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哨陆俊的“杯具人生”

( 2004年10月，中超第15轮第一场比赛，陆俊出场 )

陆俊其人

即使是顶着“金哨”的官方称谓，陆俊作为一名足球国际裁判的公正性也曾经被怀疑过。

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刊登了署名“肖晓”的文章《“首尾”之战场外音》，报道了3月22日全国足球甲A联赛第一轮广州松日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文章称：对比赛中大连队得到的那个点球，松日俱乐部赛后一直耿耿于怀。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希望记者在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判的误判，并揭露称“赛前这位主裁判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希望新闻界予以曝光”。文中所说的这位主裁判，就是陆俊。

现任《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原《羊城体育》记者汪晖向本刊记者回忆，3月22日第一轮比赛结束后，他的一个同事给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打电话询问外援的事，利彪主动提出主裁判有问题。汪晖当时的念头是，如果主裁判收了20万元，那么利彪是否能提供发票？因为种种原因，虽然《羊城体育》最终没有拿到发票，依然刊发了报道。

《羊城体育》的报道出来后，陆俊觉得自己的名誉受伤害，决定走法律途径。这场官司，《羊城体育》因为重要证人利彪的“消失”而最终败诉。但是，作为一名国际裁判，陆俊在这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职业水准依然受到质疑。

赛后，比陆俊年长5岁，现在广州体育科研所足球科研室工作的裁判员研究专家淦耀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办的《体育参考》上如此评价陆俊的表现：“刚评为金哨，吹成这样，有违重托。”

淦耀最早认识陆俊是在1986年11月28日。“当年第二届可口可乐杯亚洲少年锦标赛在广州举行，我被当时的中国足球首席翻译张吉龙指定分配担任裁判组的翻译。在赛前的裁判体能测试中，陆俊虽然在12分钟库伯测试中不敌比他大10岁的日本国际级裁判森津阳太郎，但是在400米跑中名列第一。在那届U15以下级的国际赛会上，陆俊主哨了两场比赛都没有原则性差错，并担任了两场比赛的执场裁判（1991年后执场裁判被敬称为第四裁判）。”淦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的陆俊比较自信，比如赛后填写《裁判员比赛报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填了再说，错了就用涂改液涂改，而不像其他中国裁判那样先在复印表上填写，然后按张吉龙的要求请翻译校对再填写到亚洲足联印发报表的原件上。

( 与陆俊同时被拘捕的裁判 黄俊杰 黄俊杰是上海人，曾经的中国银哨，也毕业于北体院。黄俊杰早期的执法显得经验缺欠，但又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尽管判罚也有错漏，但没有多少原则性错误，更没有明目张胆偏袒某队。 1997年底，黄俊杰被张健强推荐，获评国际足球裁判。近些年来，黄俊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执法时的表情，永远是吹胡子瞪眼做凶恶状，甚至破口大骂球员乃至教练员。 在中国足球裁判界内，黄俊杰倒是谦虚谨慎，能上能下左右逢源，所以多次被评为银哨奖。2007年沈阳四国赛上，黄俊杰肆意偏袒中国队，丢弃了足球裁判员应有的基本职业道德，遭到球迷唾骂。 )

“在担任印度尼西亚队对泰国队执场裁判时，陆俊因为泰国队进球后领队或教练与本队球员拥抱欢庆，竟然冲到欢庆人丛中勒令泰国队官员回到替补席上，而此前一年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博士就在元旦社论上说，欢庆进球是足球运动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这显得当年的陆俊对国际足球裁判知识还是一知半解。”学过运动心理学的淦耀认为，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陆俊自信，但好出风头。

淦耀将中国的足球裁判分为两类。一种是学院派，以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曹镜鉴为代表；一种是足球运动员出身“自学成才”派，这一派代表人物有天津的张大樵、辽宁的周广达等人。“学院派认为一个国家的足球管理要走向正规化要有裁判员培训，他们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系统的裁判规则，缺点在于因为1979年之前中国被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所有对足球运动的了解来自于内部片和自己的总结。”淦耀举了个例子，“比如铲球，1974年和1978年的世界杯上，过球的时候连人带球飞铲，大家觉得很勇猛，认为这就是竞技体育。但是之后，制定规则的国际足联理事会表示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打击，而我们还停留在老一套上。”

