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末世

齐泽克

5月17日到21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大学做了三场演讲，揭示信念是如何在当今的意识形态中起作用的。同时，在上海世博会上，斯洛文尼亚把齐泽克的新书《生于末世》当做该国最新的文化成果，放在国家馆内展示。

齐泽克在第一场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在后基督教时代，宗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又复归了。他说，赞成宗教作用的人总是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就什么都可以做。”拉康批判性地反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宣言——“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被禁止了。”

齐泽克认为，拉康这句话更准确地描绘了享乐主义的无神论者的情况：他们致力于追求享乐，但是由于没有外在的权威来保证一个追求快乐的空间，他们陷入了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政治正确管制的网络。一个比传统道德更严厉的超我在控制着他们：时刻困扰着他们的是，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时，他们也许会侵犯他人的空间，因此他们用详尽的避免骚扰他人的方法管制自己。“没有比做一个简单的享乐主义者更受压迫和管制的了。所以有人觉得，生活在西方社会，处处受约束，比如不能抽烟等等。他们选择成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杀人都是可以做的。”他提出，激进的左派应该信仰一个“完全是人、是自己的同志的上帝，他不仅不存在，而且知道自己不存在”。

从逻辑上说，信仰有三种形式，肯定的“我信”；它的否定是“我不是真的信，只是假装信”；但否定之否定并没有直接回到肯定，而是成为“假装自己只是装信，自己信，但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如笛卡儿在《谈谈方法》的第三章中所说：“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因为相信一件事并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这件事，这是两种思想活动，常常分道扬镳。”

这三种信仰的形式在现实中都有呈现。肯定的信是原教旨主义，还有一些西方人信仰佛教。2005年亚历山大·奥伊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佛教和全球金融》，佛教的教导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补充，使他们以出世的态度参与进去，认为自己只是在跟影子打交道，因此不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资本游戏中，在玩这场游戏时要保持出世的心态。“虚拟资本主义由此成了走向解放的第一步：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奴役的不是客观现实本身（没有这种东西），而是我们的欲望，我们对物质的追逐，我们对它们的过分执著。一个人要做的只是，在摆脱虚假的实体概念后，再放弃个人欲望本身，采取内心的宁静和出世的态度。”齐泽克说。

新书《生于末世》

至于假装信，现在很多人不是真的信仰，只是遵守所属团体的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我们也因此说原教旨主义者是野蛮人、反文化、是对文化的威胁——他们竟敢认真对待他们的信仰？”但即使人们不相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还是在起作用。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以便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孩子的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

齐泽克用一则笑话来描绘第三种信：有个精神病人相信自己是一粒米。医生努力治好了他，让他相信自己是个人，不是米，但出院后他马上又回来了，说门口有一只鸡，他怕自己会被它吃掉。医生说可你知道你是人，不是米！他说：“我是知道，但是鸡知道吗？”这说明，往往我们自己不信，却让那只鸡、一个他者代自己去相信。每当我们听到一个犬儒主义者吹嘘说他什么都不相信时，我们应该问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好，但是那只为你相信的鸡在哪里？

“犬儒主义的这种信会导致知行分离，要想真正地行动，必须杀死这些‘鸡’。比如生态危机，人们都知道危机存在，但并不采取实际行动，因为‘我们的鸡’不知道、不愿意知道。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上帝自己也需要知道上帝死了，要信仰一个知道自己死了的上帝。”

在《生于末世》中，齐泽克指出，我们正面对生态灾难的威胁、“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和生物科技发展导致的社会伦理威胁。首先，“外在自然的诸种共同之物，正在受到污染与开采的威胁（从石油到森林和自然之土本身）”。其次，内在自然的诸种共同之物（人之为人的生物遗传性之继承）有可能成为生物技术公司的私有物。最后，文化认知的诸种社会化形式，包括语言、教育等沟通工具正在受到私有化知识产权的威胁。我们要保护这些属于我们的共同之物。

三联生活周刊：在第一场讲座中，你讲了一个“东德”笑话，其含义是什么？

齐泽克：这个笑话说，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跟上帝通电话，尼克松问上帝：“美国50年后将成为什么？”“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上帝答。尼克松转过身伤心地哭去了。勃列日涅夫问：“50年后苏联将成为什么？”“中国的一个省。”勃列日涅夫也伤心地转过身哭去了。昂纳克问：“东德50年后将成为什么？”上帝转过身哭去了。——东德的情形会太惨了，连上帝都承受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新书《生活在时代的尽头》中说，知识产权使得语言、教育等沟通工具正在受到私有化的威胁，如比尔·盖茨对电脑操作系统的知识产权。为什么他开发了那些程序，然后拥有知识产权并不是合理的？

齐泽克：比尔·盖茨为什么那么富有？他的财富来自出租而非利润。他不是通过雇用工人，剥削他们来获得利润，他变得有钱，是因为他部分私有化了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共空间、交往工具和在网络上交往的语言。我们在参与社交空间，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比如在写电子邮件的时候，都要通过他的产权。我们被迫因为他半垄断的地位而向他支付租金。他不只剥削他的工人，他剥削我们所有的人。我认为从长远看来，对公共空间加以私有化的知识产权不能充当产权。为什么微软应该是盖茨的？这种私有化的知识产权早晚要引发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我要说的另外一点是，财富越来越多地来自出租而不只是利润。你对公有空间进行私有化，人们为了参与公共生活，就必须向你付租金。

三联生活周刊：在西方，新闻业的私有化是否也是有问题的，比如默多克的扩张？

齐泽克：当默多克只是在卖报纸的时候，问题比较简单，因为人们购买到的是物质性的报纸。但随着人们转向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对此默多克也要收费，我们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做法，让私人控制我们从网上获取什么样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中你还说，美剧《英雄》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文化的一个来源。为什么一部科幻电视剧能够做到这一点？

齐泽克：这部连续剧让我感兴趣的只是，它展示了一种新的组成集体的方式，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完全不同。这样一群人组成一个群体，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就像一群科学家为了搞科研。它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组织方式，如家庭。我不是说这部电视剧多么优秀，但我喜欢这种想法：一群中，每个人各自都具有超自然能力，受到排斥，遭到孤立，但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展示了一种人们在一起工作的新的形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北京演讲的题目叫《神学——政治的回归》，巧合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在上海演讲的题目与此非常类似，题为《政治神学的重归》。

齐泽克：我知道他，但不了解他的著作。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今天神学越来越多地回归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归，首先是以所谓宗教感伤主义、暴力等，其次是各种进步主义运动。宗教回归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人们的不确定感，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看到它在不断发展。我认为真正危险的是，更多的国家在受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的位置错乱等，政府希望用宗教动员方式实现社会稳定。我认为这样做不会起作用。我认为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来对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更加糟糕，更加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面对很多问题和挑战，经济的、伦理的，我们需要更新共产主义。比如生态问题，这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不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市场，我认为人们需要通过群体动员起来。据我所知，在中国内地，一些农民已经被组织起来了。不是让国家来组织人民，而是人民在政府之外表达他们的利益，进行对话，向政府施加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意识形态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存在着什么样的虚假意识？

齐泽克：科学当然应该对我们有帮助，但科学并不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科学经常做出错误的预测，不是要简单地去问科学家准确的答案。但我同时也不相信反科学主义。■ 齐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