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雕塑家邬良英：花落？花开？

( 邬良英向记者展示自己做的雕塑 )

世俗生活

当记者一行出现在鹿子村邬良英家门前时，没有了夹道欢迎的各色雕塑，邬良英家显得有些冷清。正坐在水泥地坪上专心雕刻的邬良英愣了一下，紧接着开心地放下工具和丈夫杨科芹热情地迎了上来。

两个月前，第一次见到媒体的邬良英可不是这样。“很激动，兴奋，拿着手机对着来采访的记者猛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刘景活对邬良英现在的平静颇有些遗憾。他是通过一位朋友知道邬良英的，在到鹿子村看过邬良英和她的70多件雕刻作品后，他萌生了帮邬良英办展览的念头。现在，这位毕业于四川美院搞城市雕塑的艺术家俨然是邬良英的经纪人。

“60岁之前的邬良英除了性格要强，张扬一点，和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两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任正渝说。现在重庆某超市担任副总经理的任正渝1969年到黔江太极乡插队当知青时就在鹿子一队，是杨科芹家的邻居。当时邬良英20岁出头，刚嫁到杨家。任正渝说，杨科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待人友善，年轻时是大队民兵连长，后来到乡里当水利员，对知青很好。所以任正渝和杨家来往比较多，杨家第一个儿子出生后认任正渝为干爸，80年代政府开展扶贫工作时，已经返城的任正渝和杨家结成了帮扶对象，一直保持联系。

邬良英的身世里找不到和艺术的必然联系。她的父亲是普通农民，只读过两年书，家里最有学问的是教书的大伯。邬良英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之后在大伯家生活了3年。邬良英上过小学，这是她最感激父亲的地方，“当时认为女孩子没必要读书，连书记的女儿都不去上学的”。

( 邬良英做的雕塑 )

结婚，生孩子，操持庄稼，邬良英和周围所有的农村女孩一样别无选择地选择了一条最寻常的世俗人生路。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她比较爱看书，而嫁给性格平和、同样爱看书的杨科芹让她有了不同于其他农村女性的宽松环境。

邬良英喜欢看英雄人物的书，借到好看的书，三四夜可以不睡觉。《醒世恒言》、《薛刚反唐》、《杨家将》都是她在农忙之余看完的。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结合上下文分析，实在不能理解，就放过。她说“写书的人最聪明”，因为看过一本讲述地质工作的书，邬良英很喜欢地质勘探。“那时候没电，晚上点煤油灯。一斤煤油9毛多钱，如果看一晚上的书，要用一整瓶煤油。我们家里很穷，每年种的苞谷除了换点粮食、种子、农药，基本上就没什么剩的了。所以，对我们家来说，一晚上用掉一瓶煤油是很奢侈的事情。”说这话时天已经黑透了，正碰上停电，杨科芹顺手点燃了桌上的红蜡烛说：“煤油灯的光可没有这蜡烛亮，但是白天要忙农活，晚上一看起书来就舍不得放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 邬良英画的猫 )

在做雕塑闻名乡里之前，邬良英还干过一件大事——修路。邬良英家住在鹿子村最靠近公路的位置，因为路不好，任正渝每次回鹿子村只能把车停在公路上再步行进村。2006年冬天，邬良英的头疼好了两三个月，她开始修路。“杨科芹帮忙打石头，我拎着大锤、二锤、钢钎就去了，修了一个多月，把路给拓宽了。”路拓宽后，摩托车能开下来了。邬良英说，那天听到喇叭响后，全村人都去修路了。现在这条路虽然还是条不够平整的砂石路，但是小汽车已经能开进来了。

梦想

( 邬良英的丈夫杨科芹 )

电视，是开启邬良英梦想的钥匙。

2007年，邬良英在重庆打工的儿子托任正渝给父母捎去了一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人生中第一台电视机，让邬良英突然发现了山村外那个世界。

在看完一档美术电视节目后，60岁的邬良英觉得“山山水水画得美得很，也想画”，便找来孙子的彩色笔和美术本，用两小时时间画了一幅《母爱》。不久后，这幅画得到一位来访者的肯定，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年，在电视上，邬良英意外瞥见了镜头中的卢浮宫，她兴奋得整夜都没回过神来。“卢浮宫里头那些雕塑这么多年了，还很好看。我觉得我也应该留下些什么。”她当即决定，要做雕塑。

