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戏中的自娱

( 王翚《空山绝壁》（1701年） )

学画

池士勋先生今年81岁高龄，熟悉他的人都爱称他一声池大夫。与池大夫相约的这天，老先生独自一人，拿了个小书包，装着相关书画资料就来了。“我这次拿出来拍卖的这6件古画，在我手上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说来都是一个缘。”池士勋说。

池士勋打开要拍卖的一件金冬心的《花卉册页》让本刊记者看。六开的册页，全为墨画，生拙秀逸，又极富书卷气。“这六开册页得来不易，两次3年才凑到一起。”池士勋说，“头三年人家从香港看到这件东西，打电话给我，说有四开的金冬心的《花卉册页》，我说拿来给我好了。”池士勋说，看后觉得奇怪，这个册页怎么只有四开呢，应该是十二开，最少也有十开。看到徐邦达后做的“跋”，池士勋猜想，肯定是人家把它打散出售的。3年后，池士勋的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是在北京又看到了两开金冬心的《花卉册页》，用“漆书”题字很多。

金农被称为“八怪”之首，书法师汉魏南北朝刻石书迹，独创一种“渴笔八分”，融汉隶和魏楷于一体的新书体。这种书体笔画方正，棱角分明，横画粗重而竖画纤细，墨色乌黑光亮，犹如漆成，被人称之为“漆书”。

正如池士勋所估计的一样，这两开册页同样也有徐邦达的“跋”。“拿到一看，统统一样，裱褙、车寸完全一样，我晓得肯定就是一本。”池士勋说，“当时那个人，肯定是拿了四开叫徐邦达题，然后卖；又拿两开也叫徐邦达题，再卖。这真的是缘分，假如只有这四开，不稀奇，因为不成气候，六开已能成气候。假如谁那儿有剩下的六开，他应该要把这六开拍去成局。不然那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

( 罗聘《兰石图》（1775年） )

池士勋祖籍浙江，1945年他的父亲随陈仪去接收台湾，就没再回大陆。1948年池士勋在老家的瑞安中学高中毕业后，便离开大陆到台湾与父亲一起生活。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他在台大攻读医科，此后做了50年的医生。“这个工作非常枯燥，精神压力很大。1980年左右，我将近50岁时候，觉得应该找一些事情来做做，调节心情，于是开始学写书法。”他告诉本刊记者。

教授池士勋书画的老师叫邬企园，银行家，奉化人，与蒋介石是同乡也是亲戚，是吴昌硕的最后一个弟子。池士勋笑称，自己的老师是吴昌硕的学生，他也算得上吴昌硕的徒子徒孙了。因为这些缘故，池士勋逐渐开始收藏以吴昌硕为代表的近代画家的作品。“可我始终不是藏家，我要的东西都非常特别，就是说，我所收藏的一定是对我习画有帮助的。”

( 弘仁《峭壁孤松》（1651年） )

池士勋的老师邬企园画吴昌硕、画齐白石、画八大山人都非常好。他曾告诉池士勋，吴昌硕画画就是在写字。中国的书画同源，会写字，肯定能画画。会画中国画却不一定能写字。10年出不了一个书家，3年就可以出一个画家，可画完后，就会看出书卷气不足。吴昌硕他们有书法的底子，跋文又好，画面用色简单，不用浓彩，随便画一点东西，书法一题，印章一盖就能成局。

有一故事说，当年有人叫吴昌硕画一幅水墨桃子，他很高兴。他说，这是高人，水墨的桃子难画，求画的人，懂画。“纸是白色，墨是黑色，墨一下去，两个颜色，高了。”池士勋说，“有人叫吴昌硕画艳丽一点的桃。杨红桃子好画，勾两笔，涂上去，边上加两点浓彩，或者底下撒一点藤黄就可以了。跟吴昌硕要一幅画，也要相当代价，人家给完钱他还得说人家，你要的这画比较俗。”

( 陈鸿寿《杂画册》（1817年） )

收藏金农，与池士勋老师所传授的绘画理念有直接的关系。金农有深厚的书法功底，山水画景色简略，笔墨稚拙、造境别致。人物画多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人物的神态，特征却捕捉得很准确。花卉往往以淡墨画干，浓墨写枝，黑白分明，还参以古拙的金石笔意，形成质朴、苍老的风格。《花卉册页》中的梅、竹、兰等便能看出这种风格。池士勋说：“我当年看吴昌硕的字画，写字干湿并用，到最后已经没有墨了，还拖下来。他画画也一样，画到最后用干的笔在擦，擦出来那种很拙的效果。我当年不懂，后来懂了。包括看金农的画也一样，不能巧，悟拙弗巧，巧就是过于工整，这是笔不到意到才是最好的，现在看真的假的就很简单了。”

藏画

( 金农《花卉册页》（1757年） )

