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殊途同归之路

( 卢卡奇 )

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1851年，正当伦敦世博会召开，宣布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重塑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形态时，已经有人在解剖它的病灶，预备提前宣判它的死刑了——刚刚积极参与了1848年革命的马克思，一边在大英博物馆附属图书馆里坚持阅读和写作，一边作为《纽约论坛报》驻欧洲通信员写作谋生。

与其他早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同，马克思认识到，要使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先有详尽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结合早期恩格斯为他提供的英国工人阶级生存具体状况，以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马克思强烈感受到问题之严重与触目惊心：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就业人口从140万猛增至410万，而薪酬尚不抵1514年的50%；纺织场内清理破布的女工罹患伤寒、斑疹等疾病，贫民窟内工人一家常常与跳蚤、虱子共居斗室，无床铺、被单与家具。从今天的角度看，任何读者都为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时代命运最为不幸，而又贡献最大的群体——的深切同情而感动。然而马克思所有研究和论述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动正在创造一个物质丰饶的客观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将他束缚起来，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一切的劳动，迄今为止，都是异化的劳动⋯⋯（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还表现在出卖劳动力的公众被雇主当做物来对待，他认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他敏锐地认为，金钱的人为需要，是现代工业制度造成的唯一需要，从而导致了一切皆可由金钱购买的局面。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论断，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成功恰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仿佛“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从1825年开始，英国每隔10年左右即发生一次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类危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由此他认为，最终，无产阶级终究会在一场史诗性的战斗中获胜。

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导师为未来勾勒了大体的线条，他憧憬道，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发劳动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并且有充分的物质条件来满足自身的兴趣和才能。资产阶级旧有的国家机器必须先以过渡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以洗脱“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弊病”，这样才能进入到高级阶段——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道社会。

( 1950年，英国威尔士的煤矿工人 )

然而，预测未来并非一件易事，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恩格斯就发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目标已经在最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中实现了，而这些地点恰恰正是未来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的策源地：免费义务教育，固定工作时间，工资水平的提高和选举权利的普及，这使得爱德华·伯恩斯坦等相当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号召一场渐进式、目标具体的政治运动。

列宁与威尔逊：两张截然相反的蓝图

( 马克思 )

出乎意料的是，一场预想中的革命不仅在1917年11月突然发生，并且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这之前，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从未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成功。虽然经过斯托雷平和维特的改革，俄国勉强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一个工业国，然而它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被国外投资者掌握的基础工业、城市无产阶级急剧的贫困化，以及强烈要求实施政党政治的中产阶级都影响它与其他欧洲国家平起平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后来承认，只有当这些滞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扫除后，俄国的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发展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

虽然“十月革命”被西方史学家形容为“突然降临至猝不及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列宁也在自己写于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承认俄国的形势并不具备发动一场马克思预见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但于攻占冬宫次日举行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仍然立刻宣布：“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按照托洛茨基的话说：“或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引起斗争的旋风，或是全世界的资本家扼杀我们的斗争。”

( 1930年，美国费城街头的卖报男孩 )

表面上看，列宁的乐观是有道理的：1918年11月9日德皇退位，德国各主要城市内，苏维埃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纷纷成立，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同月，为了迎接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全球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共产国际，这个被列宁称为“革命的世界政党”诞生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列宁满怀希望地宣布：“坐在这个大厅里的同志看见了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建立，也都将看到世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在同一时间内，另一个世界未来超级工业大国的领袖也在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未来政治新秩序勾勒一张截然相反的蓝图。和列宁关于世界革命是俄国新革命政权生存的先决条件一样，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坚持认为，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存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生存的先决条件。在竞选前夕，他曾明白无误地在一次面向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们的讲话中说：“我们正在制造超出我们自己消费能力的制成品，如今，如果我们不想在经济上被窒息，就必须设法维持并参与全球产品交换。”

( 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现场 )