第二天，她用卖苞谷的300元钱买来一台小型切割机，走了1公里路，从山上背回一块两头翘的石头，花费4个通宵，完成了她生命中第一件雕塑作品：一只彩色的大公鸡。62岁那年，她将雕塑的材料由石头改为水泥，因为石头太重，稍微雕刻大一点的作品要喊一二十个人帮忙搬石头。但是，用水泥雕必须掌握好时间，如果凝固了就不好雕了。为了掌握雕刻的最好时间，最初时候邬良英睡觉都睡不好，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用手去试试。最后她得出个规律，“高标号水泥价钱贵，但是4个钟头就可以雕了，低标号水泥便宜，但是需要七八个小时才能雕”。她还发现，在水泥里掺石灰粉可以保证雕塑不开裂，而如果想上色，可以喷漆。没有做眼睛的材料，就到市场买5角钱一颗的玻璃球；家里光线暗，就左手拿电筒右手拿刻刀；手磨出血了，就在里面戴一双布手套，外面加两双胶手套……

靠着这些摸索出来的规律，凭借着一台切割机和一把小刀子，邬良英雕了平时生活中常见的猫、狗、青蛙、鱼，也雕了从没见过的想象中的大象，结果“鼻子割了跟猪一样”，邬良英说起大家的评价，自己先笑得很不好意思了。在家里因为水泥不够，她做了条小水牛。后来她在重庆展览时雕了个大水牛，因为做得像猪，她就在旁边刻了几个字：杂交牛。

邬良英还根据自己的想象雕刻了一系列古今英雄人物：“刘胡兰一定是学生头，因为她被敌人拷打，所以她的神态和形态要坚贞不屈的样子。雷锋很和蔼，但是书上说的雷锋戴的是冬天的帽子，穿的是冬天的衣服，太厚实不好雕，我就按他穿夏天的衣服的样子雕了。”邬良英还雕了王昭君、花木兰。刘景活说，邬良英喜欢讲历史故事，但是从来不按传统讲，“比如讲昭君出塞，是因为藩王看中了王昭君的美貌，要娶王昭君，王昭君不愿意，藩王要打仗。为了避免血流成河，王昭君就和藩王结婚了”。讲花木兰的时候，邬良英最后会突然来一句：“我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会是一名烈士！”邬良英还很善于嫁接，“她雕那个一人杀敌二三十，平定西藏叛乱的胡汉昭，样子像雷锋，手里拿个步枪，可是枪头做成了红缨枪的枪头”。

邬良英这一突如其来的爱好除了惹来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还遭到了身边几乎所有亲人的反对。在一篇日记的末尾，她记录了这种狂热的艺术激情对生活的改变：“没钱买画纸和颜料，有时亲戚给我点钱，我就去买画纸，丈夫的脸就拉得两尺长，不吵架才怪。”“苞谷8角钱一斤，要卖好几百斤才能赚300块钱。好年景的时候，家里一年收入也就1000多块钱，要买米，买种子，买孩子的奶粉，没钱给她搞雕塑。”杨科芹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对母亲的举动更反感。“两个儿子在外打工钱赚得不多，也就够生活。他们的孩子留在村里上学，由邬良英和杨科芹照看，大儿子每年寄200块钱，算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小儿子很少拿钱。他们觉得这个钱母亲没有花在孙子身上，而是花在雕塑上了，但是母亲不带孩子去搞雕塑就是个‘蛋事’，一点用都没有。”任正渝说，正因此，当邬良英去重庆办展览时，直到离开，儿子也没去看她。即使在知青任正渝看来，邬良英搞雕刻也是“走火入魔”，脑子有问题。“雕刻是要有文化的人搞的，她没有这个细胞。”