( 周伟新 2001年的反黑风暴，周伟新就名列其中。龚建平入狱后，他仍和其他名单中的裁判一样继续执法国内联赛。周伟新师从前国际级主裁判李少峰，在中国裁判界进步很快。但在2004年中超第14轮，周伟新的一个点球判罚引发了国安退赛风波，随后被足协停止了当年执法资格。 由于多个俱乐部对周伟新不满，2005年中国足协裁委员会“顺应民意”不再推荐周伟新担当国际级裁判，从那以后，周伟新只能作为第四官员出现在赛场上。 )

而陆俊，就属于淦耀所说的“学院派”。根据国内一些裁判的介绍，1959年3月19日，陆俊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教师家庭，读小学和中学时就热爱足球运动，1978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后，专攻足球专业，导师正是国际级裁判员曹镜鉴。由于陆俊不是足球运动员而是田径选手出身，所以他把自己的学业放到了足球裁判领域。

陆俊从三级足球裁判做起，先在学院内而后在北京的业余基层比赛中执法练哨。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对裁判学问的追求成为佼佼者，但是1981年毕业后，还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体育教师。

( 2004年10月17日，中超第15轮上海德比中，因不满陆俊上半时的判罚，比赛最后时刻申花和上海国际队发生冲突 )

在时任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和中国足协秘书长孙宝荣签名担保后，1991年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员。就在取得国际级裁判胸徽的当年，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中国广东举行，陆俊成为东道主足协推荐的唯一主裁判。但他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主持巴西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时，他赶在南美姑娘有所反应前，把一个正在日本队球门线上滚动的球吹成得分使日本队0比1失利。“这场比赛，陆俊的跑位很好，门前出现争议时，他就站在底线附近。但这个判决，有点出人意外。我当时在现场做英文广播，比赛一结束，就有媒体向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提出质疑，他一声不吭掉头就走了。要知道，巴西人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说他滥用职权为巴西足球谋利。而日本队含着眼泪比完赛后，根据国际足联‘赛后2小时可以对比赛提出异议’的规定，花1000美元上诉费进行了上诉。随后，国际足联裁委会观看了录像并认定属于误判，陆俊就几乎上了黑名单，不被国际足联认可。一直到1999年，因为1991年当时在任的裁委会主席卸任，陆俊才受到重用。”淦耀说，在被国际足联打入“冷宫”后，1997年，陆俊辞去了教师职务，到朋友开的公司拿薪水，继土耳其的坎巴之后，成为当年世界上第二位全脱产的足球裁判。

2005年初，陆俊“挂哨”。事实上早在2000年左右，陆俊已经开始涉足商界。据知情者的透露，陆俊做的是钢铁生意，第一年就赚了1000多万元。但是对于钱的具体来源，知情者认为并不只是做生意这么简单。

关系网

“悟性好，有才华，有机会”这是淦耀对陆俊的看法。和同时期的很多裁判比，陆俊的机会多得让人嫉妒。

三级裁判—二级裁判—一级裁判—国家级裁判—国际级裁判，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裁判员成长的五个等级。成长路径中，从三级裁判做到一级裁判相对容易，但是全国想成为优秀足球裁判的人成千上万，再往上，每进一步都很艰难。

而陆俊，有先天的人脉优势。曹镜鉴70大寿时，曾告诉媒体，陆俊是他力排众议一手培养的。曹镜鉴是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蔚少辉曾是陆俊在北体大的同窗好友。蔚少辉毕业后进国家体委足球处任职，10年后成为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淦耀说，按照蔚少辉的观点，中国不像伊朗那些国家整体实力高，集中一个培养不算错，陆俊，就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这一决定，即使是在1996年张健强接替蔚少辉成为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后，也没有改变过。“张健强虽然是山东人，但也是北体大毕业的，与陆俊是同班同学。”多年后，陆俊曾经表示，“没有张健强，就没有我陆俊的今天”。

“足球裁判圈有个行规，无过即是功。而且一般人更关注比赛，不会去计较裁判。”而陆俊被派出去执法的几场比赛，也确实没出过问题，他由此进入亚足联的视线。

按照选拔国际裁判的标准，要想成为国际足球裁判，需要满足4个条件：一是年龄不超过45岁；二是身体测试无色盲、近视、立体盲；三是12分钟徒步测验不少于2800米，100米跑不超过15秒；四是名额限制。“以前是7个名额，1995年国际足联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裁判工作中来，将各国名额提高到主裁判10名，助理裁判10名。女子可报4名主裁判和4名助理裁判。”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这4个条件并不难满足，难的是推荐表格需要本国足协主席与秘书长联合署名。获得署名资格的标准看起来很简单，身体健康，有正当生活来源，足协认为他有胜任工作的能力，没有犯罪记录。

