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愿者和她的朋友们

( 玉树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扎西科村 )

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合肥—北京—西宁—玉树—北京，这是洪波在“4·14”地震前后几天的行程。她是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的创始人，也是安徽合肥一家医院的审计师，还是一个39岁的母亲。4月22日，我们在西宁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刚从玉树震区回来，穿一件棕色大嘴猴图案的运动服——她说“是我女儿的”，黑色灯心绒裤，脚上是一双蓝色的碎花布鞋，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她在玉树待了一周，送去了82万元的物资，并试图确定受捐学生的安危，反馈给捐助人。格桑花在玉树资助的学生目前约有1800名，但地震发生后一周内，因为交通和通讯网络被破坏，能联系上的只有300名左右。

笑容和疲惫交替出现在洪波的脸上，当她不说话的时候，脸上因为刚从玉树回来的倦意而显得木然，但是一开始说话，又语速极快，充满热情。离开玉树后，洪波要去北京参加一笔100万元助学基金的争夺。这是企业家史玉柱为自己的一笔慈善基金寻找一个可靠的执行机构而举办的比赛，全国有上百家以助学为主业的慈善机构都参与了这笔善款的争夺。洪波很有信心获胜，一是因为自己的说服力，“我出马从来没有空手回过”。她说话直白、简单、热情，即使你还不完全了解她，但也很难怀疑她的真诚。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的事情在那里摆着”。到2010年，洪波创立的以西部助学为目的的“格桑花”已经在青海、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助学网络——每个县、每个乡都有格桑花的基层联系人，加上网络上参与的志愿者，格桑花的阵营里一共有4万多人，帮助了2万多西部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NGO不是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也不是出国留学的跳板，也不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十字架，是每个人是否要和这个国家一起承担苦难的选择。”洪波在助学过程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捐助人，有受施方，有官员，也有老百姓，有的是主动承担苦难的人，有的是苦难的一部分。但他们通过洪波和同伴创建的庞大助学网络，成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

基层联系人阿布德勒

( 福利院孩子的震后生活 )

4月23日，玉树地震后一周。在灾民安置点赛马场的一角，德勒福利院的营地就在这里。帐篷周围散布着蓝绿色的椅子，福利院的孩子们斜靠在上面晒太阳，享受着短暂的好天气。这些是从福利院的楼房里搬出来的电脑室的财产。震前，德勒福利院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子，除了电脑室，还有图书室，配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洗浴室。当地的藏族房子大多只在临马路的一边做了彩色藏饰，但德勒福利院靠山的一边也做了同样的装饰。地震证明，它不仅是最漂亮的，还是最坚固的。它位于地震损害最严重的区域，紧邻的扎西科村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孤儿院高高耸立在废墟旁，如果不走近，甚至很难看到表面震裂的细纹。4月14日早上7点49分，当大地剧烈摇晃时，村落、群山被淹没在一片尘土中，福利院的楼房也发出吱吱的声音。但灰尘散去后，山脚下的村子已经被夷为平地，福利院看起来却毫发无伤，80多个孩子等摇晃结束后才从楼房里跑出来，全部平安。

德勒是楼房的建设者，福利院的创始人，80多个孩子的“阿布”（藏语中哥哥的意思），他还是洪波和格桑花的朋友。格桑花从2004年进入玉树实行一对一助学，迄今为止在当地的资助对象总计约1800人。为了及时掌握资助孩子的情况，洪波和同伴们在当地发展了大批基层联系人，玉树6个县里，每个县的基层联系人都有40多个，包括老师、校长、乡长，还有普通的牧民。他们负责帮助搜集需要帮助的学生的信息，做家访核实，把钱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上，督促受助学生给捐助者写信。如果说洪波是外界力量和贫困藏区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些基层联系人就是洪波和每个受捐助学生之间的桥梁。

( 洪波和“格桑花”捐助的孩子 )