“大概10年前，邬良英得了子宫癌，家里没钱，借了高利贷，在县里花了1000块钱没治好，杨科芹带她来了重庆。我们帮她出了手术费，手术后，也没做化疗，医生只开了很简单的药并告诉我们，她大概只能活半年。回去后，她干农活少了，但是也没把这个病当回事，反而好了。”任正渝的描述有些简单，邬良英对这次手术的记忆，则因为疼痛而更加深刻：“麻药不管用，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我硬挺过来的，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对医生说：‘医生，你快一点，我只能再坚持5分钟。’医生说：‘还有一针，再坚持一下。’等医生缝完最后一针，我就晕过去了。4个人一起喊我，我心里很清楚就是说不出话来。手术后我昏迷了3天。”说这些的时候，邬良英甚至会自嘲似的笑一笑。

前两年，邬良英又被检查出脑血管硬化，每天都要吃头痛粉，医生叮嘱杨科芹不能惹她生气。这之后，对于邬良英画画、雕刻，杨科芹虽然有想法也只能顺着她了。”任正渝觉得，是这些经历让邬良英抛掉了烦恼，彻底沉迷到雕刻里，所以才有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我不懂艺术，我看她就是乱画，她雕的东西，除了鸡看着像点，其他的都丑化了，也不值钱。但她确实是用心在画，在雕刻。”2008年，为了感谢任正渝的资助，杨科芹送了一只邬良英雕的小鸟给任正渝，虽然任正渝觉得“雕得不好看”，但“毕竟是一片心意，一直保留着”。

展览

2010年2月初，在刘景活忙着为邬良英联系雕塑展的时候，邬良英知道了央视要来采访的消息。这让邬良英非常兴奋。“她不断给我和央视编导打电话，发短信讲路线，可以‘从北京坐火车到黔江，从黔江坐汽车到太极，从太极坐“摩的”到鹿子村’。她专门在家里的梁柱上写了副对联：‘千辛万苦雕雕塑，丑女子受闲言也见光阴’。”刘景活说，也是在面对央视镜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这个邬良英确实如她对自己的评价：“我不像其他农村妇女喜欢谈论茄子海椒，我说的是正经事。”任正渝也说，这两年，邬良英的思想先进了很多，居然还会玩手机，“她第一次给我发短信来的时候，我还表扬她了，当时我都不会发信息呢”。

央视刚到的时候，邬良英说了一番让刘景活记忆深刻的话：“胡书记考虑得很周到，党的政策让农民有衣服穿，有饭吃，孩子有书念，还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话说到这里，她突然来了个转折，“虽然现在还没拿到，但是肯定会拿到的”。她还看似无意地说，“水田的王书记拿走了我的一个雕塑说是要拿去鉴定一下，也没还”。

刘景活说，央视拍完离开后，村里人问邬良英都说了些啥，邬良英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们在这儿采访了一个星期，也没看到过什么领导。”几天后，村领导亲自去了邬良英家里，送了几百块钱。

在得知办展览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之后，邬良英开始奔走相告，坦然地接受来自乡邻亲戚朋友艳羡的目光。任正渝就接到了邬良英的电话。“她很兴奋地跟我说，干爸，媒体都说我是什么‘凡高奶奶’，可能事情要发生变化呢！”“农民就是农民，人家教授是从艺术角度评价，你又不懂艺术，要低调。”任正渝提醒说。他也叮嘱邬良英：你一个农村妇女来搞展览，你需要跟老板讲，要有一定的劳动报酬。

当邬良英流露出做展览是否要给钱的想法后，刘景活有些生气了。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事的目的只是想帮邬良英圆一个梦想，一气之下，刘景活在协议的末尾附加了一条：“刘景活对邬良英的作品有处置和赠予的权利。”邬良英看完后说：“你也给我写一个。”刘景活不肯写，邬良英就自己写了一份承诺书。

这份写在一张薄薄卡片纸上的承诺书不到100字，让刘景活啼笑皆非。原文是这样的：“刘老师，我的承诺：您们为我（奔）波，我心中是有数的，也给了我面子。我一个丑女子，得到您们的关心，我只要成本，另加点心（辛）苦钱，其他任何事我都不管，只要薄书记去看一看展览就行了。”刘景活说，很多朋友看过这份承诺书后都一笑了之，唯有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看了后告诉他：“首先，承诺书没有署名。邬良英在所有她的雕刻作品中都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所以她没署名可能是有意的。看起来，这更像是刘老师对她的承诺。其次，丑女子中的‘女子’二字靠得很近，看起来很像好字，实际是丑好，说明她内心既自卑又自傲，‘辛苦’写成了‘心苦’，不是不会写，其实是说她心里很苦，很难受。最后那句话表示，她很看重专业人士和高级领导的肯定。”

