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方法》出版50周年

( 作品《真理与方法》 )

体验大于认识

伽达默尔说：“我写《真理与方法》一书几乎用了10年时间，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否出得太晚了，真正过时了。”结果表明这本书并没有过时，因为在它出版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哲学诠释学。

书名中的“真理”与“方法”都是很抽象的哲学概念，但这本500多页的著作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审美，所以会有一些跟生活关系很密切的论述。如谈到了文身和时尚，“目的规定意味着一种对审美愉悦的限制，这样，按照康德，文身，也就是人体的装饰，就令人愤慨，尽管它能直接地使人欢悦”。另一段也来自康德：“时尚造就了一种社会的依赖性，而很少有人能摆脱这种依赖性。因此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他认为做一个符合时尚的愚人要比反对时尚更好——尽管太认真地对待时尚之物无疑还是愚蠢。”

在讨论审美意识之后，又讨论了理解的历史性：真理是对意义的体验，处于方法和定义之外，只存在于充满活力的比喻，比如诗歌和艺术中，并被反复诠释。真理是体验的终极功能，是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时刻，要由每个人和每一代人在他们自己的视域中加以激活。我们一直是历史性的存在，以我们的体验和视角来提出问题。真正的理解取决于对话，以及对过去的意识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敏感。

理查德·沃林在阐发《真理与方法》的革命性时说：“传统上，哲学一直被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虽然哲学家们对于寻求真理的方法分歧很大。理性主义者们认为，既然经验是变化的、多样的，不变的理念就是无时间性的知识的保证。相反，经验主义者们则认为，没有经验基础的东西是缺乏支撑的胡说。在哲学史上，由伽达默尔开启的诠释学代表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思路。它主张对确定性的寻求本身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寻求客观知识不必要地降低了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和范围。”

( 伽达默尔 )

伽达默尔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主张，是借鉴了海德格尔的思想。1923年，海德格尔从弗莱堡大学转往马堡大学后，伽达默尔成了他的学生。第二年，海德格尔给伽达默尔写了一封信，严重怀疑伽达默尔的能力和前途，使伽达默尔大受打击。海德格尔冷酷、莽撞地说：“如果你不能对你自己足够强硬，你就将一事无成。”伽达默尔后来承认，海德格尔的这一论断让他接下来很多年都对自己没有信心，直接导致他从研究哲学转行去研究古典学。他后来说，他花那么长时间才写出《真理与方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感到海德格尔令人生畏的身影一直潜伏在他身后。当海德格尔于1928年离开马堡，回弗莱堡去接替胡塞尔的职位时，伽达默尔感到如释重负。

虽然做海德格尔的学徒时间不长，却决定性地改变了伽达默尔思想的发展。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了事实性：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的特点是存在主义的情境，我们在社会环境中实用主义的筹划对于认知来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寻找知识的基础对于世界的理论态度是派生的、次级的立场。正是这一观点使得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贬低哲学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在世”成为中心。

( 海德格尔 )

《真理与方法》出版后就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在自述中说：“当我知道由于哈贝马斯的缘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成了死对头，我们就把哈贝马斯请来当了年轻的编外教授，于是我同哈贝马斯之间产生了富有成果的相互影响。既然哈贝马斯能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个精神盟友关系破裂，那他肚子里肯定有点货色。”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贡献是复兴了诠释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实证主义之外的选择，但认为哲学诠释学保守地为现状辩护，对传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哈贝马斯是启蒙运动的辩护者，支持启蒙运动关于自由和解放的政治方案，知识可以用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把我们从启蒙运动认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为普遍理性变化，辩论和对立的立场可以通过理性得到检验。伽达默尔则取消了普遍理性这一概念，认为每一种言说和对话都假定了它自己对于理性的标准。

沃林说，美国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把伽达默尔奉为盟友，看上去有些幼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己是激进或进步主义的，伽达默尔则非常保守，无条件地尊敬传统。有人问年轻的伽达默尔是否知道某本书时，他非常自豪地回答说：“基本上我只读不少于2000年历史的书。”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传统之中，有自己的视角，跟传统诠释学不同的是，伽达默尔认为这是好事，从特定的视角出发，诠释者能提出特别的问题，得到自己的结果。

对《真理与方法》的另一种批评意见是，伽达默尔用“视域融合”这一诗意的术语来描述过去和现在如何结合。这一术语比喻的内涵很丰富，但实际内容很贫乏，其限度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决断”一样。虽然他告诉我们视域会融合，但并没有提供关于融合如何发生的程序和方法上的指导。

对抗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说：“近代科学在对知识概念和真理概念的哲学解释和论证中占有着统治地位。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内的对真理的经验。”

《纽约时报》4月30日上有一篇题为《理解复杂性》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伽达默尔对科学方法的洞见及保守态度。这篇文章说：“在过去，复杂意味着进步——它是一种新电子产品带来的兴奋之情，是某种技术进步的不可捉摸。现在，复杂潜伏在当代最昂贵、最棘手的问题背后。它是长成了狼的宠物。”

10多年前，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约瑟夫·泰恩特教授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考察了3种古代文明，包括古罗马帝国，解释了复杂如何导致它们的崩溃。他说：“复杂不知不觉地在你身上积累，它以多种方式增长，每一种方式当时都显得很合理。比如当我们进入阿富汗时显得合理。成本的积累导致一个社会破产，古罗马的皇帝做的每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合理的反应，是累积效应要了他们的命。”

“泰恩特教授并没有兜售令人怀恋的简单的魅力。这是很英明的，因为不会有很多人买账。除非论及的是电视机遥控器，不然大部分美国人都喜爱复杂，或至少是那些很难搞懂的观念和物品。这部分是因为我们认定复杂的产品来自聪明的、令人赞叹的头脑，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复杂是进步的代名词。”

但今天复杂并没有改进我们的生活，而是增加了我们的烦恼。加拿大斯古里克商学院教授布伦达·齐默曼说，“我们需要区分复杂和繁复”。她说，把火箭送上月球的是复杂——它需要设计图、数学、很多精确的硬件和专业人士编制的软件。运行一个医疗保健体系是一件繁复的事，它有上万个部分和参与者，所有人都在一个流动、无法预测的环境中行动。运行一个体系是一件繁复的事，仅有合适的人选和理想的设备还不够，它需要一系列指导和决定这个体系的简单的原则。

齐默曼女士说：“西方人受到复杂的引诱。我们对它惊叹不已，把提出简单问题的义务丢到了一边。”那些引发金融危机的复杂的金融工具本应该经受基本的检验：它对消费者有利吗？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当然，高盛公司的人或任何大型金融机构的人都没想着要搞垮经济，美国的军队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也没想到有一天这种努力会堆积成令人困惑的演示文稿，设计了发生爆炸导致原油泄漏的井架的工程师背后有很多备援系统。但复杂会导致良好的初衷落空。当我们收拾混乱的局面时，希望简单的新时代来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最佳做法是希望解决办法足够复杂。”伽达默尔会认为，区分复杂和繁复仍只是试图在科学方法内部解决问题，他要的则是回到前科学的看待世界的态度。■（文 / 薛巍） 出版50周年真理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