德勒也是其中的一座桥梁。他创立的孤儿院集中了一批家庭困难，无法继续学业的孩子。德勒的家庭并不贫穷，父亲养了很多牛羊，在当地算是殷实人家。“我从小就喜欢看书。非常喜欢格萨尔王的故事。我父亲念给我听，我出去放牧时也随身带着这本书。”德勒告诉我们，当地的教学条件非常不好，“我9岁的时候去读书，老师一个月来一两次，一个月的教课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星期。我读到小学二年级，汉文只认识7个字：上、中、下，大、小，日、月。但是我特别爱学习，因此16岁的时候，我决定出家。我出家不是看破红尘，而是想读书，在寺庙里可以学习很多知识，还可以去外地的佛学院进修”。

德勒说他以喇嘛的身份继续求学的梦想因为母亲的去世而中断。德勒的母亲是因为难产去世的，在生育并不受限制但医疗条件又非常落后的玉树地区，女性生产是一件经常发生但又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德勒孤儿院里，有好几个小孩的母亲都是因为难产去世的。“母亲去世后，虽然父亲对我们也很好，但我感觉一下就没有家了。”德勒说。2005年，德勒决定办一个福利院：“我能理解想读书而且没有家的孩子的感受，我想给他们一个家。”

( 安置玉树灾民的主要场所——赛马场 )

要找到这样的孩子并不困难。因为闭塞的环境，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生存的艰难和骨肉间的离别在这里并不陌生。8岁的扎西拉吉来福利院3年了，她告诉我们她的故事：“我生下来的时候，藏族爸爸就走了，妈妈出去找了个‘假爸爸’，是个汉族爸爸。妈妈出去好几年才回来，我跟着奶奶生活，奶奶对我很好，只有10块钱的时候还给我买糖吃。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妈妈爱弟弟，‘假爸爸’爱妹妹，只有奶奶疼我。”在福利院，扎西拉吉的故事还不是最悲惨的。“有的孩子你都无法想象他有多不幸，有一个男孩子，他的母亲因为难产死掉，之后一个月，他的父亲上山打柴时被雷劈死了。”德勒说。

2004年，当洪波通过朋友来到福利院时，德勒的愿望才起步。福利院有30个孩子，但只有5万块启动资金——这是德勒的父亲卖掉家中羊后的所有财产。洪波于是在格桑花网上发布了福利院资金困窘、需要帮助的情况，发动网友实行一对一捐助，每个孩子认捐400元/年。“很快她把1.2万元交到我手里，那个冬天我们就可以买校服、书本，还有冬肉。”德勒回忆说。

( 福利院的孩子们得到妥善安置后，乐观地生活着 )

2006年，德勒获得广东一位企业家的帮助，拿到80万元为福利院修建新楼。80万元的资金预算只包括建筑的主体。“福利院的配套设施，比如冬天取暖的锅炉，还有洗澡的太阳能热水器，还需要几十万元的投入，格桑花负责了一半。”福利院建设期间，德勒天天在现场督工，他说，一想到可以拥有自己干净的教室宿舍，“我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唱歌，很激动”。身为建筑审计工程师的洪波也参与到孤儿院的建设中来，“我们一起做预算，分析楼房结构”。地震后，一位兰州的志愿者走近福利院观察，发现“一、二楼都是用的预制板，但它们抵抗住了7.1级的摇晃，说明房子只要用心盖，并不那么容易塌”。

德勒是福利院孩子们的标杆，要描述地震的恐怖和给她们带来的惊惶，她们会概括为“阿布德勒都哭了”。但德勒的精神力量却来自外界，洪波是重要的一个。“她信任我，一直关心我们，这是最开心的礼物。而且她总是很开朗，给人希望。”地震后，洪波是最早赶到孤儿院的人之一，当她和德勒在赛马场上见面时，相互抱着流下了眼泪。德勒对洪波说：“虽然之前电话接不通，但我知道格桑花一定在往这里赶。”

( 义工小周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

“羊倌”卓玛

“远远就听见孩子们朗读经文的声音。”4月16日，洪波刚赶到福利院的安置营地时，那是震后的第三天，“他们坐在帐篷里读书，我听不懂经文，他们就找出语文课本，读‘春眠不觉晓’给我听”。