“在获得推荐后，国际足联按照名单征询各州足联裁委会意见。在每年10月30日推荐日期之前，如果被推荐裁判在国际青少年比赛中犯过错误，当即就被淘汰。没犯过错或者没有吹过类似比赛的被推荐者可顺利通过。”淦耀告诉本刊记者，这时通过的还只是“在册国际裁判”，虽然会收到国际足联从瑞士总部直接寄给个人的胸徽，但是只拥有主哨国际比赛的资格。从在册国际裁判到能主哨世界杯的国际足坛知名裁判，这一过程一定要靠真才实学。

这一时期，亚足联裁委会主席是叙利亚人布佐将军，按照淦耀的分析，叙利亚不属于海湾联盟国家，与中国关系友好，很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国际裁判来平衡各方势力，所以愿意给中国机会。“韩崇德担任足协秘书长时期，对于国际裁判的名额分配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虽然曾被人嘲讽‘没魄力’，但至少给了更多地方的裁判机会，而到了蔚少辉时期，不仅推荐人数减少，而且范围也集中在北体大。”

曾是田径运动员的陆俊体能测试优秀，加上有年维泗和蔚少辉的推荐，很快就成为在册国际裁判。虽然1991年犯下大错，陆俊还是被推荐主哨了4次大型国际比赛：1997年的世界少年锦标赛；1999年的尼日利亚世界青年锦标赛；2000年悉尼奥运会足球锦标赛；2001年日韩联合会杯预赛，顺利完成了从一名在册国际裁判到国际知名裁判的转型。

2001年的反黑风暴前，陆俊已经被亚足联推荐给国际足联执法世界杯，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和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为陆俊的无犯罪记录和足球裁判业务能力签名担保，但最后陆俊却在世界杯上引起了争议。他主哨了墨西哥队对克罗地亚队、波兰队对美国队两场分组赛，在执法墨西哥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把克罗地亚队长的阻击式犯规判罚为追击式犯规，红牌加点球的判罚引起轩然大波。“判点球是对的，当时克罗地亚的中卫横向出脚阻挡，导致墨西哥队员的摔倒，按照规则：绊或企图绊摔，如在禁区外该判直接任意球，在禁区内就可判点球。但是‘极有可能的进球和很有可能的进球’是有区别的，在极有可能进球时出现犯规必须红牌罚下，而后者只需出示黄牌。按照当时的情况，墨西哥队属于后者。”淦耀说，当时比赛才进行到第37分钟，因为先失一球，又少了一名队员，克罗地亚队只能采取防守战术，比赛变得很乏味。按照《英国足球裁判员杂志》的评价，陆俊的判罚矫枉过正，彻底摧毁了这场比赛。因此，中国队尽管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时就被淘汰，陆俊不存在横向或纵向回避规范的问题，依然被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提前打发回国了。

尽管如此，在国内赛场上，陆俊的裁判前途却还是顺风顺水。1994年中国职业联赛的首场比赛（四川1∶1辽宁），就是陆俊主哨，龚建平任巡边员。根据《中国体育报》或现已停刊的《中国足球报》的数据，到2004年12月，陆俊共主哨甲A158场，中超12场，加上1991年和1992年的甲A场数，全运会足球锦标赛、中国足协杯赛，陆俊在中国足球顶级赛事中担任主裁判的场次肯定超过200场。这是除现任中国金哨孙葆洁之外，所有中国内地足球裁判望尘莫及的。对此，一位国内资深裁判向本刊记者表示：“权力过度集中到一人，别的裁判没有发展空间，既打击了这些裁判的积极性，也为俱乐部收买裁判扫荡了对象。”

“视野广，水平高，对规则的领会执行非常好。”这是圈内对陆俊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正因为水平高，所以他会做，做得好，不愚蠢。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2004年，陆俊荣膺该年度亚洲最佳足球裁判，2006年卡塔尔人哈曼当选亚足联主席后，提名陆俊为亚洲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裁委会包括主席和副主席一共7名委员，陆俊成了第五委员。

裁委会

或许是巧合，陆俊最红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裁判出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正集中在1994年到2001年。按照一位老足球记者的说法，这是黑哨时期，2001年之后是赌球时期。

1994年足球职业化开始，“有了联赛，就有升降级，高级别的赛事能获得电视转播和更多关注，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商和赞助商，因此有时候，一两场比赛能关系到一个俱乐部的命运。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裁判的判罚至关重要。裁委会的主要职能是聘任、选派、培训、考核、外罚裁判，包括对其进行晋级、注册，实际上就是裁判员命运的主宰”。

