筑师的地位，没有地标性建筑，建筑形式本身也不重要，而是以设计的方法完成一个低碳、环保、农村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他说：“我们能否从社会、经济、环保各方面考虑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如同一个反城市化概念，人口不再那么大量地流向城里，反而把城市居民吸引到农村来。”

对于生态城市的设计方法，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副教授杨沛儒（Perry P.J.Yang）用“具有随机性的生态流动”来阐释，以“流动生成形式”的想法对比现代主义城市的“功能生成形式”，或者资本主义城市房地产机制下“金融主导形式”的思想。

传统的城市设计手法过于决定性，生态城市论认为，设计可以成为一种生态的介入，不仅是消极地保护自然，而是积极地在现代城市空间结构中以再生设计的手法，寻求机会嵌入有价值的生态空间元素。生态学的目标展现生命如何在一种动态的关系网中互相依存，这些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是无法用线性的机械模型来描述的。

城市空间是物质流动的载体，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就像一种大尺度的产业生态系统，一个城市流动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绿色网络。如果以新加坡城市一次物质流动分析为例，就是将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层次由大至小，视为主系统与次系统的关系，估算出城市、地区及街区等在城市化过程中钢筋、混凝土与级配等物质流动分布，并据此推算出碳的流动、存量及分布情况等等。

杨沛儒的“生态系统城市设计室”主持了广州南沙生态城的概念规划，一个以生态廊道、水文网络、绿色交通、产业生态等多重网络叠合成的生态城市基础设施，在物质、能源、水资源及副产品之间组成共生再利用的循环体系，包含生态、城市和产业三个系统。这是基于近似“城市产业生态学”的规划理念，也是对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愿景式推想。

虽然当代的城市条件及其驱动力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态城市主义仍然是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命题。莫斯塔法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解释生态城市主义不是什么——不仅仅用公园和绿地填满城市，不只是侧重于数量上的变化——比如减少碳排放，甚至不仅仅是新的设计形式，而是考虑城市舞台场景、城市中的人与城市生活的参与方式。

“基本上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来思考城市的未来，发展出新的实践形式和设计想法，这是一种跨学科的实践结果。”但是，莫斯塔法维也承认：“最困难的是，让新的城市敏感性、新的设计方法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有一些测评建筑物可持续性的方法，但是几乎无法测评出整个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设计景观生态李晓东田中城市生态城市建筑空间设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