即使是地震后，失去了自己的床、书桌、饭碗、房子，福利院的生活并没有陷入混乱。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在草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早上10点后会有一个读书自习的时间，午饭过后必须午睡，傍晚19点多就要进帐篷。草原上的天气忽冷忽热，一阵雪接着一场风，一顿沙尘过后又是一通太阳。常常为了躲避风沙把孩子们赶进帐篷里，但几分钟后，火辣辣的太阳又钻出来，把厚厚的帆布帐篷烤得像小蒸笼。孩子们的脸都像小花猫一样，黑黑的脸颊上，从额到脸颊、鼻翼，被汗水淌出两条浅色的痕迹。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不会随便钻出帐篷乱跑，福利院保持着纪律和规矩，因为有卓玛。

卓玛是最早来到福利院的孩子之一，也是格桑花第一批资助的30个孩子之一。最初的这批孩子很多都已经长大，升学去了别的地方，13岁的卓玛现在是福利院里最“老资格”的孩子。只要在营地里待上一天的志愿者，都会发现这个颇有威信的管理者。他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羊倌”。如果有调皮的孩子吃饭磨磨蹭蹭，相互间的打闹过分了，或者休息的时间到了还赖在草原上不愿进帐篷，卓玛总能让他们恢复规矩。她经常捏着一根树枝，轻轻但很果断地驱赶不听指挥的孩子去该去的地方。地震后，很多没有拴好的藏獒受到惊吓，动辄会攻击人。福利院旁边的一个孩子被藏獒咬伤了，孩子们挤闹着要去看那条伤人的狗，卓玛把一根长树枝扔在地上，狠狠喊道：“不准过这条线。”即使个子最高、最调皮的男孩子也会往后退。

地震后一周，志愿者们送来的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孩子们每天都能分到新东西：洗漱的用具，新的毛衣、羽绒服，还有饼干、奶茶粉，在地震带来的悲伤和惊惶之余，营地里又掺和着过节一样的热闹气氛。4月24日这天，每个小孩还得到了15块钱，“10块是喇嘛给的，5块是一位志愿者叔叔给的”。孩子们于是用手里的货物做起了交易。比如扎西拉吉用5块钱向小伙伴买了自己爱吃的饼干，还把自己的一件彩虹条、前面绣小熊的毛衣，换了一件更符合自己审美的红白条的裙式毛衣，并为此支付了5块钱的差价。

卓玛没空参与这些交易，她是严格而且负责任的“羊倌”。因为学校复课还遥遥无期，家里有亲人的孩子可以暂时先回家。卓玛要负责登记每个被领走的孩子的名字和亲人的身份，当孩子们都进帐篷午休时，她还要坐在外面草地的椅子上“值班”，孩子们离开帐篷、上厕所，都要向她“报备”。

卓玛的家在囊谦县。这是玉树六县里最穷的一个。“我有6个哥哥，3个姐姐。有个姐姐15岁就结婚了，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卓玛不想这样过，“我爱看书，不喜欢没事呆坐着”。5年前，卓玛在哥哥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福利院，这里毗邻玉树州政府，教育质量在整个玉树是最高的。但地震把卓玛的书包压在了学校的废墟下，书包里有她最喜欢的作文书和最近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难忘的春天》。现在她随身的包袱里只有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集》和一沓2009年去北京的照片。书是格桑花的一位义工送给她的，去北京则是格桑花给这些被捐助的优秀小孩提供的旅游机会。“一共8个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格桑花捐助的学生，在班上前三名的就可以参加。”卓玛说。

这趟北京之行是卓玛第一次离开玉树，洪波带着他们去了长城、“鸟巢”、西式快餐店⋯⋯卓玛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大学，北京之行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向自己未来的窗户。她指着自己在北京大学校门前的留影说，这就是她将来想上的大学，然后像阿布德勒和洪波阿姨那样帮助别人。