“老太太很聪明，没有人能骗得了她。”刘景活说，央视的节目播出后，曾经有人给邬良英发短信，说愿意把录有央视节目的碟以200元的低价卖给她。邬良英在短信中告诉了刘景活她的打算，那就是跟对方砍到100元，然后等对方把碟寄过来后，一分钱也不给。”刘景活并没有责备邬良英，在他看来，如果有人想骗如此贫穷的一个老人，实在太可恨了。

有一个细节，刘景活向本刊记者描述：“开展前我们找了个大货车去她家搬雕塑，搬完了车子从村里出来，到了太极乡，策展方重庆商社‘乡村嘉年华’的赵总问她：想喝什么？其实当时车里有牛奶，有水，但是邬良英说了4个字：‘营养快线’。最后办完展览送邬良英走前的晚上吃饭时，赵总又问邬良英喝什么饮料，司机顺口回答：营养快线吧？邬良英只是笑，没有做声。”刘景活说，还记得邬良英家猪圈旁的娑罗树上挂满的各种空饮料瓶吗？那都是她没喝过的，其中就有营养快线。

邬良英在展览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奋让刘景活感动。一到策展方安排的酒店，邬良英就坐到床上开始绣花了。第二天当记者来采访时，她已经可以把绣好的作品拿出来展示了。展览开始的时候，邬良英每天跟着展览方早出晚归，在北碚展览会现场给观众讲解，现场做雕塑，极为认真。刘景活说，她知道不能依靠孩子，所以“要和孩子们赛跑，和时间赛跑”。

不过，邬良英像当年挣工分一样记下了每天干活的时间，刘景活知道，她这是留着等展览结束最后算钱的。

邬良英是善良的，她的心情随着每天观展人数的增减而起伏，人来得少的时候，她甚至替老板的生意担心。邬良英也是自尊而敏感的。有一天，刘景活突然收到邬良英的一条短信：“这里没有狗，但是有狗饭。”一再询问下，刘景活才知道，办展览的人中有人想利用老太太，让邬良英把门票偷拿出来给他们卖，邬良英表示：我虽然没钱用，但是我要用干净的钱。结果邬良英发现自己的雕塑经常无缘无故地被损坏，而且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差，甚至有人把别人吃剩的饭菜给她吃，这让老太太非常生气。

戏剧性的是，在央视和多家媒体对邬良英进行报道后，重庆美心洋人街也对邬良英发出邀请———免费为邬良英提供工作室，让她落户洋人街。美心集团策划总监卢小庆表示，邬良英的作品属于后现代艺术，而洋人街的很多作品也是后现代艺术，两者很匹配。

“洋人街”的“挖墙脚”让“乡村嘉年华”的老板十分紧张，对待邬良英的态度又重新热情起来。展览最终顺利结束，邬良英拿到了1万块钱。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她把刘景活视为自己的“伯乐”，遇到任何问题都会征求刘景活的意见，刘景活俨然成了她的经纪人，就连称呼都由之前的“老师”变成了“教授”，因为“教授级别更高”。她偷偷告诉刘景活，这钱她要留着买材料继续雕刻，家里人问起来就说是政府发的养老保险。

这次重庆之行，让邬良英对今后的生活道路有了新的想法。在参观了刘景活的工作室后，她委婉地表示，想在四川美院跟老师学学，但是刘景活劝阻了她。

刘景活告诉本刊记者，自从媒体对邬良英进行报道之后，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开发商打来的电话，希望引进邬良英和她的作品，“我都一一拒绝了”。刘景活表示，邬良英的创作目的很单纯，“她生活的地方偏僻、闭塞，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给我画的一幅素描，都是用的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的特快专递壳子的背面画的，可见生活条件之艰苦。但恰恰是这个她熟悉的生活环境，给了她无限创作的源泉。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她创作的土壤也就没有了”。■（文 / 李翊） 雕刻雕塑家雕塑农民花落邬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