威尔逊的见地也可谓眼光独到，他预见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封闭独占的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将被欧美工业强国主宰的全球性经济分工体系所代替，在他主持下，大量短期贷款美元和剩余农产品流入了欧洲，这些临时性稳定措施，连同协约国的军事干涉一起，最终扼杀了类似俄国革命在欧洲其他地方产生的连锁反应，再次无情地证明，先进欧洲工业国反而不具备俄国在1917年3月至11月之间所具备的各种革命条件。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于是不得不宣布，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后斗争”延期了。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 1919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中） )

由于在欧洲的失败和在本土的胜利，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修改他们一贯秉承、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斯大林终于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一条绝对规律，不能设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只是一场在所有地方都同时发生的行动。但是，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甚至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

然而，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一国社会主义”时，他们却发现完全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1917至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解决方案：土地银行贸易和重工业被迅速国有化，剩余农产品被强迫征用，用来供给红军、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城市产业工人。在接下来推行的“五年计划”中，斯大林用铁腕推进了全盘农村集体化，利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械推进农业大生产，这场“可怕而骇人的斗争”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保证了高积累与投资率。苏联于是得以迅速建立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同期苏联用于工业再投资的GDP高达40%，而美国只有20%。许多新兴的工业中心几乎是在荒原上平地崛起，比如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库兹涅茨克。虽然这两座工业重镇之间相距1200多英里，但一条全新修筑的铁路将前者的矿石和后者的煤炭联结在了一起。在全球工业产量中，苏联所占据份额于是从1921年的1.5%上升到了1939年的10%。

(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左）与凯恩斯（摄于1946年） )

毫无疑问，苏维埃模式，对于处于依附性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西方列强互相残杀的情景，以及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殖民地的物资和人力的举动损害了他们的威望。”穿着协约国制服的印度和非洲士兵，以及中国劳动力在战壕中掘好了殖民秩序的坟墓。尼赫鲁在自传中曾说：“当世界的其余部分正处在萧条的压迫中并以某些方式后退时，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新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建立。”虽然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地理隔绝性，阻碍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理想的充分传播和影响，但由埃及华夫脱党人、土耳其的凯末尔党人，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构成的全球欠发达地区第一次革命浪潮，却都可以被看做俄国革命震荡的传播，它们由此都具备了摆脱西方殖民宗主国控制的决心与相应的理论武器。

然而，在全新的俄国取得的辉煌物质成就背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俄国大众却发现，马克思和列宁所期盼的那种无产阶级在精神和社会关系上的解放似乎也并没有出现。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遗嘱中曾做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预言，包括现有的“临时性”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将演变为僵化的官僚机构；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他还具有洞见地说，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而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即是他基本否定了一场未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彻底决斗的可能性：“没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

( 1943年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凯恩斯VS米瑟斯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乔治·斯托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一书中说，在伦敦伟大的水晶宫里，英国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机械产品与来自亚洲、非洲的手工业产品并排展出，还有身穿奇装异服的野蛮部落首领来回逡巡，以便为这种“人类参差不齐的发展序列”提供实物说明。虽然论点各不相同，但从亚当·斯密、孔多赛到马克斯·韦伯，这些欧洲杰出思想家几乎都坚信自己能够解释为何工业革命和进步的“奇迹”只能发生在欧洲。在《国富论》中，斯密诉诸政治经济学和分工论，力求说明为何“勤劳节俭”的欧洲农民的意识能够胜过“主宰着一万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的非洲国王”。孔多赛将问题归结为不同人类族群演进能力的差异，欧洲人转向系统农业、私有制度和书写文字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地区。而韦伯则转向了宗教领域，他认为，加尔文派清教徒对上帝选民身份追求所产生的焦虑和禁欲主义转化为了对世俗商业和投资活动的紧迫感，并赋予了资本主义经营以先验的正当必要性。