实际上，她现在已经在开始帮助人了。5年前，她只是个被捐助者，是洪波和格桑花要承担的苦难的一部分，但现在她是阿布德勒的好帮手，也是福利院小孩子可以依赖的对象。地震的阴影并没有完全在福利院消失，营地开始流行看“地震画”——一张小小的关于地震后受伤皮肤溃烂的宣传画在孩子们的帐篷里流传。她们会不停地找来看，拿到手瞄一下又赶快扔掉，还有“两年后地球要爆炸”的末世论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流传。地震带来的不安定感随着孩子的不断减少而增强，大部分孩子被自己的亲人领走了，80多个孩子只剩下30个还在营地。除了要求讲故事外，他们提的最多的要求就是，“阿姨，借你的电话给我打一下”。他们可以联络的人并不多，但仍然希望回家和亲人待在一起。卓玛也是这样，但她只在4月17日给洪波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想让她知道我很平安，但我还不能走，阿布德勒说这里还需要我。”

如何“牺牲”？

洪波是从2004年进入玉树的。但她奉献自己的梦想从6岁就开始了。“我小时候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看得我热泪盈眶，现在还记得那个美丽的女老师晚年，她的学生们都建功立业了，回到她的身旁，看望她，她多么的幸福！记忆中的电影画面还有暴风雪和泥泞的道路，那个女老师在很破的教室里教书，好像她的男朋友也离开了她。其他细节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从小看电影就特别容易被感动得哭，看这个电影我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大概6岁。”

“我在我少女时代心里一直有一种渴望，就是去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总觉得那里的人需要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特别向往去西藏。我就把书店里能买到的所有和西藏有关的书都买了，包括地理文化、宗教传说。对我影响更大的是马丽华等在西藏工作过的那些作家写的书，他们深入牧区，和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感情，那些故事最打动我。也包括他们写的各种危险，缺氧、塌方、泥石流、雪崩这些，让我无比向往。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现在还记得有本书里有句话：‘你信仰什么？我信仰牺牲！’”洪波说。

玉树州称多县一中的数学老师玉虎是格桑花在玉树最早的基层联系人之一。他回忆刚和洪波认识的时候，“用摩托车载着洪波下乡做助学调查。有些受助家庭很偏远，赶到时天都黑了，又没有电灯，只好借着手机的光来查看家庭情况，看是否符合捐助条件”。但艰苦的调查条件和身体的劳累只是最低形态的“牺牲”。当决定要参与并分担别人的苦难时，志愿者就进入了一个人情的网络，这里面有被捐助者的希望，还有出资人的信任。因此，让受捐助的孩子们给捐助者写信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这种人情和信任感。但这也是玉虎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我的任务是将捐助资金发放到孩子手中后，还要督促他们给捐助人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但大部分藏族孩子不会写信，而且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实在太差，孩子老留级，也会让捐助人产生不信任感。有的孩子实在写不出来，我就让他们画一只牛羊，然后画上藏文的名字。”

让孩子们给捐助人写信也是洪波头疼的一件事情：“有些藏族小孩写信像写公文一样。很多孩子不会写就相互抄，曾经有个捐助者，收到10封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洪波说她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给捐助者写信解释，“已经写了20多万字的解释信”。

2010年，格桑花已经成为玉树地区一个助学的品牌，目前的捐助对象还有1800名。格桑花组织里分为项目部、推广部、财务部，虽然大家都是以网络化的方式交流办公，但一个完备的企业部门架构已经成型。民间的善款似乎也越来越多，这在地震中有充分的表现：德勒孤儿院的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运送物资的卡车和志愿者，有越野车队的车手，有兰州涮羊肉店的老板，有上海的童装企业经理⋯⋯福利院有两顶大帐篷作为库房，一个放食物，一个放衣物和棉被。草地上还堆放着矿泉水，鳄鱼牌的童帽。甚至有一家香港的基金会，开着车来到营地看了一圈，就直接给了德勒1万元现金。这个基金会的秘书长，也是广州一家企业的老板说：“我们准备把企业每年利润的5%用来做慈善。”