这次拍卖中，池士勋还拿出了一幅江韬(1610～1663)的立轴《峭壁孤松》，画中苍松斜倚，悬崖壁立，笔墨粗壮而趣味淡泊。这幅画的得来，与他收藏的第一张古画，同为江韬所作的一个手卷有很大的渊源。“那是上世纪八几年的时候，一个香港人带了一个差不多8寸的手卷给我看，很漂亮。我就找了一位一起玩画的老先生去看，他说东西不错，但真假难讲。”他说。

江韬，为僧后法名弘仁，字无智、无执，号渐江、渐江学人、渐江学者、渐江僧等，最常用的是渐江和弘仁。画史上称弘仁、髡残、石涛、八大为画坛“四僧”。这幅手卷的落款是庚辰年，渐江，与池士勋同去看画的老先生疑虑就在这儿。庚辰年也就是1640年，大家认为这个时候江韬还没有落发为僧。假设落款用的是俗名江韬，如上海博物馆有一张江韬1639年与“新安派”6个人合作的作品，则不会有疑问。

因为有疑虑，老先生放弃了，池士勋硬着头皮买了以后，让“台北故宫”原副院长江兆申看过，江兆申认为是好画，希望他能捐出来研究。李敖研究的结论是，江韬终身不娶，没有结过婚，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应该很早做了和尚，只是民间不知道。这只是一说，池士勋说：“存争议的东西我不愿拍卖，以后研究清楚了，我会把它拿出来的。”

这幅手卷是池士勋收藏的第一件古画，他说：“正是收了这幅画，所以我决定要把渐江看得清清楚楚，到底他有几幅画在世界上。”上世纪80年代末，池士勋在古董店听人说起，广东的大收藏家侯彧华有一幅江韬的《峭壁孤松》可能要出让。这幅画在台北历史博物馆曾经展出过两次，池士勋都专门去看过。“这幅《峭壁孤松》的落款是辛卯年（1651），弘仁，渐江僧。”池士勋说，“台湾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叫郭继生，早年很可能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艺术学博士，他的论文就是《The Painting of Hongren》，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从1640到1652年，渐江没有写年款的作品。我现在可以告诉他，我这幅渐江的《峭壁孤松》，是有出版记录写年款的第一幅。所以这也是一个缘，没有那个手卷的缘，就不会有这幅《峭壁孤松》了”。

对于收藏，池士勋有一套“五得”理论：碰得到，看得懂，买得起，藏得住，卖得出。“碰到讲的是缘分，碰到以后看不懂，白搭。看懂以后，口袋得有钱买得起。东西买回家，不要慌，要藏得住。卖得出，这个更重要了，我拿出去，就要能卖得出，这表示你收到的是好东西，不然到你这儿就变最后一个收藏家了。”池士勋解释着，“这件罗聘的《竹石图》在我手上有25年了。”《竹石图》尺幅很大，有2.19米长，1.35米宽。是罗聘43岁时仿郑板桥崖岸竹石大轴，罗聘，“八怪”之一，金农的学生。这幅《竹石图》上的“跋”是以郑板桥原句题的，此后分别经启功、徐邦达与程十发之手。之前，老板的哥哥也看了，因为画中的一个图章在印谱里找不到，两兄弟研究了好几天，最后放弃了。“看画的时候，才拉到有启功写的‘天下第一罗两峰兰竹巨幛’，我说不要打开了，我已经有概念了。”

第二天一早，池士勋直奔图书馆。“太巧了，我翻的第一本书是《八大遗珍》，这是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书，里面收有罗聘的《观瀑图》。真是缘分呀，《观瀑图》里的一个章和《竹石图》上那个在印谱中找不着的图章一模一样，我简直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池士勋兴奋地说，原来罗聘所用的这个印章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八怪”中年纪最长的高翔的印。高翔去世后，罗聘借用了其中两方，所以在罗聘的印谱里肯定是找不到的，收藏并借用前人印章在书画家中也是常有的情况。

池士勋后来到北京来看启功，问启功是否还记得这件《竹石图》，并告之自己藏着它，这是缘也是运气。“印谱里没有，是我发现的，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找的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每次收就觉得，我又发现了一个奇迹。”池士勋说。

30多年的时间里，池士勋收藏的古画数量不多，所以他会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收藏家。可是从他的藏画可以看出，他的慎取约收自有他的体会。他对藏品的态度应该是：“真、精、新。所谓‘新’就是保存得好，并不是说收藏章越多越好。这幅《竹石图》为什么那么干净？收藏章不多，因为人家觉得好就留住了。章那么多，大家都在盖，不停换手，伤了这东西，那就不新了。这些齐备了，最后就是一个缘字。”

“在我手上，我可以说它们是无价的。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的孩子们喜欢，便可以传下去。可我的孩子都不懂这些东西，留给他们岂不是很可惜么？”池士勋说，所以，不如拍卖给同样能懂他们的人。■

（实习记者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李晶晶） 自娱墨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