然而到了1918年，随着各参战国在凡尔赛愁云惨淡的气氛中缔结了一份远非完美的合约，已经把维多利亚时代世博会上弥漫的“欧洲奇迹”或诸如西方工业化乃是“天定命运”的观念打得粉碎。而接踵而来的30年代大萧条，更是彻底撕毁了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以来进步、文明发展观对于人类自由、幸福的全部允诺，以及古典经济学对于自由放任市场的笃信。1883年，正是卡尔·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这位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曾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他那本写于1936年、晦涩而离经叛道的小书《就业、利息和金钱的一般性理论》，销售量大约为8.4万册。当时，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秉承古典经济学的正统，宣称经济学是一门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经济生活中诸多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并未明确意识到其选择后果的个人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然而凯恩斯却坚持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治或管理。

用最通俗易懂的字眼说，凯恩斯的基本主张非常简单：当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政府应当不惜扩大财政赤字进行投资，来保证充分就业，以打破投资减少——失业——消费不足——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1938年，绝望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选择了他曾称之为“英国数学家”的凯恩斯，采纳了后者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引进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确立住房与农业保险、监控规范证券市场等一系列建议。于是，1939至1944年，美国的出口贸易额翻了一倍，失业率从17%下跌至1%。即便剔除“二战”所带来的巨额军工产业需求，很少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效力宏大。正如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劳工部长的罗伯特·里奇所说的那样：“凯恩斯将一门曲高难和的冷门科学变成了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引擎，并通过促使政府预支未来收入，挽救了资本主义。”

1946年——就在凯恩斯去世的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理直气壮地宣称，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即是保障充分就业，必要时，将增加政府支出预算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自此，凯恩斯主义主导了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方针，从杜鲁门的“公平政策”，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乃至尼克松政府任期内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等一系列举措。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英国政府奉行的凯恩斯式混合预算政策使得希斯首相的保守党反对派宣称：“英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民主阵营国家更靠近社会主义。”这似乎从反面肯定了C.E.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关于生产力、技术、阶级分裂，与全球相互依存经济体系的发展“磨钝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曾经各自锐不可及的边缘”的论断。

确实，E.H.卡尔于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曾特别指出凯恩斯经济思想已在苏联由斯大林强力推行实施，苏联的“五年计划”，实则大致符合凯恩斯一向呼吁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然而短短20年之间，纯粹依靠上层建筑压力所造就的工业生产系统，建立了一批庞大的生产企业单体，诸如年产10万辆之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及平均土地拥有量6万至8万英亩之巨型集体农庄。然而在此之下却是弊病丛生：军工科技产业无法与其他生产部门产生联动效应与交换，只能单纯依靠指令性投资维持自身；低工资造就消费不足，存款又被国有之银行挪用，用以进口技术与谷物；企业全无激励机制，诸如“斯达汉诺夫运动”之类的政治运动只能短暂地鼓起工人的热情。到了1975年，苏联工人已经发出了“他们假装付了工资，我们假装干了活”这样的犬儒主义宣言，曾经令人艳羡不已的苏联发展模式迅速褪色：苏联的工业年增长率从50年代的6%下降到60年代的5%，又减到70年代的4%以下。同样，自70年代开始，美国与欧洲也开始为自己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付出代价——滞涨与巨额赤字吞噬了前20年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结果，使国家干预主义终于露出了败相。

在凯恩斯主义的魔力逐渐消退的时候，米瑟斯的高足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似乎意味着古典经济学的卷土重来。哈耶克主张，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他批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鉴于今日规模经济体之庞杂，情况之多变，这种知识是不可能以集中的形态被呈报给中央计划当局的，因此，任何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其实都是随心所欲的，进而无法长期维持。因为它根本没有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号，无法了解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状态，因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他进而提出，价格，乃是唯一引导经济活动协调的讯号。“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唯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从帕森斯到罗斯托：现代化与反革命