如何完成资金和现实的有效结合？志愿者的自我“牺牲”又进化为一个类似企业发展的问题——如何更有效率地奉献？这是洪波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格桑花有专门的两名义工接手了上山下乡、实地考察的工作。洪波的主要任务是为组织的发展确定方向，因此她经常参加一些NGO组织的管理培训，看很多有关企业管理的书籍。其中德鲁克的话给她很大启发：“只有集中精力而不是分散精力，才能取得成果。对于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承认的：这些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如果我们来做，有害无益。即使社会有这种需求，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应该介入勉为其难的领域，我们必须进入与自己的实力、使命、重点以及价值观相匹配的领域。”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格桑花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贵州的旱灾我们就不做。我们或许会帮捐助人转交一些善款、物资，但我们不会投入人力。我们就做教育，就做青海玉树地区。在这里，我们的网络是最健全的，谁要来这里捐资助学，我们能提供最有效的信息服务。”洪波说，“当我为组织的使命和发展说不的时候，拒绝一些善良的好人的时候，常常被当做冷血的、没感情的代表人物。其实我心里也很难选择，很痛苦，甚至要咬着牙做决定。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这都是你该做的，你作为个人可以跟随你的感情去做事，可以随性而为，作为一个组织肯定不能仅仅因为同情或者感动去做事。做你自己要容易得多，为组织承担责任做决定就不会轻松。”

格桑花的专业性在“4·14”地震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好几家基金会联系洪波，希望借助格桑花的网络，了解灾区重建的需求。4月24日，西宁当地的十来家NGO组织开了一个会议，希望建立一个灾后重建信息的共享平台，需要选出三个核心机构。格桑花是其中唯一的外地非官方机构，但却以高票当选。所有人选它的理由都是：熟悉玉树，有扎实的基层网络。

义工小周

周亦鹏是格桑花的两名专职义工之一，大家都叫他“小周”，他也是“更有效率地奉献”模式的实践者。4月25日，他带着满满两页的项目计划，还有厚厚一沓学生名单来到了玉树。他的任务是走访灾区的教育局，各个学校，了解受捐助学生的现状，学校的重建面积，各个学校的短缺物资，以及学生复课的计划。

“现在钱不是问题。很多基金会都在跟我们联系，要我们拿出项目来。”小周说。为了给这些急于进入玉树的钱找到合适的出口，他刚到玉树的第一个下午，就在漫天尘土中步行去了4所学校，但获得的信息都非常琐碎，更多的答复还是“我们也不知道缺什么”。一位教育局的官员告诉他，全国人民都来了，玉树就这么大，大家都要在这里援建，占一块地盘。在建设方面，有太多的资金不知道往哪里放。但信息的另一面又是“什么都缺”：帐篷、黑板、文具、取暖用的牛粪、半年后的吃穿用具⋯⋯

一个下午，小周像一个热情又耐心谦卑的营销员一样，引导、询问灾区的官员、校长，这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是格桑花的工作方式，像做企业的产品一样来做慈善：首先要做项目调查，然后做预算，获得资金，再有的放矢地投入。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慈善，但也为志愿者的个人“牺牲”背上了更沉重的责任。“做这些事没乐。”小周说，“我当初离开公司就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可是我现在做的和以前有多少差别？”

做志愿者前，小周是深圳一家“全球500强”化工企业的管理人员，每天周旋在庞杂的人际网络中。“我在原来的岗位上做得也不错，如果坚持做下去，将来是什么样我也能看到，但我不愿意那样生活。”小周辞职去了西藏支教，后来加入格桑花，做专职义工。小周最喜欢的还是和孩子待在一起，他曾经在德勒的福利院当了一年老师，负责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各种功课，他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像一群小强盗一样，天天到我屋子里找吃的，我要抵着门阻止他们往里冲。”4月25日刚到营地，在草原上嬉戏的男孩子一看到他，就叫着“小周老师”飞奔过来，像叠罗汉一样一个接一个往他怀里扎。早上他还没起床，孩子们就溜进他的帐篷，安静地围坐在他的地铺边，一直等到他睁开眼睛。

格桑花还是个纯粹的公益组织，即使小周是专职义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000多块钱。这在玉树也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灾区调查期间，他只能住在一个福利院的库房——一个四面透风的军用帐篷里。帐篷的门已经系不上，裂着个大豁口。小周用军被搭在上面，但晚上草原的风呼呼往里灌，“总觉得有人要进来，睡不踏实”。小周现在已经萌生去意，他说自己是为了责任感在做这些调查，但一旦培养好了接班人，他就会离开，去做一个单纯的支教者，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快乐生活。