“清水衙门”裁委会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足协旗下“油水”最足的分支机构之一。16个赛季当中，裁委会先是归属于青少年女子部，此后成为技术部之下的常设机构。

职业化之初，因为裁判的报酬太低，火车是主要的差旅工具，兼职裁判们的积极性、可控性都不高。张健强1995年接任秘书长后，首创了“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埋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作用突出，裁判“开销”的行情见涨。至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共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据了解，当时联赛中反复出现裁判在点球等关键判罚上有明显倾向，而张健强直接对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负责，但后者并未采取措施抑制这一苗头，理由是打击黑哨取证太难，以及担心严格处罚会让裁判走光。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健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迅速打成一片。

“1995赛季那点钱算少的，到了1998、1999赛季，碰到关键场次的比赛，一场球就得给裁判送几十万元！”知情者称，也是在张健强时期，业余裁判们开始意识到兼职的高回报，为了得到这一受贿且无人监管的机会，他们开始向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的裁委会要员行贿，以获取执法职业联赛和国际赛事的资格。

除了受到裁判员的追捧，裁委会也是俱乐部重要的行贿对象。“派遣费”最初是1000多元，通常由中间人或裁判员转交裁委会，俱乐部适量地放大数目后，就能起到“信息费”的作用，以换取裁委会选派哪名裁判执法自己比赛的信息。

从派遣费到红包，裁判的待遇越来越好，没过两年，几乎所有俱乐部都会在联赛开始前就锁定目标，一次性付一个大数目给裁判，联赛进行期间的单场红包也照给。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元。

根据淦耀对裁委会的了解，各国足协都有裁委会，为了避免拉帮结派，在为联赛选派裁判时，裁委会需要考虑横向，纵向回避问题，同时对裁判员人选进行集体讨论。“裁委会委员都是国际知名裁判，应是单数，投票达到2/3以上视为有效。现在中国足协缺失的正是集体讨论，一人说了算。”这一说法得到了曾担任过裁委会委员的非京籍老裁判的证实，“确定裁判员时，我们这些在地方的委员是没有权利和机会的，我们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到外地做裁判监督”。事实上，这种监督是苍白无力的。“作为老裁判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判罚不对的，指出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写进报告里。至于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有裁判员自身水平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位老裁判有些无奈，“毕竟判罚是人来执行，是人总会犯错误。现场情况千变万化，而像身体接触、暴力行为、红黄牌的判罚尺度我国和国外是有差别的，有人就利用判罚尺度来牟取私利。最突出的就是对于犯规和点球的判罚上。”

“在国外，为了防止出现黑哨和官哨，国际足联有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每年裁判员需主动向当地税务或者司法部门申报一次，申报结果在10月30日之前交给足协，这就具备了法律效力。如果裁判出现无法交代来源的财产并因此触犯了法律，所在国足协需要向国际足联通报，国际足联公开除名。”淦耀说。

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意图一边与下面勾兑，裁判真正的意义和比赛的公平就这样被慢慢消解。在这条利益链上，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由此攫取了比赛胜负的决定权，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

据知情者透露，南勇曾经想控制裁判的委派权，但是张健强不让。后来，无论是南勇还是杨一民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相互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好。只是碍于张健强的业务能力，足协高层才没有把其降职成普通工作人员。这样强硬的性格和空前的控制欲，让张健强在裁判界有着更高的控制权。“那时候，强哥（张健强）真的是绝对的老大，没有一个裁判敢在他面前如何如何，否则，你就别想执法顶级联赛。谁都知道执法甲A要比执法甲B和乙级的利益多，所以，大家都服他。”

足协对于主管裁判人员的选拔向来剑拔弩张。在谁主管裁判以及谁来具体负责裁判的问题上，数次闹得不可开交，夸张的时候差点拳脚相向。南勇在2009年1月19日上台后，曾经想改革裁判的管理，成立“裁判部”，委派“自己人”担任裁判部的主任。足协高层都对这个提案拍了桌子，但最终，在南勇“失踪”之前，“裁判部”仍未成立。

“龚建平的事是最不好的一个信号，它让裁判员明白了，法不责众。拉出一个垫背的，欺骗了舆论和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

（文 / 李翊） 中超裁判人生国际足联杯具金哨陆俊北京体育大学广州足协周伟新世界杯中国足球足球