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迫使西方经济学家们终于承认，他们秉承的传统理念并不是“放之海内皆准”的真理，亚瑟·刘易斯等经济学新锐深刻怀疑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凯恩斯理论，简单地通过产业部门间的投资平衡，提高总储蓄水平，努力提高单位资本产出量就能实现所谓的“经济发展”。在第三世界，与刘易斯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者遥相呼应的是第一代以独立视角观察自身贫困、落后，并试图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曾作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成员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持续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和不平等的“中心——外围”全球体制，造成了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现状。总之，两者在一点上的共识是毋庸置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应归咎于当地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及政治体制和功能性部门中的缺陷，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仅仅是更大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二战”结束起，华盛顿就认定，全球扩张是野心勃勃的苏联不变的既定战略，因此第三世界的阵营选择、价值取向，最终将决定“冷战”的结果。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看来，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选择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非因为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着特殊的魅力，而在于自身的贫穷和绝望。既然系统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技术能鉴别出美国和其他欧洲现代化国家“崛起”的优势和条件，也能分析出第三世界欠发达社会体系形成的原因。

追本溯源，有关“现代化”宏大理论的架构，其根源最初来自美国当代社会学巨擘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他那部创意十足但深奥抽象的成名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他称自己的目的旨在对19世纪朴素的自由主义思想给予调和，既尊重独立的人的自身能动性，而又承认在现代化工业时代社会中，内在制约因素的作用。他争辩说，在孤立或“原始”社会中，家族、宗教的制裁最具决定性，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和职能部门、科层制定的法律最终决定着个体人的决定和意识形态。在他自己创立的“功能运作系统”理论基础上，帕森斯和同事爱德华·西尔斯共同创造了一组“范式变项”，用以区分“现代”与“传统社会”，既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部门纳入一个同一而互动的系统，又使得不同社会之间的广泛交流成为可能。

对于华盛顿急于理解“二战”后“冷战”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剧变，并试图从中判定美国政治、经济诸般对外政策的策士们来说，帕森斯的分析理论正是对症下药。在马里恩·列维的《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以及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等著作中，社会学家们纷纷主张：工业化、大众性通讯交通工具和国际市场关联性，最终将“现代性”逐渐传播至传统社会的各个部门，并促进个人主义、政治自由等新观念广为扩散，使得孤立的传统乡村社会瓦解。

1960年8月，切·格瓦拉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背景为赫鲁晓夫以及毛泽东，这个画面显示了华盛顿对迅速蔓延的第三世界革命的看法。由于“互相确保摧毁”的核武器恐怖均势，一场公开、彻底以解决两种意识形态的“热战”不太可能发生，因而“冷战”将以“经济建设和政治手段长期存在下去”。这是美国政治家的基本判断，由此，他们认为，美国必须为欠发达国家制定出替代性的“现代化”发展策略，作为在当地赢得人心和预防古巴式左翼暴力革命的有力武器。同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核心骨干、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划定了一条从“传统社会”至“高额大众消费时代”，分为5个阶段的演进路线。他宣称，现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能在这个序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他们能够在内源和外来推动力的双重引导下，按部就班地实践一系列改革，就能够成功转型，成为现代化国家。然而，和苏联所遭受的失败类似，美国发现，无论是在越南设立的“战略村”还是向非洲派遣的“和平队”，抑或旨在促进拉美经济增长的“争取进步同盟”，统统不能取得预期中的成效。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失败——它忽略了欠发达社会的具体环境和文化特性，而将其囫囵地放在一组静态、一元单线的发展指标体系中去衡量，并过高地估计了后者的可塑性。

历史与乌托邦没有终结

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然而无论是胜负双方，都对自身未来感到忧心忡忡。正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预言的那样，西方经典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乌托邦理论体系，共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2001年的“9·11”事件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预示着西方传统经济体制的崩溃。就连兹比格扭·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冷战”斗士，都不得不承认：“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危机，将进一步加深较为贫穷的国家反对富裕国家的新联合，因此全球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格局。”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欧洲的短暂革命浪潮中，卢卡奇就曾提出了一种“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崭新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其实不是目标，它仅仅是人类进步到全新的人性的文化的前提条件。他争辩说：“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部分公众甚至理论家、政治家都没有看到，政治权力和经济的重组目的，不在于一种新的效率至上的生产秩序，而是让人类从对经济的无节制痴迷中得到真正的解放。”■（文 / 朱步冲） 两条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