完全的牺牲也就意味着完全的自由，志愿者们都怀这一颗自由和善良的心走到这里，因此更难违逆自己的心意。和外部的困难相比，慈善组织内部的管理更是一件难题。同伴的关系亲密却也脆弱，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慈善的模式分歧，演变为激烈的冲突。格桑花曾经面临过一场官司，原告方就是因为助学理念分歧而退出格桑花的伙伴。洪波在面对媒体时说，做公益遇上官司是早晚的事，遇到了就面对吧。但私下里，这种同道的反目比外部的困难更让人沮丧伤心。“她也给我打电话，说起官司很难过。”德勒说。

朋友和责任感

在很多NGO组织的眼里，官员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但洪波却在玉树结交了不少官员朋友。格桑花大部分的助学项目都通过教育局官员的网络展开，他们提供的学生资料是有效率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4·14”地震后，洪波在深夜到达玉树结古镇时，玉树州曲麻莱县的教育局局长来城外接她，在寒冷的夜里帮助她住进了温暖的帐篷。格桑花第一批运到灾区的物资是通过囊谦县县长智龙明珠帮助发放的，“因为他负责囊谦县在玉树11个点的物资发放，有部队维持秩序，能保证物资的安全发放”。

洪波总结和官员的相处办法：“首先是信任他们，相信大多数官员还是愿意为当地做一些事情，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要帮助他。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要找到一个好人，和他成为朋友，好人给你介绍的朋友，必定也是好人。”

智龙明珠是洪波在玉树找到的第一个好人。当时智龙明珠还是青海称多县民族一中校长。遇到2005年底青海雪灾，大雪下了近一个月，学校的燃料用尽，孩子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教室里无法上课。格桑花在一周内募集了3万元和大量棉衣，把钱换成了50多吨煤和5吨炒面，拉了4卡车进灾区。这也是洪波和智龙明珠友谊的开始。“通过智龙明珠，我认识了玉树县教育局局长玛拉，玛拉又把自己的同学、玉树县卫生局局长介绍给了我。”

洪波信任这些官员，也从这些基层官员身上感受到了温暖的回应。洪波以前经常和他们一起下乡调查、做家访。“无数次碰到泥石流等危险情况，每次他们都是保护我，把危险留给自己。”才仁战斗是玉树一个乡的乡长，是洪波在早年下乡进行家访调查时认识的。洪波说这次去北京参加100万元的助学天使比赛，“他问我他能做什么？我说你做不了什么。虽然我们需要朋友帮忙投票，但是我知道他不会上网，弄不好这些的”。但后来才仁战斗告诉洪波，他已经供奉了10所寺院里近2000名和尚为格桑花争取这100万元善款诵经祈祷。“我不知道怎么说，感谢的话似乎也表达不了我的感受，他在用他们民族的方式帮助我们，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我相信祈祷的力量，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洪波说。

洪波联络簿上的朋友名单越来越长，级别也越来越高。这次为了玉树学生去东部复课的计划，洪波还和青海省教育厅厅长通短信商量。她也从来不排斥任何可能的合作和朋友。一有空闲，在车上或者是开会的间隙，她就会往名片上写自己的手机号码。

但她身上的责任感似乎也越来越重。在她的博客里，经常可以看到是一些沉重的梦境：“我这几年做的梦当中65%和格桑花有关，最常见的是梦中开会，还有筹款，还有实地调查，还有打电话怎么也找不到手机上的‘0’，怎么也拨不出去。”有一个梦是“梦见我在曲麻莱，在县城搭人家拖拉机去村小，路上很泥泞，很难走，还下着雨，我的衣服是湿的，我们从早到晚走了200公里还没到，而且车子不断陷入沼泽地，他们当地人就下车去喝酒，一点也不着急，我急得要命，到处去找人推车，硬是把自己累醒了。”

但现实世界里，洪波传递的大多是希望和快乐。4月25日15点，所有格桑花的朋友都收到了洪波的短信：“100万”比赛我们获胜了！大家辛苦了！抱！！！■（文 / 陈晓） 玉树朋友们洪波一个格桑花帐篷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